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机与领袖责任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廿四日戊午 耶稣2015年4月12日 在充满压力的时刻，文明的面具就会被撕掉，暴露出……生冷人性的原始面孔。但引起文明衰落的道德责任却要落在领袖们的头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p.141） （一） 社会危机造就英雄，叱咤风云；呼唤伟人，力挽狂澜。社会已幸存下来，这是与他们的劳苦功高分不开的。至于那些转嫁危机或发动战争者，那是罪恶滔天，另当别论。 只是在社会病入膏肓、走投无路之际，“极权主义”才有可能、有必要应劫而生，即时拯救。由于集“内忧外患”为一身的极权或专制，本身的负面尤大、且又难被“制衡”——极权或专制俨然是“忧患的化身”；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万恶之源”，但这是倒果为因、有眼无珠。 自从五四以来，西化的“线性思维”的华人知识群体，对古今中国硬是做这般“盖棺定论”，即：东方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乃一脉相承，已经根深蒂固，需要拔本塞源！他们配合“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开门揖盗，里应外合；分裂政治、社会与国家，加剧忧患，恶性循环；从而招致更阵痛的“变革”，招来更严酷的“专政”。 “制度决定论”是非常愚蠢的。对于任何国家而言，专制或极权都是“排忧解难、救亡图存”的权宜手段，是特殊时期的“必要之恶”。进而，如果我们相信，“文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那更是头脑简单、不明事理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民主与不民主互为因果，而且前者是“原罪”。 （二） 20世纪是西方的“原罪爆炸”的总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大萧条、阶级斗争风暴和冷战，以及诸多的其他类型的“战争与革命”。不同国家所承受之轻重，取决于其内部紧张之向外疏解的顺利与否。大体上说，欧亚大陆的西部及西方所控制的海洋地缘，易于向外宣泄矛盾。而其余世界——特别是欧亚大陆的东部——则相反：不仅不能宣泄，反而被宣泄（沦为列强和霸权的牺牲品）。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只是暂时现象而已（目前，世界性的发展中心和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正在从欧美、北美，转到亚太、东亚）！ 20世纪，欧亚东陆（东欧、东亚和俄罗斯）遭罹了除了北美以外的西方自残的世界大战之外，还单独承受了“原罪爆炸”的剩余能量——阶级斗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它们在“地缘政治”上很被动，而易遭遏制，无法正常参与“全球循环”（世界市场）。由此，在原有（传统）的社会稳定、和谐秩序与生存方式都被破坏的情况下，它们向外的出路又被堵死，结果内外祸患皆聚爆于內，从而发生民族浩劫（内战、革命或阶级斗争）。 对于一个深陷危机和祸乱的国族，如果没有极端的制度与领袖来强制整合；那么，该国族就会分裂混战，列强与邻国乘机卷入，种族灭绝，趋于消亡（例如俄罗斯先后于1860年代和1944年支持极端教派，在中国西北地区屠杀汉人）。尤其是西化思潮泛滥成灾的20世纪中国（传统的“同心圆、大一统”分崩离析），如果没有“时势造英雄”——“超人、强人”出来极端整肃，力挽狂澜；那么，乱不可收，炎黄相屠，四邻乘机吞噬，列强乘势灭种。 （三） 回顾一下近现代世界历史。各国在祸乱之际，都会有强人超人“横空出世、代为收场。”例如，17世纪的英国，国会与国王内战而出现克伦威尔（“护国主”）；18—19世纪之交，法国革命而有出现拿破仑（“法兰西人民的皇帝”），1917年俄国暴乱而出现斯大林，1930年代德国危机而出现希特勒……。对内整肃，无情镇压仅是手段，旨在合力向外，民族求生。然而，比较起来，只有中国是从危机的谷底实现了“和平崛起”的；而其他大国的摆脱危机的方式，则都是“嫁祸于人、输毒于外”（商鞅语）。详述如下： Ⅰ.克伦威尔的英国屠杀几十万爱尔兰人，又打败荷兰而夺取海洋霸权；英国内乱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加上稍后1688年“光荣革命”，君主立宪，直到“世界工厂”），这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正好掐住欧洲的海洋咽喉，也是攻略世界的最佳地缘。 Ⅱ.在地缘政治稍差的法国，由大革命所汇聚起来的“斗争能量”，被转化成了拿破仑战争，横扫欧陆，却旋踵惨败；由此，1789年后的近百年，法国屡经革命与战争；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清廷转让越南，加上稍后瓜分非洲，其民主与人权才得以确立起来，但走上了世界大战的不归路。 Ⅲ.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与海陆均被其他列强堵死（例如1904—05年日俄战争），因而矛盾返内、向心聚爆；于是，1917年革命建立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专政，数十年死人几千万。这是“唯一选择”，否则的话，俄罗斯就会消亡。为了疏解苏联的困境，斯大林以鲸吞蚕食邻国（东欧和中国的蒙满新疆）；进而勾结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1939年8月23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周，签订瓜分波兰的“苏德条约”。1940年苏德两国形成分割世界的“准同盟”），却惨遭突然袭击，国殇两千万人。所幸它与美国联合而打败轴心国，分得“陆地霸权”。 Ⅳ.由民主选举上台的希特勒“不负众望”，很快使德国摆脱了危机，经济复苏、且是更大繁荣；却走上了这条以战求生、民族自杀的不归路。德国的“地缘政治”是海路不畅、陆地受困（就总的地缘政治而言，那时的欧美比其余世界优越；而德国则逊于英法，好过俄罗斯与东欧），因而，它最终失败，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如果不是远离战祸的美国，以极大的有生力量卷入其中，德国是不会输的）。 （四） 再来看中国。中华文明本是自我稳定、可持续性，而且还一直维护这超国家、泛世界的和谐（天下太平）。但近代发生了逆转：列强交侵，五四变古；中国因而也有了西方式的、而且是最大的“原罪爆炸”（斗争能量）——神州亿兆蜕变为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其中的一部分直接转为救亡图存的“正能量”：反法西斯战争，从而中国享有“战胜国、联合国”；但更大的一部分汇成“人民战争”的洪流，新中国应运而生（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美国的德黑兰—雅尔塔“秘密外交”：为了“复兴西欧”，诱使苏俄重返东方，顺便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剩余”注入中国革命）。 毛驾驭了人类时空中最大的“爆炸性能量”（佛云：“心造地狱。”五四以来，西方思潮，左派造反，右派祸根），他原本是要用它来“保球籍”——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之所以未爆发，两个原因：A.核武的“恐怖平衡”；B.毛的“平衡外交”：中国两次都不失时机地站到两霸中最危险一方的对立面）。另一方面，毛对“爆炸性能量”进行了“有序释放”（以免被西化的自由主义或亲苏的修正主义所利用，里应外合，而造成四分五裂、民族自杀）；终于，他打开了倾泻“洪水猛兽”的闸门，来一次总的宣泄（雷霆万钧，排山倒海；聚得壮士挽天河，一洗尘浊清宇寰）！ 然而在此过程中，毛终于成功地创造了“历史契机”，那就是：打入西方内部，与世界共存亡！——首先是，在走向世界、参与西方（国际政治、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把亿万人民从“政治动物”变为“经济动物”，即把“爆炸性能量”变为现代化的动力（当然也是学西方、步其后尘，把“原罪、性恶”变为摧残生物圈的破坏力。此乃后话）。毛的奇功之一是，如下的“三位一体”： 1.“合纵连横”——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轮流扶植”之下，中国成为冷战的真赢家。2.“脱苏入美”——中美结盟搞垮苏联，中国在亚欧大陆不再有致命忧患，无与匹敌。3.“中国出海”——毛向尼克松争取到的。西方回馈中国：将其接纳于西方市场与经济之中，这是中国现代化与崛起的前提。 在当时，毛周邓对西方阵营（美国的“不战而胜”）的巨大贡献（四个方面）：1.在苏联的军事与核威胁压倒优势时，中国使苏联两面受敌，牵制重兵，拖垮其计划经济；2.在苏联帝国如日中天和美国反战撤军的沮丧之际，中国发动越南战争，逆转情势；3.中国挟“第三世界”有效抵制苏联的陆权扩张；4.中美联合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与莫斯科奥运会。 在中美结盟、搞垮苏联的过程中，西方赠予中国“大礼”——修正“雅尔塔体系”（亚欧东部被置于“铁幕”，在经济上与世界市场隔绝），对中国网开一面，让其“出海”，分享“全球循环”（参与西方市场与经济，享受“最惠国待遇”）。此乃“中国崛起”之前提。 毛使西方阵营“对中国开放”在先，才有邓在周恩来倡导“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顺水推舟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当然，以贯彻毛的“脱苏入美”的冷战外交来确保中国参与世界，推动社会经济腾飞，这是邓的丰功伟绩。今学者把“矛盾”（毛邓）截然分开，而把现代化归功于后者，这是违背“对立统一”的。 （五） 总而言之，人是“政治”的动物：如果生存竞争主要在外部世界，因而内部宽松，那么，该社会及人群大体上皆有“理性”（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之，如果生存竞争在国家里面，因而内部紧张，那么，该社会及人群几乎全都“非理性”（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内部宽松和有理性，则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反之，内部紧张和非理性，则祸乱、叛逆、极权和贪腐等无所不包、五毒俱全。 如此人性及社会之正反两面，都是人作为“智能生物”的本能——“适应环境”的本能（较之自然物种，人的环境优劣的反应，有着极大弹性和变率，即创造性与破坏性皆极大）。本质上，它们与文化或传统则毫无关系。西方的兴衰存亡都决定于基于“地缘政治”的海洋霸权：有了海洋霸权就有了一切——沐猴而冠于“文明极致”，失去海洋霸权就失去一切——原形毕露于“自然状态”（霍布斯语，指16—17世纪欧洲的人神火拼、族群吞噬的状态）。实际上，西方作为华夏所派生和蜕变的“子文明”，除了具有上述“社会本能”——理性与非理性，加上反自然、害生态的科学——之外，它不存在任何较高的文化或“智慧”（所谓的西方文化或传统，包括古希腊等，都是近代伪造的）。 如果说存在着“智慧”的话，那有两种：A.中国传统文化之消弭“斗争本能、原罪爆炸”，此乃人类文明演进至今之缘由；B.古今领袖中国之擅长“逢凶化吉、否极泰来”，此乃神州华夏绵延博大之法宝。我们来谈后一点。如上所述，克伦威尔、拿破仑、斯大林和希特勒等，在其拯救各自国家、摆脱危机时，无不是损人利己，而制造人间巨劫；罗斯福亦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他为西方文明扶危定倾的前提是，把共产高潮和阶级斗争“祸水东引”——牺牲东亚、东欧来换取“西欧复兴”。所以说，从她的“和平崛起”来看，中国的智慧是西方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中国崛起，时间短而速度快，没有引起战争而隔岸观火，在霸权所主导的环境中游刃有余、而不变乱国际秩序；凡此，与其他的“大国崛起”大相径庭。《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没有动摇世界秩序便成为了世界第二号大国，这几乎是一个地缘政治奇迹。”（2014年3月25日）。再者，几代中国学子执着于制度优劣的时候，中国在“弹指一挥间”走完了西方崛起的全程，而没有像西方那样破坏几大洲和诸文明，打了那么多国际战争乃至世界大战。 最后提议：当今中国，对于攻击领袖的人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西化右派应该被清算文革浩劫的罪责，尽管是他们的上辈把西方思潮与斗争哲学引入中国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