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4周年：为什么武昌起义能够一举成功？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八月廿八日己未 耶稣2015年10月10日  公元1911年，为清宣统三年，论干支为辛亥。这一年八月十九（公历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伙新军仓促起事，放了几枪，居然一举成功，占领武昌全城，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而逃，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鄂军都督府。自此，清帝国土崩瓦解的第一块骨牌被湖北新军推倒，短短一个月内，湖南、陕西、山西、四川、江苏、浙江等14省相继宣告独立。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下《清帝退位诏书》，帝制结束，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 武昌革命的胜利出乎人意料，连革命党人都感到意外。要知道，比武昌革命激烈百倍的洪杨之乱，都未能击垮清政府的统治。清廷在剿灭太平天国政权之后，反而迎来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不过，早在同治中兴之期，却有一个人预见了清廷的溃败。这个人是赵烈文，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幕僚。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赵烈文与曾国藩进行了一次交谈。曾国藩对京城“明火执仗之案时出，市肆乞丐成群”的末世乱象忧心忡忡，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政权将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果然让他言中了！宣统三年清室逊位，跟赵烈文作出预言的同治六年，为四十四年。真个是“不出五十年”。 清政府之所以在辛亥年的武昌城遭遇滑铁卢，有许多偶然因素。最大的一个因素是，这一年夏天，四川人因为清廷要收回铁路利权，爆发了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而保路同志会的主力军哥老会势力又围困成都城，朝廷震惊，调派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结果不但端方在资州被哗变的新军捕杀，也造成武昌空虚，给了起义新军可乘之机，这才有了歪打正着的武昌革命。用保路运动参与者曹笃的话说：“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之始，促亡满虏，不可谓无功。” 但是，百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清廷在辛亥年的溃败，又有其必然的道理。这个必然的道理，需要放入“官—绅—民”三角关系的框架中分析。官，当然指清政府；民，是社会基层民众；绅，则是连结官府与社会基层的中间阶层。在传统中国，“官—绅—民”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框架结构，帝国也将它的社会控制机制建立在这个框架结构上，通过对“官—绅—民”关系的调节，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当“官—绅—民”的关系达到均衡状态时，社会秩序保持稳定；反过来也可以说，“官—绅—民”关系失衡，则将导致原有的社会控制失效。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无非就是清政府对社会几乎完全失控的烈性反应。 为了使接下来的分析更形象一点，我用等边三角形来表示一个稳定社会的框架结构，见下图：  辛亥革命104周年：为什么武昌起义能够一举成功？“官—绅—民”三角的三条等边，可以看作是三条“力臂”——分别代表官对绅的有效控制力、官对民的有效控制力与绅对民的有效控制力。等边，并不是表示这三组控制力的矢量完成相等，而是象征它们之间的作用达成了均衡。如果三条“力臂”发生了改变（比如，官的控制力削弱了，或者绅的控制力增长了，或者民的离心倾向加强了），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建立起来，这个等边三角形就会发生变形（见虚线图），我用它来表示一种失衡的、倾斜的社会结构。宣统年间，清廷治下的社会就是一个倾斜的、失衡的三角形。 从官的方面来看，历经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庚子之乱之后，清廷权威江河日下，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已不复存在了。权力者的腐败、低能与聚敛，也导致官府越来越难以取信于民、立威于众，反映到“官—绅—民”三角上，即官的“力臂”不断收缩，失控的民变此起彼伏，有学者统计，清末最后十年，全国爆发民变一千多起，民变的年发生率是清中期的数百倍。 当局在清末最后十年仓促推出的新政，本意是为了缓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但实际上，新政所牵动的利益洗牌，比如从地方收回财权，从绅民手中收回路权，却加剧了朝廷与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紧张关系，为日后的分崩离析埋伏下“定时炸弹”。 当国祚传至宣统小皇帝手上时，清王朝最后一位强人——慈禧太后已逝世，接盘的摄政王已没有慈禧那样的威信，帝国对地方、对社会的控制力如强弩之末，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谣谚：“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显示了清王朝的“气数”（政权合法性）正在受到危险的质疑，这类暗示清廷国运已终的谣谚，又很容易诱发清政府的反对势力“问鼎”庙堂的野心，清末，正是秘密会党与革命党异常活跃的年份。而革命党、秘密会党对清政府新军的渗透，更是致使朝廷倚重的“枪杆子”也相信腐朽的满清统治气数将尽，结果，新军不但是打响第一枪的先锋，也是推动多个省份独立的重要势力。 从绅的层面来看，自帝国从太平军叛乱中恢复元气、开始自强运动以来，得益于近代商业的兴盛，城市绅商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日益壮大。需要指出的是，彼时许多绅商既是商人身份，同时也通过捐输等的途径获得功名，成为所谓的“红顶商人”，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绅商对于权力的依附，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显示了官与绅之间，尚能保持休戚与共的关系。这一点，与清末士绅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倾向是大不相同的。 清末十年新政，更是为大量有实力的士绅、绅商创造了政治参与、展示影响力的机会与平台，他们是清末立宪势力的主体，不但通过地方的谘议局、商会等机构左右地方政局，而且一再发起“速开国会”的请愿，对朝廷的改革日程施加压力。然而，朝廷在1911年5月份推出的所谓“皇族内阁”，让立宪派大失所望；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也令地方士绅、绅商非常不满。可以说，清末士绅集团在势力日增的同时，对朝廷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在“官—绅—民”三角关系中，士绅阶层联结着社会的顶部与底层，既是官府的“权力经纪”，又扮演着“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官恃绅力以治民，民也借绅势以行事。士绅力量的增减消长、官绅关系的疏亲趋势，达到临界点后，往往预示着社会的原有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要么是，官的“力臂”伸得更长，出现“全能政府”（在士绅力量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要么是官的“力臂”缩得更短，出现政权失控（在士绅力量高度膨胀的情况下）。 清末的情况，恰恰是后者。于是，我们看到，在辛亥年，不甘心利益被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剥夺的四川士绅（他们都是川路的股东），充任地方社会的利益代表，发起了保路运动。对清廷的统治与改革越来越丧失信心的苏州士绅、广州绅商，更直接策动了江苏与广东的独立。在其他省的独立过程中，也是常常可以见到地方士绅忙碌的身影。 再从民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大体是一场局限于革命党、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博弈，并没有全民动员，将社会民众也卷入其中。但是，我们应注意到，除了以海外（主要是日本）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会党势力，也是推动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因为，在清末，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化、官方控制力日益下降，地下会党也日渐活跃，并将他们的势力深深渗透进清廷的新军中。新军之所以对清廷失去效忠的意愿，当然与革命党与会党的渗透有着莫大关系。 会党也是革命党极力争取的反清同盟。如同盟会领袖黄兴主张，“重整会党，并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同盟会员熊克武也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所以，四川保路风潮一爆发，同盟会即积极联络哥老会，密商反清大计。清代的秘密会党有“反清复明”的传统，革命党人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双方的目标有交集，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于是，传统会党与革命思潮相互交织，成了一支急于摆脱原有社会秩序约束，在社会动荡中展示和夺取话语权的庞大社会势力。四川保路同志军，哥老会是主力；四川独立，更是一场“袍哥革命”。 清廷的中央权威流失，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地方士绅集团离心离德，新军在革命党与会党势力的渗透下心怀异志。博弈各方的势力此消彼长，原来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在“官—绅—民”三角上，我们可以发现，官（朝廷）的“力臂”缩短了，政治控制力大大下降了；绅的势力与日俱增，“力臂”伸长，而且与朝廷渐离渐远；民中的游民组织、秘密会党日渐活跃化，则意味着官民关系的变量也发生变化，官对民的“力臂”趋短。也就是说，辛亥年的“官—绅—民”三角，不再是一个大体上等边的三角形了，这个三角已经变形、倾斜、摇摇欲坠。换言之，清政府已经无法保持有效的政治控制、社会控制了。赵烈文所说的“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迟早到来。 从这个角度而言，等待清王朝谢幕的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凑合的人来拉开序幕。1911年10月10日夜晚，仓促起事的新军，只是有幸被历史挑中的揭幕者。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