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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诗 | 词 | 曲 | 八比 | |
甲 | 主唐前 | 主盛唐以前 | 主五代北宋 | 主元人 | 主正嘉以前 |
乙 | 主唐后 | 主中唐以后 | 主南宋 | 主明人 | 主隆万以后 |
又指出：“凡文、诗、词、曲之对峙，大抵爲文质之殊”，然而并非“尽争文质”，如词之体“本属文，无纯质之派”，至于八股时文，则更与文质无关。因此，“惟正变之说足以该之”。唐释皎然作《诗式》，对复古通变下一定义：“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又曰：“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变多而复少。”鉴泉以爲“其论甚精”。解释说，变与复，“本相因依”。宋代以前之“复”，“虽复实变”，如开元、元和诸诗家，虽反六朝而复魏晋，其境界却较魏晋大爲拓展。而宋以后的“变”，“则虽变实复”，“如明及近世之主八家文者，虽曰沿中唐以后之变，而实遥宗两汉”。总之，所谓通变，乃“更迭循环”，三四次来回后，“则于近爲变，于远爲复，今之所复，即昔之变”；对峙形成，“两弊皆着”，调和之道于是兴起。因此对于所谓正变，不可死看，“复古者所复不必爲正，顺变者所顺或且爲古”。[23]
明人袁小修（宗道）论诗曰：“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近人周书昌（永年）论文曰：“文必有法而后能，必有变而后大。”谭复堂（献）论词曰：“凡文字无论大小，有源流即有正变，有正变即有家数。”鉴泉认爲：“此三说如一说，乃论文派之原理格言也。”凡一文体初兴之时，必是疆界分明，不与其他文体相杂而自成其体。“其后则内容日充，凡他体之可载者悉载之，异调日众，凡他体之所有者悉有之，于是乃极能事而成大观。”这本是“事物之常”。例如：“诗之初本以道情，而后乃记事说理矣。碑铭之初本浑略，而后乃详实如传记矣。词之初本通俗，而后乃典丽似骈文律诗矣。五言诗如磬，而亦可作笳鼓之雄音。游记本地志之流，而亦作小说之隽语。”（按：原文“诗之初”作“诗词之初”，显爲排字之误，玆改正。）凡此文体之变，到了极点，必弊端横溢，“于是有识者持复古之说，绳之以正体”。李太白所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韩退之所谓“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何仲默（景明）所谓诗坏于陶渊明；刘后村所谓“宋诗止是四六、策论之有韵者”。凡此皆爲“复古守正”之说，爲上表中甲派所主张。“然复古太盛，则其弊拘隘，于是有识者持顺变之说，扩之以容流。”故刘孟涂（开）以爲，文体至唐宋八家“始备”；陈石遗（衍）论诗，主开元、元和、元祐，以爲此“三元”如“辟土啓疆”，“若专守骚、选、盛唐，惟日蹙国百里”而已。凡此“皆通变之说”，爲表中乙派所持。古时论者，以甲派爲多。明末的公安、竟陵、浙东诸派，以及清初作《原诗》的叶横山（燮），则“专论本质而开容广之风”，所强调的是文之内实。[24]
鉴泉以爲，通变之说自明末而盛，正变之说却并不因此而废。曰：“守源正者之根据在于文体，其执以非顺变者，谓其忘本而破体也。顺流变者之根据在于文质，其执以非守正者，谓其遏新而轻质也。”职是之故，“主源正者辨体甚精，顺流变者言本甚透”。（按：此二语甚精。明末许学夷力主正变说，其《诗源辨体》一书，正是“辨体甚精”。叶横山《原诗》，则爲“言本甚透”之佳例。）而且须知，“主源正”、“顺流变”二派，“非皆拘拘争格调而已”；争执之起，更在于对文学的根本见解有异。文因人而异，人有异态，文即有异调，此乃事之常，故格调不足争。乙派指责甲派“不知变调之美”，但是甲派难道不是诸调中之一调？能说其“独无美乎”？“故真能顺变者止非摹拟而不非所摹拟（如主唐诗者贱宋诗，而主宋诗者不贱唐诗，止贱学唐诗者）”。[25]（按：此论甚确。啓元白（功）《坚净居金石书画题跋·寒玉草堂书诗卷跋》谓，溥心畬（儒）“于诗力主唐人，尤尊王韦诸家，最嘲宋派……曾书落叶四律见贻，凄艷之中，有清刚之气。沧趣老人语人云：‘溥二爷作那空唐诗’，闻者失笑。盖摹古而多用现成语、说门面话，未始非贤者之一眚。”[26]可见凔趣（陈寳琛）之所讥，不在唐诗本身，而在学唐诗者之空而无内实）。“根极本质而容纳异调”，实爲论文者所当持的态度。然而“摹拟亦不可废”，因爲凡作艺术性文字，必有“词格”（即一己的风格或格调），“词格固不能无摹拟”，“岂能人创一格”？（按：今人大谈所谓创意，少读甚或不读古典，实则是追赶时髦，摹仿世俗下劣文字。）“徒摹词而无质固不可”，然而若是“摹词而不害其质”，又有何不可？故曰：“异调固当容，内实固可充，而文之大体则不可逾越。”因此，“诗固不当限于绮靡，而过于质直则不可以爲诗；诗固可以叙事说理，而叙事说理之文要不可以爲诗。是故诗之多隷事者可容，而曲之多隷事者则不可容也。废宋诗者非而贱明曲则是”。原因在于文各有体，体性异则格调亦当有异，“大体不以小变而没”。若“极其宽”，“则不但宋诗当取，苏、辛不当外视，即卢仝之怪，邵雍之质，亦皆当取”。若“极其严”，“则诗不可入词句，词不可入曲句”。欲宽严得其平，必须一面知言论世，一面尽艺术之工巧，此即：“取知言论世之质则极宽而不爲滥，立穷工尽巧之凖则极严而不爲拘”。要而言之，宇宙之中有异有同，有常有变，“灭异固悍，忘同亦诬，过变固愚，乱常亦谬也”。[27]
以上乃就某一体而言者。鉴泉以爲，“若夫综羣体而论之，则通变之说胜矣”。焦里堂《易余籥录》论诗、词、曲递相嬗变之迹颇详，以爲“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汉取赋，魏晋六朝至隋取五言诗，唐取律诗，宋取词，元取曲，明取八股，是谓“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王国维《人间词话》亦有类似看法，曰：“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鉴泉以爲：“焦、王之论，可谓勇且决矣。世间有此文，则文中有此品，文体固无所谓尊卑也。《四库》不收曲词、时文而鄙弃明人小品，斯爲隘矣。”然后又补充说道：
赋之爲诗，诗之爲词，词之爲曲，其变也乃移也，非代也。盖诗虽兴，而赋体自在也，铺陈物色固有宜赋不宜诗者矣。词虽兴，而诗体自在也，叙事显明固有宜诗不宜词者矣。曲可述情，而述情之晦者不如词，故词虽衰于元而近日复兴起。时文虽兼叙事，终不同于平话，平话尚不能代曲，而况时文乎？
由此可知：“通变与守正固未尝相妨矣。”[28]
按：此论最爲明达事理。近时论者，往往固执焦、王之言，滞而不通。有编《中国诗史》者，于宋专讲词，于元专讲曲，似乎宋词兴起，宋诗必然衰落，元曲既爲一代之胜，元人便不可能作出好诗、好词。明以后小说始盛，于是讲文学史者于诗、词、文便不再重视，难道小说兴起之后，诗、文、词、曲等一定出不了好作品吗？近世白话文学兴起，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多数文学史对于文言之作，更是不屑一顾。试问：康长素、章太炎之文，岂竟不如后来装腔作势的所谓文艺性散文？（吕诚之先生以爲，康长素、梁任公、章太炎三位，“可以说是近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因爲“文学是有其时代性的，必能以向来文学界上认爲最雅驯的语言，表达出现代的思想来，才能算真正的大文学家”；此二条件，缺一不可。若依此标准，康、章二位，乃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梁任公就差一些，因爲他在雅驯方面欠一些了。”[29]又说：“自白话文盛行，而文士如鲫，以其工具易也。文之美，殊无间于白话文言。然今日之文学界，表面似极盛，实则求其真足当文士之称者，百不得一焉。无论以新文学自矜、旧文学自诩者皆然，以其本无性质，或虽有之，而所感慨者，不外乎一己之穷通，甚者饮食男女之欲，有所不足而已矣。昔人云：非公正不发愤，今之发愤者，则皆不公不正之甚者也。其动机，皆作〈如意曲〉〈来生福〉者之动机而已矣。康南海、梁任公、章枚叔之文字，今日有之乎？’”[30]按：此论最谛。七十年后之今日，工具更易，文士亦更多，而声名藉甚之所谓文学家，与康、章诸人相较，试问又如何？）陈散原、郑苏戡之诗，朱古微、况夔笙之词，岂竟不如大量口号式的政治宣传诗或拾西人吐余所谓“横向移植”的现代诗？若以此辈的看法类推，西方自长篇小说兴起以后，戏剧即成已陈之刍狗，决出不了好作品，平心以观事实，其然，岂其然乎？鉴泉与此辈相较，识见之高下，岂可以道里计？
鉴泉论文，又甚重派别。曰：
凡成一派，必有所偏重，然后能严明。从者欲其肖也，则不觉相袭，又不知变化，久乃成习气而可厌。惩其弊者又起而矫之，力斥前者之非，并其初创者而诋之，几若一无可取。然苟平心细审，则后者所重，前者固未尝无之，但较其所重爲轻耳。如攻王、李者谓其无质，而王、李固未尝全无质；鄙宋诗者谓其无华，而宋诗固非全无华。盖凡能成一家，则于形实华质固皆必具，未有竟缺其一而可爲人久尊者也。[31]
此论亦甚爲通达，爲近日多数编著文学史者所不及与知。
四、广博易良与温柔敦厚：曲与诗词之别
《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孔颖达《正义》云：“《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乐以和通爲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鉴泉以爲，诗词与曲之分际，正在于此。
诗、乐二者，古本相通。就曲而言，谓之乐；就文学言，谓之诗。故《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五十二·词曲二》《钦定曲谱》条曰：“自古乐亡而乐府兴，后乐府之歌法至唐不传，其所歌者皆绝句也。唐人歌诗之法至宋亦不传，其所歌者皆词也。宋人歌词之法至元又渐不传，而曲调作焉。”鉴泉以爲，“《提要》此论大体不误”，然而“仅言曲之承诗、词，而未言曲之异于诗、词”。溯源而论，“三者之原固递嬗而成，然至今三者并立，则各有其妙而不能相幷。不可相易”，不仅杂剧、传奇与诗、词显然不同，曲中之套数，其篇幅之长非词所有，即使是曲中小令，亦与词之小令有别。〈经解〉所谓《诗》《乐》之分，“固指不入乐之诗与无文字之乐”。曲本是承乐，其文辞与诗、词之文的区别，正在于一爲“广博易良”，一爲“温柔敦厚”。诗、乐二者之相离，其来已久，“自南北朝和乐之歌曲、唐宋和乐之词，固已不同于诗体之严峻”。原因是：“盖和乐之作欲使人人听而知之，则词自不能悉都雅，而其写事义也不能不加纤细”，故曲体之“广博易良”，乃是势所必至。“惟是六朝之歌曲，宋之歌词，其句度简短，不能极流畅酣恣之致，而和声之法又渐失传，遂与不合乐之诗无大异。五言短曲已仅爲诗之一体，词虽异于诗，其后乃反较诗而加隐晦矣。惟自元以来之曲，乃能极流畅酣恣之致，不独今犹可歌，即将来歌法失传，其用亦与诗、词殊异。”并引明代曲家王伯良（骥德）之说曰：“晋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渐近自然。吾爲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是渐近人情。”指出所谓渐近人情，即是“易良”（按：此即孔颖达所谓“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正因曲之文辞“易良”，“故其内容较诗、词爲广博，人情物态，举可见焉”。就体性而言，小令“已能细详”，套数其“体益大”“至于杂剧、传奇，则连折累齣，加以科白，益详益细”。诗、词即使“偶有叙事之长篇”，岂能臻于如此？杂剧、传奇本与小说相出入，所谓“纵横之词，炜晔谲诳，小说之材，街谈巷议”。“诗与词虽亦可取此”，终究稍逊；能尽其致者，惟有平话与曲词。所谓广博易良，“其义则家常，其文则本色，家常本色则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元曲之佳即在于是。明以来之作，能合者希。所谓南词者，大都诗、词之变相耳，以诗、词法作曲，以诗、词论曲，虽未至大乖，固已离其本矣。”[32]此乃鉴泉对曲的根本看法。
明初涵虚子（朱权）《词品》分散曲爲黄冠、承安、玉堂、草堂、楚江、香奁、骚人、俳优等八类。鉴泉认爲：“此八者皆不过就旧曲所有分之耳，实则世间一切事义皆可爲曲材，剧曲犹必取情节多曲折者，散曲则直与诗境同，岂止此八者耶？”然而“今传元人散曲，其内容较剧曲尤狭”，“十之八九爲黄冠、草堂、香奁，虽其间嘲笑之作，可见民风”，但祇是细事而已。原因在于“元人风气頽惰”，更在于曲本是“起于乐歌，未经推扩”。又曰：
盖近世合乐之歌本以侑宴，止取足供闲娱，而授之伶伎，又必肖其声口。故止有庆贺、写景与艷冶、言情之词，唐、宋之词，元、明之散曲皆如是。词在五代、北宋，亦十九爲景词艷词。后文人涉足其中，乃渐推广之，然世之浅识者犹尊初者爲正，而卑推广者爲变。散曲之在元，正如词之在五代、北宋。明以来人，风气拘狭，不如宋人，又以世贱此道，学者多不肯爲。故不惟不能推广，反较元人更狭，仅一冯海浮（惟敏）曲境稍广，近于词之辛稼轩，而后无继者。夫曲体本广于词，而元人套数又已发广博之端，乃体成数百年，境界尚不能与诗相比，使人视爲天定纤艷戏谑之物，岂不惜哉？诗有杜、韩、白而境大拓，曲家尚无其人，此后起之责也。[33]
鉴泉夙抱经世之志，却孜孜于论曲，目的爲何，在此和盘托出。在他看来，文学的基本作用在于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故最上乘之作，必须境界广大，具救世之心，存喻世之念，故诗取杜、韩、白，词取辛稼轩（按：吕诚之以康、章爲现代最伟大文学家，亦此物此志也）。而曲因其体性关系，最能起劝世醒民的功能，可惜因历史的原因，未能尽其应有的作用。故不得不发覆抉隐，尽后起者喻世之责了。
涵虚子列杂剧爲十二科（神仙道化、林泉丘壑、披袍秉笏、忠臣义士、孝义廉洁、斥奸骂谗、逐臣孤子、錣刀赶棒、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烟花粉黛、神头鬼面）。鉴泉以爲，其第十（悲欢离合）“常与诸义相连属”，因爲凡人之情，实“不外此四者”。而情之最重者，乃在伦常，“又以忠臣烈士、孝廉节义爲正”。以此爲准论元剧，“必以《琵琶记》爲巨擘焉，非独文之美也”。其作者高则诚（明）乃学人与逸民，《琵琶记》一剧，则是《论语·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一章之讲义。“礼制废而士不得不游以求食，伦常坏而世事乱，实根于此，则诚著书寄慨，义隐微而又众喻，高深而家常，家常而高深，迥乎其不可尚已。”[34]按：此乃鉴泉社会观之根本。民国十九年庚午，鉴泉成〈游侠述〉一篇，以爲：“游侠爲华夏民风之一大端，且爲羣体之一大变异。始于战国，成于两汉，其风流衍，至今尤烈。”[35]游侠之风有其深层原因：“华夏开化，早定农居，封建之制与井田俱立，部落即农村也。度地居民，是谓地着，各安其俗，死徙无出。故曰：王道始于乡。老子、孟子言之明矣。及兼幷争疆，慢其经界，而畴人子弟亦失其官业，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至四方。文者以游谈，武者以力奋，是谓‘宾萌’，滔滔皆是。”[36]鉴泉认爲，《琵琶记》的社会大背景，正在于此。
他又深信：“孝弟爲仁之本，王道始于家乡。弟之在乡，由家而推也。”[37]高则诚所以寄慨者在此。此义攸关乎二千余年治乱安危之大，故曰高深，然而又爲常人所能理解，故曰家常。此剧既高深，又家常，且有忧世慨时之苦心，故推爲元曲第一。至于施君美（惠）《拜月亭》，“文之本色与《琵琶》并称”，但王元美（世贞）谓不如《琵琶》，而徐阳初（复祚）非之，曰：“《拜月》无一板一折非当行本色语，弇州乃以无大学问爲一短，不知声律家正不取于宏词博学也。又以无裨风教爲二短，不知风教当就道学先生讲求，不当责之骚人墨士也。又以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爲三短，不知酒以合欢，歌演以佐酒，必堕泪以爲佳，将〈薤歌〉〈蒿里〉尽侑觞具乎？”鉴泉则认爲徐氏此说甚谬，因爲“学问非谓博学，风教非谓道学，乃谓命意合乎讽劝教化也”。剧曲“若不讲命意，则伶工固优爲本色语，何必骚人墨士”？骚人墨士若舍弃风教学问，则祇是江湖清客而已。王元美所谓堕泪，乃是指感人，“非专指悲哀”。更须知剧曲本属乐教，“岂仅侑觞之具”？王伯良以爲，剧曲必当有关风化，“《拜月》只是宣淫”。鉴泉甚韪其言。又说：“王国维氏谓元曲之妙千古无比，而作曲者胸中之浅陋亦千古无比。此语甚确。”至于“明以来之剧曲，则十九皆说男女之情，幷仙道、林泉亦少”，如谚语所谓“剧曲不离二言，男子落难，女子嫁汉”，爲鉴泉所不取。在他看来，曲之佳，全在“广博易良”，而欲成就广博易良，则义须家常，文须本色。“所谓家常者，事无取于宏大，义无取于高深。盖主情不主智，《诗》教所以异于《礼》《书》《春秋》；主讽劝而不主考征，小说所以殊于史传。悲欢离合之情，人所同具，不必好学深思之士也。”孔季重（尚任）《桃花扇》，虽“字字征实”，然而“非爲南明作史”，而是“寓褒贬考治乱”；此其所以爲佳。汤义仍（显祖）“临川四梦”，则“托于美人香草，以自抒其牢骚旷达，陈义非不深，然非深思者莫能喻，亦只见其诲淫而已”；此其所以不足。[38]
词曲专家卢冀野（前），与鉴泉论学甚契，鉴泉爲作〈曲雅后序〉，以“广博易良”爲论曲之准，曰：“诗以浑蓄爲长，而曲以快显爲长，是亦敦厚与易良之殊也。”以爲“尚隽”与“本色”二端，乃“曲之所独”。又曰：“郑板桥论诗，谓当沈着痛快，直以快爲诗凖，不免乖柔厚之旨”，然而自有其见地。古时有句云：“令德唱高言，齐心同所愿”，可知其“未尝不贵易良，初不因柔厚主文而遂以艰晦爲尚也”。但是这一说法不同于“今日主白话者之意”；白话诗虽兴起未久，却“駸駸入词曲”，趋于艰晦一路，背离了“易良”之准则（按：近时所谓现代诗，去易良更远，当爲鉴泉所不许）。总之，“诗、词、曲三者各有其体，固不能相夺。然曲若盛行，则欲浑厚者爲诗，欲快露者爲曲，词虽存，势殆不能与相埒矣”。但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曲境须能广。即此可见鉴泉之祈向。以此论诗，则以爲“伦情民风可道者多，而前人罕道，欲拓土开疆，应在于是”。曲因其体性，能“以痛快易良之词道伦情民风，其力盖有过于诗者”，此即所谓广博。曲若能广博，则“当益盛益重，不至再被轻爲诗、词之附庸矣”。[39]
以此眼光看词，恐不免稍偏；[40]以此准则论小说，则别有一番精辟之见。
五、小说裁论
“小说”一词，中国传统用法与西方观念颇有异同，而近时论文学史者，对二者的分际往往辨别不清，因而时有淆于名实、进退失据之处。鉴泉思辨力极强，论事条理甚爲清晰，对于当时学界自远西输入的新说，既不深闭固拒，又不盲目跟从。其〈小说裁论〉一篇，即爲一显例。
此篇开首即云：“著述之林，流失而大异于源、名误而淆于实者，莫如小说。”今时言小说者，皆知其“自是一种，不混于他”，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泉长于流略之学，既“详究史子源流，乃知小说自有本体”，欲论小说，先须明其本体。
小说之名，由来甚早，《汉书·艺文志》列小说家爲诸子十家之殿。既自成一家，必有其原因。明此原因之先，须知何谓“家”？鉴泉以爲，“古之称家，有广狭二义”。“凡著述记数之号”，皆可称爲家，此爲广义。狭义则是“九流十家，各有宗旨，所谓能成一家言者”。“必重主观者”方可当此狭义，“非客观叙述之所可混”。其次须明何谓“说”。说亦有广狭二义。“广者诸子百家之通名”，古时学在王官，“惟守典章”，至战国，官学失守，诸子遂起，不局限于典章，而自立一说，“是皆谓之说，所以别于守故事之学也”。“传说故事，口耳流播，异于史职之书者”，是谓狭义之“说”，“不必覈实，形容铺张，而多甚溢之词”，与“严而期实”的史职之书不同科。[41]
鉴泉因此说道，知“家”字之义，则知小说必须有宗旨；知“说”字之义，则知“质实记事之书不得爲小说”。然而有宗旨者乃子书，“说事者则史之流”，二者显然不是同质，爲何可以连称爲“说家”？鉴泉承章实斋之说，以爲：“古人重事，诸子之宣传其义，少以虚理而多以实事。儒者承孔子之传，其所称道，多是史实。余则大氐采传说而已，故多依托失真。”同时又指出，“失真非其所患”，因爲“彼等以立义爲宗，非以记事爲志，取足以达其旨而已”。韩非书有<储说〉、〈说林〉，“征事明义”；刘向撰《说苑》，“亦杂论议叙述之文”。由是而言，“则诸子皆可称说家”，又爲何独此一家称“小说家”？鉴泉以爲，“小说”一词，正指“说之小者”。《庄子·外物》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即爲一例。儒、道、墨、名、法诸家，“皆有经纬本末而成统系”，乃说之大者。“此外立说者虽有宗旨，而其论短浅丛碎，不能成统系”，与诸家相较，便称爲“小”；既是短浅，“则非真能成一家言”，然而仍有其宗旨，因此附于九流而不入九流之数，“盖几爲九流之賸矣”。九流诸子，“虽皆采传说故事，用纵横之文”，而其论理颇详，说则非其所重。小说家则不同，其论理之文不足，“惟视此说事之词，有以见取于后世”。“诸家皆有说，而是家独以说着”，厥因在此。“向来之著录多混史流于小说”，其故亦在于此。[42]
小说之不同于史流，除“有旨而失实”外，“尚有当究论者”。“一切著述皆当有旨意”，史书自亦不例外。但须知：“史流与小说虽皆述事，皆有旨，而其所重则大异。”史流“以实写客观事实爲期”，以“观势之识”爲旨，是谓“主由客生而属于客”。小说则“以达其主观意旨爲期”，所写之事不过是“证旨之文”，是谓“客由主生而属于主”（按：原文“属于主”作“属于客”，显爲排印之误，玆改正）。鉴泉又指出，一切述事本“不能尽得其实”，史书亦然。另一方面，“小说所书，又岂尽非实？”既然如此，爲何以“失实”别小说于史流？回答是：“史流、小说，记事虽皆有失实，而其志则异。”史之志在求实，其叙述之态度是“严正而崇质”，若偶有失实，乃“生于过误”。小说则志不在求实，其叙述之态度是“扬厉而尚饰”。二者之别，犹如“今俗之官厅报告与市肆平话”之殊。所谓有旨，并非必然是“述一义成一家言”，祇是“有意旨”而已。所谓失实，亦非“全爲虚造及有过误”，祇在“增饰不顾实”而已（亦即虚构并非小说的必要条件）。“惟其有旨，是以失实。”因此，凡“真爲说”者，尽当入于子家而不与史混。至于史部记事之书，则“自当名爲传记”。[43]
小说的义界既明，便可对向来视爲小说之物，作一裁断。以《世说新语》爲例，鉴泉以爲，所谓世说，即“时世之说，犹《诗》之《国风》也”。“史家据事直书，刊除毁誉之词，此则就其毁誉而陈之”，然而“凡书中毁誉之词，皆世之所说，非作者之意”。小说必当有旨，既无作者之意，与真小说终隔一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所著录之小说甚多。“徒观其数，必意小说忽然兴盛”，其实是大谬不然，因爲非小说者滥入不少，而真小说虽未亡而已就衰。“所谓非小说者，凡有三端：一曰记神怪之书，二曰零条之传记，三曰杂碎之杂记书钞。”又，神怪之书亦可分二类，“一爲诞异，二爲鬼神报应。二者皆起于六朝，前者有可入小说者，后者则不当也。”鬼神报应之事，当时人皆以爲具有征验，绝非虚造，其意在明因果，劝善惩恶。“观者虽或不信，而作者固以爲信，非采取传说，扬厉文饰，以达己意之比也。”惟有诞异之书而具作者之旨意者，方可视爲真小说。[44]
鉴泉认爲，真小说在唐代是传奇，宋以后则是平话。曰：“古小说本民间之口语、诸子之賸余。及至东汉以来，诸子衰绝而史流盛广。惟汉晋间名誉风流之传播语林，《世说》所载，可称小说。自余记载，皆是史流。即记鬼神之书，亦本传记而非小说。”唐代传奇之体，乃属别创，虽貌似承继六朝志怪，实则不然。唐世传奇与诗赋，同爲举业，“故其文用诗赋之法”，属骈俪一路，“要不外乎描写纤委而文词艷丽”，与古小说文体显然不同。“凡叙事，纤则必增，丽则必饰，炜晔扬厉。”说之所以爲“说”，端在于此。即使实有其事，实有其人，如此叙述，便是小说，与是否“幻设”无关，而且唐人小说“亦本非尽幻设也”。幻设之寓言，如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所举〈大人先生传〉、〈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醉乡记〉之类，则自古有之，与唐传奇“当别爲二”。韩退之〈毛颖传〉、柳子厚〈蝜蝂传〉等，乃“寓物”之作。退之〈圬者王承福传〉、子厚〈郭橐驼传〉，“则又因实事而发论，与上二者皆不同”（按：“因”，原文作“固”，显爲排印之误，玆改正）。此三类均与唐传奇殊科，“本皆周秦诸子之旧例，旨在议论，不在描写，本非小说，亦非传记。”总之，唐传奇乃诗赋之变体。“古书文简，小说之炜晔扬厉，多在于口，其唐传奇则炜晔扬厉在于文矣。故古小说附于九流，而唐传奇则并于诗赋。”然而二者都是真小说。[45]
至于平话，虽爲旧日论文者所不取，实是真小说，“与纵横家本有关”。明末柳敬亭，“以说书游士大夫间，能以说感左良玉（事见《桃花扇》）”，正是纵横家遗风。鉴泉以爲，话本不仅是“小说正体”，而且“旁啓曲剧”。宋代曲剧，祇有韵文，且情节简略。其后“采话本以爲宾白体，乃大成”。北剧的宾白，正如话本；南剧则袭用“传奇”之名。其间的承袭关系，可推想而知。[46]
唐传奇虽爲真小说，然而“其所取材，则艷情、勇侠居多”，西洋古代的罗曼司（romance）亦是如此。明以降，始有“直写人事”之作。鉴泉指出：“夫人事多矣，而独重此者，其故在于人性。”又说，中国人性，南北不同，因地气而判分，有刚柔之异。“东南之气过则爲淫，西北之气过则爲杀。人情之激烈者，亦莫如欲爱与暴怒。”因此，“市井之所乐闻者，亦惟诲淫诲盗之书”，《水浒》、《红楼》乃其标识。（按：鉴泉论史，主纵横二观，纵观乃时风，横观即土风，故其论文学，亦多注意时代与地域差异之影响。）胡适曰：“近世白话小说可分南北两组，北方评话小说，南方讽刺小说。”鉴泉认爲：“若论南北民风之别，则不如是。”北方固是重侠义，“南人则不以讽刺爲长”。南风的特点，实在一“淫”字。开其先者乃《金瓶梅》诸书，“《红楼梦》之作者虽北人，而染南风，所道亦居南方之事”。[47]由此可见，鉴泉论小说，与今人大异。以《水浒》而论，鉴泉对于金人瑞、王仕云的评点，颇不赞同，以爲此书其实未必有多少寓意，曰：“此等书本闾里所传，作者非必有宗旨。金、王所举微文隐义，皆读者所见而已。”[48]而且《水浒传》所描写者，主要是“闾里之侠”，所旁及者，“仅官吏、胥役、市侩、倡家”。“近日小说，内容较广”，但“多偏于妇女”，以取悦于俗人。凡此皆可见其取材之不足。[49]
鉴泉所最爲推重者，乃《儒林外史》，以爲“自有平话以来未之有”。“全书眼目”，则在“功名富贵”四字。咸同间中兴名臣沈文肃（葆桢）及朴学大家张啸山（文虎），皆“好读是书”。“文肃善判事，论者以爲是书之助。啸山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鉴泉以爲：“其书所列武将、贵游、妇女、僧道、医卜、农商、方士、剑客、流民、胥役、奴婢、娼优，无所不具，而士尤多。八股腐生、斗方名士，皆爲可恶，而名士多诈欺，腐生反诚实”，故书中特著名士之丑。今人以爲此书深恶八股，其实最厌恶的是名士。“书中备载杂流，而独名‘儒林外史’，乃深责儒者”。而儒者之所以如此卑劣，全因“功名富贵”而起，故此书“备着五伦之义，以明重轻”，并注意于礼乐教化。全书“至精之义，尤在辨别德器”；所写上中下各色人物，“纯驳浅深高下，在于毫厘”。[50]鉴泉推重此书，除意旨以外，还在叙事之妙。认爲“近人论小说者，取西洋大部之法，注重结构，嫌是书爲松散”，然而“是书叙事，由此牵彼，随叙随终无归结，一囘亦完，十囘亦完，使读者无所牵系，斯得行云流水之乐”。须知“小说平话之妙，在直书其事而褒贬自见，描其情状声口，读者自得之于言外”。《儒林》全书，“无一议论，借此骂彼，以彼形此”，是谓“激射之妙，亦不待议论”。[51]
“近世西方，小说盛行，于人生无所不谈”，而中国向来的小说，“乃仅述仙鬼勇侠艷情之事”，“两方相较，斯爲陋矣”。鉴泉因此发问道：“夫同此人生，同是社会，才人文体，多且过之，何爲皆不留意于此？此体独不发达哉？”回答是：“盖有之，而人未察耳。”可说中国长篇小说不发达，但不可说短篇亦不发达；可说无如西方描写之细，但不可说“无如其结构之精”。鉴泉认爲：“西洋之文学，初爲史诗、讽刺诗，皆说人事。后变爲悲剧、喜剧；剧以浑一爲尚，纵不能远及前后，横不能广及环境。故由故事而变之罗曼司。及近世，长篇短篇小说代之而兴。既有小说，诗遂但爲写感抒情之用，罕复叙事矣。”中国的情形则不同，“诗本兼叙事”，如《诗·大雅·文王》诸篇及〈焦仲卿妻诗〉、〈木兰词〉等，亦犹如西方的史诗。其后之诗，则“局于写感抒情”。“及至中唐，承乐府之绪而恢扩之。七言歌行广说人事，实与彼之短篇小说同其体用。”至于传奇小说，则仅如西方之罗曼司；“既有叙事诗，传奇遂衰。”[52]
鉴泉自谓，因嗜读叙事诗而嗜读西方短篇小说，二者读法相同；既读此类短篇小说，愈觉中国叙事诗之妙，因其作法相同也。此类诗以歌行爲多，“唐以来作者甚盛，往往功不深，名不着”。其所以可采，乃在“题材实而情感真”。西方小说之盛，亦由于此。然而“今之讲文学史者”，徒知津津艷羡于西文，“而于此忽焉不加意”，一说到中国小说，仅知举施耐庵、曹雪芹、吴敏轩（敬梓），“以与司各脱、迭更司、都德相抗，何其疏与！”他于是“略举数篇以示例”：“写民间疾苦者”，如杜甫〈石壕吏〉、〈羌邨〉、〈兵车行〉，白居易〈折臂翁〉、〈卖炭翁〉，元李思衍〈鬻孙谣〉；“写伦常之情家庭之事者”，如清郑珍〈题书声刀尺图〉，郑板桥〈孤儿行〉、〈后孤儿行〉：“写风俗者”，如汉乐府〈羽林郎〉、〈董娇娆〉，王建〈羽林行〉、〈镜听词〉；“讽刺者”，如杜甫〈丽人行〉，清田茂遇〈孤儿行〉，金和〈初五日纪事〉；“凭吊感慨者”，如杜甫〈哀江头〉，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琵琶行〉；“写琐事者”，如乐府〈陌上桑〉、〈妇病行〉，杜甫〈茅屋爲秋风所破歌〉，清江湜〈峄县有作〉；“止写一时之景者”，如韩愈〈山石〉，江湜〈岸旁〉。他以爲，凡此诸作，“核之近世批评家所论短篇小说之原理、法式，无不合者”。而且“不独叙事诗爲然，即短章亦有之”,如清查慎行之律诗，“倘依其次第，衍爲散文，非近世最精之短篇乎？”又说：“以上所言，皆写断片者也，若描写整体之作，诗之近于传奇小说者，亦复甚多。”〈焦仲卿妻诗〉、〈木兰词〉之后，如白居易〈长恨歌〉，清胡天游〈李三行〉，王闓运〈李青照妻墓下作〉（按：原题作〈拟焦仲卿妻诗一首，李青照妻墓下作〉，〈小说裁论〉“青”误作“清”，玆改正），金和〈兰陵女儿行〉，“并皆佳妙”。至于王世贞之摹古乐府，吴伟业之长庆体，“虽事鲜曲折，非如小说之描写，要皆中国仅见之史诗也”。[53]按：鉴泉此一见解，新颖而精卓，向未有人道及，可见其学问与思辨的功力。
鉴泉治学，志在经世，其所以重视剧曲与小说，以贴近现实生活、觉世牖民爲尚，乃在有见于这两种文学体裁的社会教化功能。此爲其文学观的一大特色，即摆脱了旧时士大夫的雅俗偏见，注意于社会下层的文学以及精英文学之普及于下层。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1905年6月29日）《时报》刊载〈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上下二篇，主张以小说开通社会风气。上篇提出三解。一是：小说须有味兼有益。有味而无益，无与于开通社会风气；有益而无味，虽其心可敬，而无与于小说之本义。二是：欲小说之有味有益，提倡小说者必须“善察社会情形”。三是：“小说之所以有益于社会者，爲其能损益社会之过不及而剂之于平也。”下篇又提出二解。一爲：“当补助社会智识上之缺失”。二爲：“当矫正社会性质之偏缺”。[54]鉴泉致力于剧曲、小说，与晚清以来此一风气有关，其有进于清末维新诸君者，乃在秉承先秦哲人的理想，并不全以西方观念爲准绳（按：此爲鉴泉治学的基本精神），自其推重《琵琶记》，不取《水浒》、《红楼》（按：其对《红楼》的看法，似或稍隘）诸事可见。
（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二十七辑，2009年）
【注释】
[1] 有关刘沅思想行谊及刘门教，请閲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三十二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351-1384。
[2] 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六，《论语注疏及补正》（台北：世界书局，1990年，影印本），页108-109。
[3] 《汉书艺文志通释》卷首，《张舜徽集·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67。
[4] 《文学述林》卷一〈文学正名〉，《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3。
[5] 《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文学总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38。
[6] 〈文学正名〉，页4。
[7] 同上。
[8] 同上，页4-5。
[9] 同上，页5。
[10] 同上，页6-7。
[11] 同上，页7。
[12] 《现代中国文学史》（台北：明伦出版社，1972年，影印上海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六年增订本），页1。
[13] 《文学述林》卷四，〈陆士衡文论〉，页108-111。
[14] 《文学述林》卷一〈论文通指〉，页8-9。
[15] 同上，页8-9。
[16] 同上，页9-10。
[17] 同上，页10-11。
[18] 《缪钺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二卷《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页220-221。
[19] 〈论文通指〉，页12。
[20] 同上，页12-15。
[21] 《外书》卷一，《推十书》（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一册，页632-634，635。
[22] 〈文体演化论辨正〉，《文学述林》卷一，页25-27。
[23] 〈文变论〉，《文学述林》卷一，页15-16。按：“复古者所复”后，原书衍“者”字，玆删。
[24] 同上，页16-17。
[25] 同上，页17。
[26] 《啓功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384。
[27] 〈文变论〉，页17-18。
[28] 同上，页18-20。
[29] 〈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遗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上册，页399-400。按：此文原刊于1946年1月《月刊》第3期。
[30] 〈文学批评之标准〉，上书，页487（“求其真足当……”，原书“足”作“是”，显爲排印之误，玆改正）。按：此文原刊于1935年《中国语文学研究》。
[31] 〈文变论〉，页20。
[32] 《文学述林》卷二〈曲论〉，页58-59。
[33] 同上，页60。
[34] 同上，页59-61。
[35] 《右书》卷二，《推十书》第一册，页228。
[36] 同上，页229-230。按：《汉书·食货志》云：“理民之道，地着爲本。”顔师古注：“地着，谓安土也。”是爲鉴泉所本。“地”，原文作“他”，显爲排印之误，玆改正。
[37] 同上，页234。
[38] 同上，页61-63。
[39] 同上，页67-68。
[40] 按：缪彦威先生论词曰：“诗能言文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文之所能言，则又因体裁之不同，运用之限度有广狭也。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又曰：“词之所言，既爲人生情思意境之尤细美者，故其表现之方法，如命篇、造境、选声、配色，亦必求精美细致，始能与其内容相称。”见其〈论词〉，《诗词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54、56。此文亦收入《缪钺全集》第三卷《冰茧庵词说》。按：此说甚谛，爲鉴泉之论所未及。
[41] 《校雠述林》卷四，《推十书》，第二册，页1705-06。
[42] 同上，页1706。
[43] 同上，页1706-07。
[44] 同上，页1709-12。
[45] 同上，页1713-15。
[46] 同上，页1717。
[47] 同上，页1722-23。
[48] 同上，页1718。
[49] 同上，页1721。
[50] 同上，页1719。
[51] 同上，页1721。
[52] 同上，页1723-24。
[53] 同上，页1723-26。
[54] 引自《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八月），页163-168。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