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儒学思想探微 原标题：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作者：曹景年 来源：原载于《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十二日癸巳 耶稣2017年7月5日 摘要：陈寅恪虽没有专门谈过儒学问题，但他对儒学还是很关注的。他的儒学观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要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它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最后，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他不但通过颂红妆表明此，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关键词：陈寅恪；儒学观 陈寅恪先生是当代著名史学家，他学识广博，治学精深，其研究成果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主要精力虽用在史学考证方面，对思想史哲学史较少关注，如他自己所言：“寅恪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然不敢治经。”[1]又云：“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2]但实际上，在很多重大的思想史的问题上，陈先生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深刻性足以跟专治思想史者相媲美。尤其是儒学方面，近代关于儒学的讨论实在是甚嚣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陈先生虽然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也无意参加那些争论，但在一些文章中对儒学的历史现状以及优劣都有明确的判断，还关涉到立身行事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陈先生的观点对我们的儒学研究还是有很大启发的，本文拟就陈先生的儒学观作一述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 儒家作为先秦时期出现的一种学说，影响中国几千年，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虽然它有很多历史性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它的的根本精神，而这是必须要坚持的。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3]按《白虎通》卷八详论三纲六纪之义，三纲者，“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三纲六纪是“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的总纲，三纲的理想是刚柔相济，阴阳和谐，即所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六纪的理想是“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4]这些都是极为抽象的理念，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而儒家学说甚至整个中国文化无不是围绕这个三纲六纪的理想而展开的，所以说陈先生提出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之定义，貌似偏颇，很多人也会觉得不以为然，什么三纲五常都是封建糟粕，怎么可能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呢，什么天人合一啊等等才是，其实那都不是本质的东西，真正的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三纲六纪。这种抽象的理念，即先生所谓道，所谓仁者，是一种通性，这就说明，从根本上说，它是古今一贯的，而且还是中外一贯的，不但中国需要，整个世界都是需要的，是绝不能废弃的。正如吴宓在1961年再次见到陈先生时感叹的：“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5](p143)所以对世界都有裨益，正是因为它有一种通性在里面，即所谓永恒价值，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理念被公认为是永恒价值，但中国文化中也有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对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知道意义。 陈先生把这种通性归结到儒家的礼制上。他对礼制一直十分关注，并有过专门的研究，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一篇就是论述礼制的渊源。陈先生认为儒家最重要的东西就在于礼的学问，礼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它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东西。他说：“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体现。”“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他举例子说：“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儒家之教训，故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6]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完全在于它外在化为了具体的礼制，更方便于实施，对大多数的人民来说，儒家即是制度规范，是礼教。礼首先是进退揖让等世俗之礼，这是礼的最显性的表现，但这些东西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也就是说具体之礼制因时代之不同是不可避免要变更的。谈到清季的形势，他明确指出：“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3]他从清末社会的大动荡中看到了具体礼制的局限性，是不可能永远保存的，而是要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而改变，但礼制并非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与形式，而是有其“本”的，这个本就是道，就是仁，正如孔子所说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p185)这个本就是陈先生所说的“抽象理想之通性”，而这是不会变的，也是应该坚持的。钱文忠先生也说：“关于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8](p10)即儒家之礼制的根本精神必须遵守，这是根本，是体，绝不能废。这种特殊的礼制的思想使他区别于顽固的守旧者墨守传统的一切东西，抱残守缺，他不像王国维那样，使自己的生命仅仅系于一姓之兴旺，一种制度之盛衰，旧的制度的灭亡在他看来其实是无法避免的，他经常说他从来不属于任何党派，任何政治团体，平时也绝少参与政治事件，他是一个用特有的冷静眼光观察历史的人。 二 在这一点上，他特别强调了道德理想建设的重要性，一个民族的复兴和强大，必须要有一种精神上的抽象学问，即所谓的形而上学，来作为支撑，这也就是他上面所讲的“抽象理想之通性”。放在中国的古代学术环境当中，就是宋明新儒学津津乐道的“天理人事之学”，这种学问抽象，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对各种问题的一个根本解决。他说：“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太过关注现实，只重视实用的东西，而“不图精深之救药，势必致人欲横流，道义沦丧。”[5](p9)其实探究天理人事的学问，自古以来就有的，司马迁就以“究天人之际”为其目标，邵雍也说：“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也。”代表了宋明儒学追求形上哲理的心态。但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从一开始产生，就以现实社会和人生为它思考问题的核心，现实感十分强烈，而缺乏这种形上之思，他说：“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专趋时用者，则乏远虑，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短处即实事之利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5](p10)这里的孔孟之教不是指整个儒家，而是特指的先秦儒家。陈先生对包括孔子儒学在内的先秦学术评价甚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5](p10)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形上之思在先秦是很不发达的，但是后来的宋明新儒学却具有了高度的思辨性，而为陈先生所大力称道。陈先生把新儒学的出现称为一大事姻缘，他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传衍而已，”[6]在《赠蒋秉南序》中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12]又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而宋代文化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新儒学的产生，可见他对宋代新儒学的认同和高度评价。陈先生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的产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顶峰，虽然现在中国衰落了，但并未完全失去生命力，后来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是宋代文化的复兴，“终必复振，譬如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9]先生对新儒学的殷切希望，于此句话中表露无遗。 宋明儒学的所具有的思辨的特征绝不是凭空产生的，那么究竟来自何处？陈先生对此有深入探讨，他认为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巨，新儒学实际上是吸收佛教思想而产生的。佛教一传入中国便以它特有的精密理论风行南北，而使中国的固有学问儒道二家相形见绌，韩愈辟佛，就是因为佛教在社会的影响已经逐渐开始超过儒家，所以儒家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学问，而佛教精深的义理之学正可以补救中国旧的儒学的缺失。他举例子来说明佛教实为宋明新儒学的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6]他又具体分析了程朱吸收佛教义理建立新儒学的逻辑过程：“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5](p11)把宋明儒对佛教既批判又吸收的心态揭露无疑，但并不因此对他们持鄙夷态度，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是有功劳的，十分符合他所主张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文化观念，进而由对新儒学的崇敬进而转到其思想资源佛教的崇敬。他又说：“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惟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5](p11)对宋元时代的文化成就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对过去人们把宋元时代目为黑暗时代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而这都是归功于佛教的帮助。在道教方面，他认为新儒家所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6]“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也。”[6]但是道教本身就吸收了很多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成了新儒学的一个先导和范例，他说：“综观二千年来道教之发展史，每一次之改革，必受一种外来学说之刺激，而所受外来之学说，要以佛教为主。”[10]故新儒学所受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佛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的独具特色的既有开放性又不失民族特色的文化观。他认为中国文化得以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通过思想史的考察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本来民族之地位。”[6]这就是他一贯主张的“中体西用”，与过去守旧顽固派对“中体西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三 陈先生强调儒家的抽象性，突出儒家所具有的通性之道的作用，那么他所认为并要求坚持的儒家之大道具体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尊崇道德和气节，贬斥势利小人，这正是真正的儒家仁圣之所极力提倡发扬的。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11]所谓的古今“仁圣”自然是儒家的道德高尚，气节独拔之士，他们是摆脱世俗利益和欲望，引导世道人心归之淳正的楷模和精神力量。如他所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12] 其实他认为不仅是那些标榜儒士的人，一般的人，甚至是女子，只要具有崇高的道德和气节，都是应该表彰的，这使他事实上摆脱了后世儒家的迂腐教条的束缚，而从更高的精神层次上来坚持儒家的理想。先生晚年自嘲“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13](p137)因为他看到了传统的士大夫已经严重腐化和顽固，被名利二字冲昏头脑，失去了儒家本有的精神面貌，变得可恶和可憎了，“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5](p9)而在那些被人忽视和轻视的女子中，却不乏崇高伟大之人格。先生在论到《再生缘》的思想时说：“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14]通过这段话有人会认为他实际上是极力反对三纲的，这就与前面所说的赞同三纲六纪相矛盾了，其实产生这种疑问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陈先生的意思。《白虎通》所说的三纲是抽象理想，是根本精神，但是后代之三纲已经根本违背了它的本来精神，变成排斥自由，束缚人心的枷锁，是要“摧破”的，所以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才更为陈先生所珍视。在另一部类似的著作《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15]他正是要通过为一个小女子立传来表彰道德和气节，贬斥迂腐和势利。有这样的理想，陈先生对时事的变幻看的很淡，那些世人无谓的争论，他不屑去理睬，但他并非对现实漠不关心，他最看重的还是世道人心。对于一些激进的改革者与一些时髦的理论，他说：“九县三精，飙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16]在他看来，民主论者虽然时髦，但仍然未能挽回风俗颓败，道德沦丧，也不值得去讨论。而对于一些旧势力的沉渣泛起，他尤其痛恨：“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16]他不在乎是民主还是君主，他关注的正是如何来挽救“廉耻道尽”的让人痛心的情形。 综上所述，对于儒家思想，陈先生既有深入的理论的探讨，也有在思想上的提倡和尊崇。他的关于儒家礼制的研究，对我们现在如何继承儒家思想是很有启发的。他对抽象理想的追求和强调，事实上揭示了一个真理，即一个民族只有精神上强大了，它才有可能真正强大起来，民族的精神就像一个指路明灯，引导我们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陈先生不但提倡儒家之道。而且处处践行之，作为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这是至关重要和至为难得的。在《赠蒋秉南序》中他对自己一生的行事总结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12]这正是他的气节的真实写照。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7](p95)陈先生在建国后备受批判和打击，但其立场从未改变，依旧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正是传统儒家的气节之士的所为，也因此永为后人敬仰，他虽然不是专门的儒家学者，但对弘扬儒家思想却又有莫大功劳。 【参考文献】 [1]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寅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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