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现代价值是华夏传统的蜕化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6月7日 （一）纵横之概述 从“性恶”来说，人类永无自由。因为人是生物的非理性的“变异”（人是打破生态平衡、并且不断突破的动物），他的任何自由都是破坏生物圈的。西方的自由只是在此方面占了上风，并牵引全人类自我毁灭！从“性善”来说，传统中国是比较自由的；因为她能够和合自然，进行中庸调节，所以她就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西方和西化人士都把自由和别的现代价值溯源于古希腊。实际情况乃完全相反。众多的古希腊的学者都是其暴民政治的受害者，其总的罪名是，他们的“学术”并非土生土长，而是异域异端（主要是从埃及祭司那里获得一些枝叶）。在中国科技打通“全球性生态”之前，欧洲及希腊最为贫穷，根本不能供养知识群体；以致在上古，不少北地中海的青年都到埃及祭司学院去“留学”，长达数十年，实际上是“就食”的。今所谓“西方古典文明”基本上是后来伪造的。 欧洲中世纪的前期是宗教救赎，人生窒息和经济原始；后期是“黑铁祸乱”，即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相争相害，万人战争。究其原委，是诸多的中国科技诸如马镫、火药、造纸和印刷等，使欧洲动荡起来的：族群残杀，人神火拼（李约瑟说，在西元头十四个世纪，中国科技陆续西传，产生“地震效应”）；直到关键的中国发明——罗盘、舳舵——又使欧洲人把其内在“霍布斯祸根”加上“马尔萨斯危机”，转嫁到了外部世界，从而西方才有可能变为“自由乐土”，当然还需要中国文化为之“启蒙”。 这就是说，近现代欧美进入人性恶的“自由王国”是中国的赐予——中国文化与科技把欧洲人从地理与宗教的双重禁锢中解放出来：第一、中国科技奠基科学革命和联通世界地理，海洋性相对最强的欧洲是“近水楼台”，暂得“天时地利”；第二、中国文化破除神权垄断和启蒙世俗理性，却使原罪泛滥全球，让资本吞噬生态。近代西方的自由经济与经济学也都是源于中国，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而已（详见下文的附录部分）。 再看近现代中国。孙中山指出，在传统政治之下，中国人民并非没有自由，恰恰相反，是自由“太多”了！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中国人这般“自由”，在“华夏王天下”的太平盛世，确是“万民天放”；而在“西方霸诸侯”的列强时代，则为“一片散沙”。后者谓：民族散漫而无组织力，国家阴柔而无动员力，以致不能形成“钢铁长城”一般的抵抗力，此乃20世纪中国的政治转型之缘由。这就是说，近现代中国一方面是彼“原罪-性恶”的西方自由的受害者，一方面是其“无为-天放”的自由传统的退却期；消融前者，回归后者，是她的“终极使命”的一部分。 从今往后，中国的“民主化”将会随着“海洋立国”而水到渠成；它当是以“多元一统”（而非分裂）为前提，以摆脱西方的致命重压为条件，以恢弘德教、涵融西方为内容，以改造现代民主、推行王道大同与天人合一为旨趣。否则的话，那是置人类自毁于无救。《易经•随卦》曰：“随有获，其义凶也。”中国随顺西方，即使达到欧美标准，也是徒增一个民主帝国主义，而加速地球村的覆灭！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最终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宁在其为西方……和她的夙有品质两相结合，开创新局。倘若达不到此目的，纵然取得其政治独立，又有何价值？” （二）理想之落实 近古中国的历朝盛世，其政治与经济管理的重心，从制度管理转向教化治道。朝廷采取“德治、无为”，这已不是单纯的道家的理念，而是以儒家为主的三教（儒释道）合流的杰作。孔子曰：“无为而治……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政府权力从民间撤退，不再负责“为民制产、予人恒产”了；它也很少承担“宏观调控、保民安富”的职责了，一切利用厚生之事皆让人民自为（乡里自治）。哲学家唐君毅说： 儒家所理想之天下既治之局面，乃人人皆以礼乐自治其心身，而“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经济上之利用厚生之事，则当赖人民自为，更无特重政府之管制之意。儒家之太平之世之政治，亦近乎无为之治，故孔子亦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 儒、道二家之理想政治社会，实皆同为使人民不感有政治权力之存在，觉“帝力何有于我哉”。 中国汉唐之政，较重有为，近世之治术多重不扰民。地方官吏之事务，恒不外收粮税、治盗贼，与理人民之讼事。如无盗贼，人民不讼，“花落讼庭闲”，“太平无一事”，则官吏可以余力治学问。人民亦尽量求与官府少作交涉，人民纳粮以外，可一生不入衙门。社会之秩序维持，主要赖人民之安土守分，乡里之能自治，与文化道德意识之普遍。由是而中国社会，能异于西方之赖武力与警察以为统治……。此实可谓为一种最能与社会相忘，任社会自由生长之政治。天高皇帝远，人民可与之毫无关系，则皇帝一方只为一天下一统之一象征……。 这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自由经济，但不再出现像西汉那样的野蛮竞争了，而是体现着儒家的互助共生！带有“通财之义”（伦理共产主义）性质的义庄、社学、书院和会馆等私人团体普及全国， 从而落实儒家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马克斯•韦伯称，儒教中国具有“福利国家的性格”，“具有平等化的倾向”。 或有人问：近古中国这般颇为理想的社会公平是如何达成的呢？答：儒家一千多年“教民新民”的大功告成也！——《易经•恒卦》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董仲舒云：“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除了承受内忧外患和皇帝世袭作为稳定的“平衡器”这两点凸显阴暗面之外，传统华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生等各个方面都已臻于人类理想，所以她能成为近代欧美的母体和楷模。 可惜今天不少华人受西方霸权和帝国主义的蛊惑，数典忘祖，有眼不识泰山。 世界史上的“理想国”或“乌托邦”，在中国每每随盛世到来而成实现。梁漱溟说：“德国奥本海末尔……认为，（人类）将来趋势，要成为一种‘自由市民团体’。那时，将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但中国从他看来，却早就近于他所谓自由市民团体了。” 辜鸿铭也引语佐证：“（瑞典学者）斯万伯氏说得好，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于亨利八世年间在他的乌托邦书中所梦想的社会状况，在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 早在几百年前的1690年，英国学者台姆贝尔写道： 中华王国似乎是被人类智慧、理性与才略的极致所组织和监督，并且实行起来甚至还胜过其他人们臆想的境界，也优于所有那些欧洲智者想象出来的架构，……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现代作家笔下的乌托邦或大洋国（Oceanas）。 今学者多拿历史中国阶段性地陷于“天下大乱、人口减半”，来质疑这个至善文明，这是很不公正的。他们哪里知道：在中国文化会聚天下、联通世界之前的历史时期，人们不可能利用“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其负面与矛盾；在此情况下，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要承受马尔萨斯式的人口与生态的失衡危机！所不同的是：华夏是在相对较高的物质文明的水平上起伏绵延，而其余世界——除了生物量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则是：要么不堪震荡而国族夭折，要么征服异域而亡不旋踵，要么宗教窒息而生不如死。中古后期的欧洲因宗教失灵而坠溺血腥内乱，长达三百年； 若非因缘中西而嫁祸洲洋，则趋于毁灭。 （三）贤哲之慧眼 传统中国有没有自由？如前所述，孙中山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民享有充分自由。他进一步阐述： 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自然是难怪他们。至于中国的学生，竟忘却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个先民的自由歌，却是大可怪的事。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是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确有自由之实，并且是很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唐诗云：“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江村水乡乃安和乐利，免于恐惧，毫无压力，身心豁达，怡然天放。钱穆亦坚持：君权之有限，庶民享自由，即： 故中国天子虽受在下位者至高之尊敬，而实亦同在礼之下，同受礼之约束，而不得轻肆其一己之私欲。后世此礼继承，而中国乃得成其为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政府虽有君王，高高在上，而庶民在下，乃尽得有宽放安宁之自由。（《现代中国学术论衡》P191，东大图书，1990） 唐君毅也说：“即知中国过去之社会，所以不倡自由，而实有最多之社会生活之自由，与宗教学术上之自由、政治上之自由之真正理由所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p275）。唐君毅进一步阐述道： 相连于中国之和而不同之友道者，是中国学术文化中之自由精神，与崇尚人类之和平之精神。在中国历史中，大家都知道莫有西方之所谓宗教战争。虽然佛教曾经三武之厄，康熙曾一度禁止基督教。然而这都有其它的原因，而非由于中国文化之缺乏宗教的宽容。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有各种宗教并行不悖的传教之风。所以和会三 教，五教同源之论特别多。中国学术在春秋战国时，原是百家争鸣。只有秦始皇曾焚书坑儒。但汉继秦兴，汉初仍是儒道法与阴阳家之言竞起。汉武帝罢黜百家，只是不与百家立官学，仍未尝禁止民间百家学术之流行。魏晋以后，佛学东来，中国人立刻竞相讲习。唐代与世界交通更盛，而佛耶回波斯之教齐来。虽然韩愈辟佛，宋明儒亦辟佛而要复兴儒学，然韩愈与宋明诸大师，皆常与佛徒往还，并常出入于儒佛道之教中。至于清代之文字狱，则是满人摧残汉人民族意识之事，又当别论。儒家之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之主流，乃由于儒家教义，本来较他家为周备，而非由于儒者借政治力量，以箝制他家学术之自由发展之故。而且儒家本来是相信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孟子反对他家，只反对其执一而废百。荀子反对他家，只因他家有所见而又有所蔽。儒家之精神，重会通之道、全尽之道。故要于殊涂 见同归，于百虑见一致，于睽异而见其相通相类。中国道家则更重思想之自由，中国之所以莫有宗教战争，莫有异端裁判所，中国人之所以最富于宽容博大之精神，而不箝制学术文化之自由发展，亦正由儒家与道家之此种精神所陶养。（《与青年谈中国文化》） （四）本质之透视 此须重申，有两种自由：一是人性善的自由，向內用力而获得，这是东方文化的内涵，即上述传统中国之自由；一是人性恶的自由，向外用力而获得，此乃西方文化之能事，即近现代所倡之“自由民主”。后一种自由决定于生态空间之宽松与否：生态宽松就有自由，但生态紧张则须采取集权，以免彻底毁灭；然而那决定着人性恶的自由的宽松生态，无非是“应劫而生”——对外扩张（侵略、称霸或贸易，多为三者之和）。美利坚民族的自由首当归因于灭绝土著的“边疆政策”。可见，西方所鼓吹之自由，实在是致祸天下：其成功则牺牲异域乃至全人类及生物圈，其不成功则就会发生内战或对外战争。就连西方文化之半的基督教都把如此自由拒于“伊甸园”之外，让人自生自灭，待到他们相争相害而罪恶滔天之时，再来加以除灭。唐君毅说： ……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此主要表现于基督教中，上帝造人为唯一有自由意志者之信念。然自亚当犯罪，人之自由意志，则恒向恶。故中古基督教，仍不重个人之自由意志之价值。人多谓尊重自由乃日耳曼精神。真尊重个体之自由意志，盖始于西方近代。（《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页） 西方的基于人性恶的自由民主，在表面上乃属于制度范畴，但实质上则决定于“生态空间”（生物层次，即达尔文主义，或曰“生态帝国主义”）。“生态空间”越大，自由民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任何生物在生态空间较大的条件下，都会表现出一种“社会佳境”；但在生态空间变小的情势下，动物的“社会逆变”则比较微弱，远不如人类那样的厉害（残杀同类——向外残杀，若成功遂有“自由民主”，不成功转为向内残杀；后一种状况也是为了重新整合而再次向外）。这是因为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因而是“突破性的高级生物”；顺之者曰“理性解放”（西方文化），融和它曰“修身养性”（中国文化）。所以，西方文明是凭恃斗争强力，从外延上拓展“生态空间”。地理范围是有限的，即使侥幸成功，似吉则凶。传统中国是运用和谐文化，从内涵上扩充“人文空间”。 古今西方之自由，是向外争取而来（权利和人权），它在冲突中或能实现，但愈发制造冲突；一时花绽，如露如电。传统中国之自由，是向内修身而来（立己亦立人），它在和谐中悠然自得，又带来更大和谐；为仁由己、生生不已。西方的自由始终离不开强制力。对此康德说：“……人类所定的最高任务，是……外在法制下的最大自由，与不可抗拒的强制力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完全公正的公民宪法。……需要迫使人进入这种强制状态，尽管他在别的情况下倾向于毫无约束的自由（例如对异族——引者）。”（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lititan Intent(1784),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PP.33） 设想：历史上诸民族都曾蒙受过极大的强制性（高压统治），而后各有化解，由此分道扬镳——在中国是，强制性被向內用力与调和心性所化解，从而造成内在的、和谐性的、人文性的自由；其强制性不再登“大雅之堂”了（道德自觉、自治心身），此乃人民自我管理与朝廷德治无为；这种自由，以体味人生，参天地、赞化育为旨趣，灵妙真谛，无远弗届。在西方是，强制性由向外突破和物质进取而疏解，因而带来外在的、力争性的、生物性的自由；但强制性反而是“理所当然”了（人皆自私、政法强制），只是它的程度比其受害者较低而已；如此自由，以牺牲他民族和生物圈为代价，似福大祸，梦幻泡影。 黑格尔说，西方的“世界历史”就是“自由”的展开。康德说，如此过程开始于“启蒙的时代”，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我们已见到的明确迹象，即人类面前展现出一个可供其自由进步的领域，而且普遍启蒙的障碍也逐渐减少。”（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ment?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PP.44－45）这个“自由进步的领域”在何方？黑格尔答云：“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历史哲学》第83页） 可见，在中国为西方人打开一片天地之后，他们不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修身养性来建立那基督教所无能为力的、“协和内外、天人合一”的新文明，从而能为那正在“平天下”的文明母亲减轻负担，助其一臂之力，那多好啊！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却美其名曰“启蒙、理性、自由”！另外，正是有了这“新天地”——海洋及其所通之寰宇，亚当·斯密适逢其会，从经济学上为西方人设计了资本主义这头吞噬诸文明与生物圈的“怪兽”（《圣经》之海兽、霍布斯之巨灵）；但他比康德和黑格尔似乎更有“良知”和“远识”。亚当·斯密的良知，是他对牺牲异域怀有恻隐之心；他说：人类从“新航路、新大陆”这一最大创举中所获得的好处，全被西印度、东印度人民的不幸抵销了！亚当·斯密的远识，是他对世界倾荡抱着忧患之情；他说：这项创举的后果是好是坏，很难预料。（《国富论》第445－446页）实际上，亚当·斯密所倡的自由经济（无形之手、市场均衡），却是通过周期性地发动诸如鸦片战争来为之平衡的，到了“世界领土瓜分完毕”之际，它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阶级斗争风暴（后者全由东方承受）；再到资本主义把生物圈吞噬殆尽之际，便是康德所言“万物之终结”，亦即黑格尔所说“上帝计划的付诸实践”。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西方人是“近水楼台，敢越雷池”（知者乐水、知者动），而其“哲圣”则“背道而驰”，把人类引上了通往死亡的捷径——“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 （五）附录：西方的自由经济与经济学源于中国（诸玄识：《华夏中心的世界经济》片断） 谁是第一个近代国家 ……近代化是从中国开始的。英国学者阿梅斯托详述道： 为了确定谁是“第一个近代国家”，西方历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英格兰、法国、西班牙或荷兰，甚至立陶宛？然而，中国已展示近代化的关键要素有许多世纪了！——国家主权；中央政府；集中任命的管理层；一致性的行政制度；统一的法律、货币、度量衡；捷便的内部交通和由选贤任能所构成的文官政体，它使贵族专权和封建割据成为不可能。省级长官代表皇帝来伸张正义，行使法律，收集赋税和监督治安；他们被甄选于科举考试，其内容是儒家经典和策论时政，德行与能力尤升迁的标准。 归根结蒂，促成人类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首创因素，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加速和扩大交流的纸与印刷皆是中国的发明。火药亦然，若非如此，就不会有“军事革命”；后者形成基于热兵器的武装力量，一改游民部落“淫猎”定居文明的老黄历。……若非如此，也就不会有近代民族国家，后者即诞生于军事革命。……工业化必需使用鼓风炉和煤，两者都源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纸币，这又是西方借鉴于中国的。征服海洋所依靠的是中国的导航仪和造船术。科学实证，这个西方人祝贺他们所具有的冲击世界的伟大思想，在中国尤为久远。像科学一样，金融、商业、交通和战争——它们盛行于造就近现代的伟大革命——都应当归功于中国的技术和思想。西方的全球霸权的兴起是中华文明及其发明的长期积累和深远影响的结果。 西方经济学是中国的相关理论的翻版 ……中国的“无为”被重农学派翻译成Laissez Faire（自由放任），再随着整套思想传给亚当·斯密；从那以后，该法语词汇就“国际化”了。亚当斯密从当时欧洲经济学的主流途径，学到了儒家的相关理论，这是不争的事实。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琴·克拉克写道： 欧洲第一个经济学派——（法国）重农学派——的知识基础是，直接从复制中国经济的……“无为”而来的……。（按：这里所说的“无为”是儒家的，即：顺天应人，三才两仪，民本厚生，不加干预。——译者） 欧洲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是作为欧亚汇流的产物而发展起来的。若非“无为”，欧洲自己的商业意识不可能臻于成熟。 [图解：]“无为”在欧洲（1648-1848年） A.“无为”传播：瓷器贸易和耶稣会士 → B.欧洲本土的利巴涅斯思想复活：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格劳秀斯等 → C.欧洲版“无为”，即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魁奈把“无为”作为重农学派（欧洲第一个经济学派）的主导思想 → D.魁奈传给亚当·斯密，从而形成自由市场、自然均衡的经济思想体系（《国富论》）；进而传给大为·李嘉图（再传给马克思）→ E.瑞士重农学派使该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商业无为”的国家→ F.英国及其广大帝国的自由贸易（包括废除谷物法）。 无为在欧洲的传播，历时二百年（1648-1848年），东方的厚生管理融入欧洲的经济转型……。 作者惠赐儒家网发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