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享乐之城 作者：贝淡宁 吴万伟 译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 《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与日常生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初九日辛丑 耶稣2015年7月24日  第一次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我的人是朋友易伟伦，他当时是香港理工大学政治理论教授。伟伦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在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手下写博士论文，但伟伦对自由主义感到不满意，他说你可以拥有适当的政治机构，但同时人们的生活仍然很糟糕。因此，他转向社群主义，一种激发诸如共同的美好生活和社会责任等价值观的另外一种政治哲学。我有类似观点，我们都有在1988-89学年在麦基尔大学跟随社群主义“创立者”查尔斯·泰勒学习的经历。易伟伦似乎钟情于家乡香港。一方面，他是激烈的批评者，严厉谴责香港年轻人“肤浅的消费主义”，他们关注时髦的发型或流行服装，即使生活在破旧公寓里，很少能买得起如此“奢侈品”。但是在另一方面，在谈到香港风味的粤菜时，伟伦就成了真正的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者，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蒙特利尔最好的粤菜。和伟伦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就对香港越发感到好奇，所以当我回到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到粤菜馆要外卖，以便了解相关的烹调差异。不久以后，我遇见了名叫宋冰的中国研究生，我们相爱了。两个月后，我打电话给伟伦询问他是否能帮忙在香港安排婚礼。他似乎觉得吃惊，但是友好地提出愿意帮忙。不过，已经没有必要实施这个计划了，我们两个第二年就在牛津结了婚。当然邀请了伟伦，但他没有参加，送来一套粤菜食谱作为结婚礼物。第二年，他就不幸死于癌症，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物质主义（materialism）这个词在英语中是贬义词。用在社会生活中，它指是人们更多关心物质财富积累而不是“更高的”追求如宗教、文化、政治和哲学。不用说，这样的联想意义来自创造和优化语言的受教育阶级，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理论家谴责“低级的”幸福，说他宁愿做一个悲伤的苏格拉底而不愿意做一头快乐的猪。或许有钱人太容易指责辛勤工作以便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工人阶级的“物质主义”。如果“物质主义者”为了给孩子或孙子创造更稳定的未来而努力工作会如何呢？如果只工作不玩耍，人们是否更加关心他人生活而不是成为毛主义者常常说的“反动知识分子”呢？ 本章首先描述现代香港的发展历史。香港从1842年到1997年是英国殖民地，奇怪的是英国统治常常被认为是相对仁慈的殖民主义，即使英国求助于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等极其恶劣的做法。这里有一种重要的解释，即香港人认为，英国统治之外的其他选择可能更糟糕：他们看到其他统治者可能破坏香港的经济繁荣。 殖民地香港成为全球自由企业的代名词，但现实和意识形态有明显的偏差。本章的第二部分将解释香港经济的一些独特之处使得政府能够维持低税率的政策。关键的解释不是在福利上降低开支而是政府从土地销售中获得大笔收益的事实。英国政府也推行了一种福利主义，人们部分接受它是因为它呼应了普遍遵从的儒家价值观。在香港回归中国后，虽然担心“共产主义者接管”，政府还是维持和强化了香港式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本章的第三部分将显示香港的物质主义镶嵌在儒家价值观中并受其限制，即优先考虑家人和社会而不是个人满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区分香港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的自豪感来源，但香港式资本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自我利益或物质主义基础上的。 殖民主义和发财 就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不久的1996年，我非常高兴地得到在香港大学讲授政治理论的工作。学校的工资是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还给了我香港岛上能俯瞰大海的漂亮公寓，不过，对此我感到有些尴尬，因为在牛津时的两个香港朋友如今是我的同事却没有资格享受这种住房福利，因为这房子只给像我这样低级别的外国人。朋友们不得不为狭小的公寓支付高昂租金，所以在参观我的公寓后很难掩饰他们的不满。大学认识到这种殖民地特权是不公平的，也计划取消这些优惠。其具体办法就是建造更多房屋，让每个人都享有得到补贴的大学住房。但在第二年香港经济就陷入衰退，大学决定降低外国人住房标准以便人人平等。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现代香港的起源令人怀疑。1839年，清朝当局拒绝进口鸦片导致中英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在1842年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殖民者对这个新礼物并不十分热情，占领香港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尔默斯顿勋爵把香港描述为“上面几乎没有房子的荒凉小岛”[1]，但香港统治者很快把这个岛变成了自由贸易的天堂，鸦片成为其主要交易商品。贸易的丰厚利润让英国贸易公司发了大财，如怡和集团、和记黄埔和太古集团。这些公司后来几十年逐渐控制了香港经济，这三家公司都拥有主宰香港空中轮廓线的大楼。 1988年，我的未婚妻宋冰是第一批享受太古集团奖学金的中国大陆学生。因为再过10年香港即将归还给中国大陆，太古集团开始与中国大陆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这和在回归前把总部迁出香港的怡和公司不同。如今，太古集团得到丰厚的回报，在大陆有利润可观的房地产生意，包括在北京核心区的豪华购物中心。 在1856年-1860年之间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失败。1860年的北京条约将鸦片合法化，并且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经典著作《论自由》中支持将鸦片合法化，理由是中国人应该有购买毒品的自由。[2] 按照同样的逻辑，商人威廉·渣甸说毒品“不是罪恶而是中国人的安慰剂。”[3]同样没有讨论毒品给染上毒瘾者的家人带来的影响。到了1883年，据说香港的16万中国男性人口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吸食鸦片上瘾，中国大陆人口中也有类似的比例。[4]因为大陆反对鸦片的革命运动，香港的利润增加，在1918年占据了政府收入的几乎一半，因此确立了香港经济相对开放得益于大陆限制的模式。但是英国精英担心民众上瘾的毒品对美国和欧洲城市的危害，所以慢慢地毒品从香港经济中退出了。 我到达香港后不久，一个同事开车带我到香港岛的太平山顶。这是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的惊人体验。越往高处走，房地产就越高级越豪华，位于山顶的旧殖民地房屋是世界上最贵的住宅。 20世纪初期，英国小说家拉迪亚德·吉卜林访问了香港的大班(一家英国公司的头目)，后来写了殖民地财富的赞歌“如果我死了，我要成为香港的大班（原来是香港开埠时的洋行负责人，现在泛指大公司或银行的老板---译注）”。但这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外国人享有制度化的特权（他们占人口的不足5%）。在1870年以前，中国体力劳动者如果不拿着灯笼和身份证的话，在晚上是不能到处活动的。允许参观位于山顶住宅的中国人只有总督授权的那些仆人。甚至吉卜林都意识到未来的问题，他问道“当中国真的苏醒了，建造从上海到拉萨的铁路线，开辟另一条帝国黄旗移民轮船航线，而且真正生产和控制自己的枪炮厂和武器库，会发生什么事呢？”[5] 我在香港大学的办公室在主楼上，这是仍然位于香港的几个少数殖民时代建筑之一。周末的时候，时装模特和新婚夫妇常常要到那里拍照。 最近的一本有关香港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中文书提到一些有点令人痛苦的内容。1930年代，虽然外国建筑师很少，但他们有政治影响力，因此可以很容易得到香港的所有委托业务。[6]不过，香港许多人似乎对殖民地过去并不感到痛苦。在北京，落入外国列强手中的“世纪耻辱”历历在目，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似乎在人们的心里依然清晰，这帮助解释了常常令外国人感到困惑的充满愤怒的民族主义。但是，对殖民主义的愤怒在香港似乎比较温和。如何解释这种“例外”呢？西方支持反对清朝的民族主义革命，这在1911年中国大陆诞生了新的共和政府，这或许减缓了愤怒情绪。用比较正面的态度描述英国的学校课本或许也有帮助作用，或许香港土地让征服者更难建造充当提醒殖民统治日常标志的大战斧。[7]但我要指出，其他因素更加重要，首先是某些中国人与英国合作从殖民统治中获得巨额经济利益。 中国是个大国，区域差异相当大，这多与地理有关。法国汉学家白吉尔教授区分了“南中国和北中国。前者面向大海，主要由变革的力量来主导，后者面向大草原，是霸权和中央集权的皇权意识形态的象征和庇护所。”[8]修正主义者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即使在英国占领香港前，开拓进取的南方人就愿意与外国列强合作：“东南亚商业和鸦片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证据，挑战帝国主义侵略的单一方向的传统观念。按照这些研究，欧洲商人与中国人的商业往来和合作可以追溯到18世纪，远远早于英国占领香港。”这种合作或许帮助解释了英国人最初为什么关心“荒凉的礁石”：“当清朝海军被打败后，英国贸易代表义律说服英国皇室当局把割让香港岛作为一揽子赔偿的一部分。他认为英国王冠有义务保留香港，“作为伸张正义和保护当地人的行动，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指望他们的帮助和供应。”[9]英国占领香港后这种合作进一步加强。航海的蛋家（广东一带船上人家）为殖民者提供向导，有些人从与英国人合作及鸦片战争中发了财。买办（欧洲商人的中国中间人）成功利用生意和文化中间人的角色赢得新的地位和权力。到了1858年，65家中国商行（中国人拥有的贸易公司）是英国精英的贸易公司的补充。[10]中国人在鸦片贸易中也开始直接竞争，香港充当了进口到中国的鸦片和出口到加州或澳大利亚等海外华人社区的货物的集散地。香港当局把当地鸦片垄断权租给地方贸易商，他们的佣金成为几十年来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是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大部分中国人是贫穷的体力劳动者，中国精英的合作不足以缓和民众对殖民者的愤怒。明显的默许英国统治的一个主要解释是其他管理似乎更糟糕。香港基本上是由大陆逃避迫害而来的移民组成的。香港被看作逃避迫害的自由绿洲和发财之地。第一批涌进来的难民是逃避1850年太平军的南京屠杀。后来的是慈禧太后反对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和逃避军阀血腥混战的人。[11] 香港历史上最糟糕的阶段是1941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期间。日本人在1930年代后期占领了中国南方城市，迫使大批难民涌入香港，使得辖区人口翻一番达到160万人，其中50万人睡在大街上。因为英国人被困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战事中无法抽身，根本没有提供收留中国人和捍卫殖民地的计划。当日本人入侵时，英国及其盟友迅速溃败。英国人被拘押在赤柱集中营(香港岛南部一个地方，现在是旅游胜地)，他们在本地人眼中失掉了战无不胜的光环。[12]日本人将街道和纪念碑等重新命名以抹去英国身份，还接管了太平山顶的殖民地住宅。当地人的生活（尤其是获得食物）在日本战败后变得更加艰难。香港历史上第一次有大量人口向外移民，在日本入侵至1945年投降期间，香港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日本投降后，英国重新获得对香港的主权，日本货物和公司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很难获得大众的喜欢。[13] 为了研究，我返回香港，询问一个名叫三联的中文学术书店，有人告诉我在女王维多利亚街：这个女王在中国大陆拍摄的电影《鸦片战争》中被描述为说过“我们必须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自由贸易”。我注意到香港的几条主要干线被命名为前英国总督的名字，甚至在香港中部的人民解放军基地仍然被当地人称为威尔士亲王大厦。 在二战后，英国放弃了大部分种族隔离措施，中国人有了更多的发财机会，因此吸引了大陆数十万难民。大部分难民是激烈反对共产主义者，他们乘坐摇晃的小船逃离大陆，甚至在鲨鱼出没的水域游泳到达香港这个“黄金铺满街道的城市”。从1945年到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180万，到了1981年猛涨到500多万人，因为大跃进之后的饥荒和文革的疯狂，大量难民逃离大陆。从经济上说，大部分有影响力的难民是上海资本家，其中包括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后的首任特权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他们的资本和专业技术帮助推动了香港的经济腾飞。 香港发生的大规模抗议英国殖民主义的示威活动出现在1967年的文革前期。受到红卫兵激励的煽动者引爆炸弹、组织罢工、进行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但是这些运动寿命很短：大部分香港人对造成51人被杀的有组织的混乱感到厌恶。更加出人意外的是，中国大陆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对抗议者不很热心：中国总理周恩来本人约束抗议者，因为香港作为受限制的门户是有用的，能够让中国逃避国际制裁。[14]中国还没有做好收回香港主权的准备。 简而言之，英国殖民者不受爱戴，但他们似乎并不像日本侵略者或中国共产党人那么糟糕。这种引起反感的对比帮助解释了最近香港历史上相对缺少的殖民地愤怒。即使广东人对外国人的贬义称呼“鬼佬”也逐渐被香港外国人所接受，作为一种自嘲。[15]1982年，香港人热切地支持福克兰战争，有些人希望英国人未来可能把香港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16]但这是不可能的。撒切尔夫人要在1997年之后控制香港的努力遭到邓小平的反驳。把新界租给英国的条约期限是99年，到1997年到期。英国和中国达成协议，英国在1997年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按照著名的“一国两制”模式确保“从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香港基本法第5条)在此条件下，中国控制了国防和外交政策，香港可以继续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好像它是一个单独的经济体。该条约曾经令人担忧，中国统治将导致政治压迫，这种担忧在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抗议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后进一步加剧。这种担忧导致香港在1984年到1994年间向外移民的大潮，60万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17] 香港人在即将到来的政权交接前因为中国和英国关系紧张而再次惊慌失措。在英国驻华大使珀西·柯利达爵士管理下，英国确立了与中国合作的政策，理由是香港回归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对抗只能让中国放开手脚自己干。柯利达参与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谈判和1990年有关为香港提供部分民主的直选立法会议席的协议。[18]但是当彭定康在1992年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后，英国放弃了合作政策，转而推动香港的更快民主化，无论中国同意与否。彭定康提出了实际上让几乎所有工作人口获得选举权的改革。意料之中的是，中国开始怀疑这最后一刻的民主转变。[19]中国强烈反对彭定康的计划，把它视为这违反了从前达成的基本法和政治协议。中国政府官员特别恼火的是他的建议的公开性以及拒绝了他们的在他公开之前私下协商的请求。他们明确指出，如果彭定康单方面推行政改的话，他的改革随后将被推翻，但是他仍然在立法会推动改革。政权交接后，中国果然对彭定康的建议做出反应。他们解散了香港立法会，任命了主要由亲中国的商人主导的临时立法会。但香港人的情绪基本上是积极的，这归功于欣欣向荣的经济，股票市场创下新高。 1997年7月1日，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香港，这是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性交接。我们住在薄扶林道一个宽敞的大学公寓里，前来看热闹的还有来自新加坡的几个从前的学生和一个加拿大朋友，我们一起见证这个历史时刻。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最近历史上的最大的煞有介事的仪式。我喝酒太多，在午夜烟花表演之前就睡着了。 10年后，香港拥有了前公务员曾荫权担任行政长官领导的政府，弱势的立法会是混合体，有直选议席，也有根据界别分配的议席，这类似于彭定康之前英国统治下的体制。香港一直存在不断的呼吁行政长官直选和立法会全民直选，但这样的改革被中国政府推迟到最早在2017年进行。 我儿子从1999年到2003年在加拿大人国际学校上学。该校90%以上的学生是香港外出移民在拿到加拿大护照后又返回香港的人的孩子。据统计，每100名离开香港的人中有60人后来又返回香港，而且往往是在获得双重居住权之后。[20]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对政治压迫和广泛的人权侵犯的担忧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虽然政治改革遭到拖延，香港仍然是中国最自由的地区。香港的法治是大陆人羡慕的，媒体充满活力和批判，和平示威游行像往常一样进行，大学教授们仍然撰写严厉批评现状的文章，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屠杀遇难者的活动。 或许对一国两制模式的相对成功本不应该感到吃惊。中国大陆政府有动机尽量不进行政治压迫，因为它想缓和台湾人对它和大陆正式统一的恐惧（虽然一国两制模式在台湾非常不受人欢迎）。强世功认为一国两制的观点起源于儒家观点“以德孝治天下”（隐含的意思是君子不应该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冒险），这论证了“无为而治”的管理偏远地方的模式。这个模式在清朝时期和毛泽东统治初期曾在西藏实施，强世功认为这个模式还可以在未来用于西藏管理。[21](这与达赖喇嘛的中国管理建议类似)所以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在回归后的很多时候克制自己不干涉香港的公民自由，而是为什么一国两制模式还没有出口到香港和澳门之外的地方。 归回后发生的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是香港在共产党人接管后变得更加资本主义了。 共产党国家的资本主义城市 对像我这样的都市人，世界上最好的风景是香港的空中轮廓线。从九龙看香港岛的风景，港口对面的摩天大楼竞相展现高度优势，连同背景中的维多利亚山顶真的令人惊叹不止。最著名的两大建筑，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和上海银行和贝聿铭的中国银行(都出现在香港货币上)把附近渺小的政治建筑 (立法会大楼和前总督府)挤掉了，这似乎象征着资本凌驾于政治之上。大楼都装饰着公司的标志牌，在西方和中国新年庆典时期景象就更加壮观了，因为大楼都开始亮灯工程（经济越好，灯光展示就越豪华）。在这样人造的美丽景观中，谁能反对资本主义呢？[22] 即使“失败者”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23] 。2009年4月，我注意到美国国际集团的标志仍然显眼地展现在公司的大楼上，不像纽约的公司总部，在那里，美国国际集团即将破产的耻辱和税款支持的数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及公众因对税款资助的补贴而对管理者的愤怒，都促使美国国际集团取下公司标志。 殖民地香港成为全球自由企业精神的代名词。甚至超过里根的美国和撒切尔夫人的英国，该地区被吹嘘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喜欢的自由放任经济的典范。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的，“要看自由市场到底是如何运作的，香港就是需要去的地方。”[24]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殖民地政府坚决反对把纳税人的钱用来补贴无利润可图的企业和夕阳产业（或者救助银行）。香港没有一般消费税或资本税，香港或许是世界上最容易注册公司的地方（即使政党到今天也是作为公司来注册的）。没有免税期、关税优惠、反托拉斯法，也没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或旨在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运输设施使用特权。没有公众养老金、儿童补贴、也没有最高工作时间法或失业保险。这些情况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依然没有变化。美国的一家保守派智库遗产基金会仍然把香港经济视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25] 香港经济中最受广泛赞誉的特征---令人惊讶的低税率需要做出某些背景解释。国外的自由意志论者羡慕香港的税率，但如果更加仔细地审查“香港制度”就会打击 香港空中轮廓线，立法会大楼在附近商业大楼对比下显得渺小。Photograph © Leungchopan. Shutterstock. 他们的热情。[26]在1996年，就在香港回归前，香港公司的利润税是16.5%，工资税最高限额是15%。而且，在香港税法下还有众多慷慨的个人补贴。事实上香港劳动力中53%的人不需要缴纳所得税。低税率（回归后进一步降低）的主要解释不是福利开支的降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不需要支付国防费用（这是成为主权大国的殖民地和“特别行政区”的好处之一）但是，最关键的解释是政府不需要完全依靠直接税收作为其收入来源。 我在香港的第一年是值得纪念的。每个周末，我都和妻子孩子到不同的地方如公园、海岛或海滩游玩。香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40%的土地被隔离起来作为国家公园、娱乐或环境保护，只有17%的土地上建造有房屋。[27]香港的人口密度只有临近的澳门（隔壁小镇）的三分之一[28]。香港都市区是由政府留下来做为开发的土地。 香港政府实际上从土地销售中获得其收入的30%[29] 领土内的土地在法律上属于政府所有，即李宁衍所说的“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政府通过出售从75年到999年的长期租赁权给开发商以填补金库。[30]土地价格越高，政府的利润就越大。换句话说，维持香港在全世界最高的房产价格政府是有利的，如果它要维持低税率政策的话。它通过认真控制待售土地的数量来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土地出售过快，房产价值将会降低，政府的收入就要受到影响。当然，是那些买新房的人和从私人领域租房的人为这个政策买单。许多香港人生活在非常狭小的房子里，支付天文数字的房地产价格的需要被很多人认为是间接地纳税。 政府的很多土地是以三家房地产开发商竞拍的形式出售的：恒基地产、新鸿基地产集团、和长江实业集团。这些开发商坐拥大量土地，但他们像静脉注射一样把公寓一点一滴投放到市场上以便维持房产价格的高挺。从1992年到1996年，三大开发商每年出售的房屋数量在下降，而价格上涨四倍，利润翻番。与此同时，潜在的新进入市场者受到作为政府收入基石的巨额土地变更费用成本的限制。自香港回归后十年，地产大亨在顾问和立法机构中控制的席位已经增加了三倍。[31] 香港回归并没有切断政府和开发商的联系。实际上，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开始准备接收香港时就与开发商结盟。当时，中国官员不敢肯定当地人是否支持主权回归，当时作为北京在香港的头号人物的许家屯在回忆录中解释了“世界末日的普遍恐慌。人人都想带着金钱逃离。”(许本人在1990年叛逃到美国)作为回应，中国采取了与当地资本家合作、给这个地方注资的策略，这个措施被认为是维持香港经济稳定所需要的。为了赢得大企业老板的支持，中国政府代表香港公司组织了及时的干预措施。其中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中国银行帮助挽救董氏航运公司及其公开的分公司东方海外公司免于破产。董氏航运总裁董建华被任命为回归后香港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在组建顾问委员会确定后英国时代的香港政策的时候，中国也向曾经的许多敌人伸出援手。比如，权力巨大的筹备委员会成员就包括了香港最富有的20个人中的几乎全部。 1999年，失掉大学住房的权利后，我们在香港岛的碧瑶湾租了一套公寓。那里可以看到大海的风景，但是我无法忍受白天在那里度过任何时间。我的沉思被大声的钻井声所打断，当地人巧妙地把香港特区区歌称为风钻的噪音。因为从头开始搞起的数码港工程就在我们公寓的下面。最初它是打算成为香港的“硅谷”，政府在真正的硅谷里的网络公司股票下跌之后，放弃了这个把它变成高科技园区的计划。所以整个工程最后成为电信和信息技术大企业电讯盈科的主席和亿万富翁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的特殊优惠。李泽楷被政府给予特别的机会获得昂贵的土地以供开发而无需经过通常的竞拍程序。 自香港回归以来，政府和地产商之间的纽带没有被切断，这应该不是令人吃惊的事。相反，每当开发商的核心利益受到波及的时候，政府就干预经济。一个被广泛报道的例子就是1998年对股票市场的干预，当时纳税人的千百万美元资产被用来购买几个重大蓝筹公司的股票，其中大部分与房地产利益有密切关系（香港政府当时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干预政策成功地稳定了股票市场，为10年后美国政府的干预政策确立一个可学习的模式）。更加清晰的旨在刺激房地产价格的干预措施是“2003年终止“居者有其屋计划”，这是针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级之间的边缘收入群体的公共房屋计划之一。这个稳定私有房屋市场价格的尝试产生了保护大房产商利益的作用。”[32] 但是谁真的相信资本主义是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单靠才干和勤劳就能成为经济上的成功者？至于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励的中国共产党人，[33]他们应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是服务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工具。“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正如曾经许诺的那样，忠诚地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模式。而且，人们可能预料到大企业与政府攀交情的做法在小地方可能更加肆无忌惮。正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与笔者没有血缘关系)说的，“我总是假设这是我内心潜伏的马克思主义，当一个小的城市国家拥有了庞大的财富，那是因为寡头集团与政府之间密不可分的勾结。”[34] 虽然如此，仍然值得争论的是香港提供了比新加坡更加平衡的发财之路，在新加坡李氏家族拥有政治权力控制经济命脉（请参阅新加坡一章）。殖民主义的终结因为终结了殖民时期明显的英国利益集团的政治恩主，从而实现了机会平等化。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在1995年前垄断了当地的电话业务，它的国际通话服务垄断在香港回归后就终结了。香港地产大亨陈启宗说，城市所有公交车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说过的一家英国公司制造的”。[35]当时主要由太古集团控制的国泰航空拥有香港机场的所有降落权。殖民地时期，英国工人自动拥有在香港工作的权利。[36]英国大企业和政府的冲突就是普遍存在的：“香港银行主席和英国几个大公司的老总都是香港政府最高机关行政会议的成员。他们总是能首先得到政策和重要信息，并很容易地采取行动，而本地中国商人成为二等公民。在企业界，时间就是金钱，你先得到信息，你就赢得胜利。这有什么公平和清廉可言？当然，表面的市场和社会机构的开放，所有人都能公平参与的外表不过是新的中国精英戴的假面。但中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不是单一的：众多“红色资本家”竞相争夺在香港的地位和影响力。陈启宗宣称“对比1997年之前和之后的情景，人们就会发现香港特区政府（回归后的香港政府）更多地从企业界退出。”[37] 简而言之，香港自回归以后变得更加资本主义了，因为行动场地对中国企业主和经营者更平等，或者对资本家更平等。如果是这样，这种发展应该被看作对殖民地统治扭曲的一种矫正，是值得渴望的。但香港的“资本主义转变”也表现出更黑暗的一面：回归以来，社会福利权利遭到持续削弱，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我在蒙特利尔卑微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从来没有梦想过自己家里会雇佣家庭保姆，但是在我前往香港后就发生了这种事。没有国家资助的日托中心，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或专业人士家庭都雇佣外国保姆帮助照看孩子做家务：2008年，在香港工作的外国保姆超过25万1千人[38]，她们主要来自印尼和菲律宾（殖民地时代的一个遗产）。我们雇佣了一个保姆住在家里照看小孩。在香港回归中国后，该地区待遇最低的工人，保姆的最低工资被香港政府砍掉一半，作为对政党和雇主利益团体压力的反应。但是妻子和我都有稳定的工作，我们能够负担起“殖民时代”的保姆工资，但很多香港人因为经济困难而降低了保姆工资。 香港社会福利体制中最特别的部分是1953年开始的房屋政策，起因是石硖尾寮屋区大火使53000人无家可归。政府重建社区时为火灾受害者提供房屋。[39] 政府补贴的房屋被拥有社会党背景的外交官被派往殖民地当总督的麦理浩急剧扩大。[40] 在1972年担任总督一年后，麦理浩爵士开始了旨在为180万仍然生活在擅自搭建的房屋或临时房屋的人提供永久性公共租赁房屋的住房计划。幸运的是，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开始，政府有很多钱，虽然19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阻碍了旨在获得公平和关爱的社会计划。到了回归时，香港房屋委员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超过300万香港人或者人口中的52%生活在政府补贴的房屋内，主要是从房屋当局那里租赁的公寓（租金是市场水平的五分之一），其余人购买各种家庭所有权项目提供的各种补贴的公寓，价格只是私有市场的将近一半)。 作为加拿大人，我总是为我们的医疗保健制度而自豪，这是美国公民只能梦想的全部公民公费医疗。不过，我们仍然需要按市场价格支付医生所开药品的费用。让我吃惊的是，在香港，不仅医疗保健几乎是免费的，而且处方药也都得到很多补贴。 除了公共房屋外，香港也有西欧福利国家的若干标准特征。香港有非常好的公共医疗保健制度，政府支付97%的费用（私立医院基本上无法生存，因为不能竞争）。香港拥有低廉和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几乎覆盖了辖区的每个角落(公交车和地铁从技术上说是私有的，但政府在大部分公交公司拥有相当资产，有权力通过给予专营权和垄断线路而决定公司的成功或失败)。而且，向新轿车征收100%的税的做法强烈刺激人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中小学的教育大部分是免费或补贴很多的，辖区八大高校几乎全部是从公共金库中获得资金。政府为弱势群体如老人和残疾人提供基本补贴，为个人和家庭提供调查后的援助，提高他们的收入以满足基本需要和特殊需要（包括眼镜和假牙）。殖民地时代香港甚至提供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援助：根据儒家的孝心传统，纳税人因为照看家中老人而得到补贴。 殖民地政府的最后六年，福利开支以每年递增10的速度（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速度）增加，政府在环境方面的开支增加了60%，让许多企业家担心香港要走向福利国家的道路。实际上，香港已经在福利上开支很大了：在1995-96年，香港政府把公共开支的47%用在社会服务上，超过新加坡和台湾，只是比英国稍微少一点。[41] 但是这些福利成就被中共及其香港企业界盟友给破坏了。在即将回归时期，中共坚决反对香港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扩张。即将下台的立法会的最后一批法案之一是通过五部大幅度提高香港工人权利的法案，包括给予工会使用集体讨价还价手段与雇主谈判工资的权利，另一个法律保护工人被不公平地辞退或剥夺参加工会活动的权利。这些法律马上遭到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英年的谴责，他认为这是危险的。后来他被任命为董建华的政务司长。回归后，除了两个相对不重要的法律，增加职业病失聪受害者的赔偿金和五一作为法定假日的法律，北京任命的临时立法会投票搁置这些法律。 中国人对英国意图的怀疑或许发挥了作用：香港政府提出的新福利计划被看作是英国阴谋的一部分，旨在剥光香港的资金储备，让该地方陷入巨额债务负担的麻烦。但回归后的政府实际上拥有巨额现金(财政盈余超过460亿美元，2010年的盈余预计达到78亿美元)，某些反对或许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很多增加福利开支的推动力量是来自反对中国统治的亲民主党派，中共反福利主义的主要解释应该是它与香港企业界的战略结盟。 回归以后，社会福利因为经济条件恶化而进一步遭到削弱。香港遭遇了三次重大的经济危机，是东亚在1997年到2007年中经济表现最糟糕的地方。[42]即使对于一个习惯于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地方（包括1973年恒生指数的单日跌幅从1700点下跌到450点），“经济奇迹”的明显崩溃仍然令人惊讶。这很容易让人把失败归咎于共产党中国的“接收”，正如美国参议员阿尔弗斯·德阿玛托说的，香港的霉运实际上根源于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了每年出租土地50英亩。宋恩荣解释说，“这个条款是中国加上去的，企图预先阻止即将离任的殖民地政府可能大量出租过量的土地，使得1997后的香港特权政府不剩下多少土地。添加这个条款是要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导致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这其实成为香港回归最具破坏性的因素。”[43]这个泡沫在1997年末期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破灭，其实不管是谁执政，泡沫肯定是要破裂的。 我来香港前，总是读完政治新闻和体育新闻后就把报纸扔掉了。但是，现在我的爱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因为香港的学界朋友花费大量时间讨论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很明显的是，那些试图了解香港政治的人必须开始阅读财经新闻。1998年初，我是股票市场的热切追随者，空余时间在办公室电脑里跟踪恒生指数的涨跌。最后，在1998年2月，我认定市场对悲观主义反应过度，我投资了三万美元购买了一些股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赚了一万四千美元，我对预测了市场的底部感到很自豪。我告诉朋友们说严肃的投资者如果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摸透人的心理、了解国际政治的话，应该可以赚钱。最后，我赚的钱又全部赔进去（还不止）。移居北京后，我就很少阅读财经新闻了，让妻子负责家庭财务。 在亚洲金融危机初期区域货币崩溃之后，货币投机者开始攻击香港元。但香港政府承受不起港币贬值的代价，港币和美元连动已经14年了，这种绑定做法成为稳定的重要基础。取消绑定汇率将破坏香港政府的信誉（在一再保证绑定是“神圣的”）并导致大规模的资本出逃。而政府若捍卫这个货币，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香港花费了所储备的数十亿美元阻击投机者，把利率提高到惊人的高度来保护港元的价值。高利率消灭了香港的房地产业，因为香港投资房地产的10家上市公司中7家的股票下跌。香港经济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1999-2000年技术泡沫催生的短暂经济增长后出现了第二波的衰退。 香港在经济衰退时也经历了其他艰难。凯恩斯经济学可能提出增加开支刺激经济的处方，为穷人提供更多社会福利，但香港政府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它收紧开支，包括三口和四口之家福利分别削减10%和20%，迫使两万多失业者做社区工作，否则将失掉福利。[44]但是，对企业界，政府通过削减营业税16%而增加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这些措施在香港得到财界亲企业的保守派意识形态的支持。管理层喜欢预算平衡，这个意识形态体现在香港小宪法香港基本法第107款。但政府几年来一直都有预算赤字，主要是因为收入尤其是土地销售收入大幅度下降。[45]并不意外的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96年的0.518上涨到2001年的0.525，使香港排在南美和非洲16个发展中国家之后。[46] 2010年，联合国发展项目报告说香港是该项目研究的38个“高度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更令人警惕的统计数据是，30%的香港人现在挣的钱比1996年还少（虽然在此期间GDP增加了34%），有将近2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包括三分之一香港老人。[47] 陈铭楷总结了经济衰退给不同社会群体造成的影响：“回归后的第一个十年，虽然许多中产阶级变成了拥有负面资产的房产所有者，工人阶级承受了工资降低和失业的痛苦，弱势群体遭受因为预算赤字而导致的福利优惠和公共救助的大幅度减少。但是，大亨主导的经济上层梯队却成功地大幅度增长，这部分归功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高额回报率和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利润丰厚的经营。”[48] 回归后不久，香港政府宣布了在接下来3年里削减高等教育资金10%，此后再削减10%。到了2003年，我们系的会议主要是关于如何削减开支以及谁将丢掉工作。在2月，我不得不赶快飞回蒙特利尔，因为父亲从来没有正确诊断出来的呼吸疾病突然急剧恶化，他已经不能呼吸了。他于3月8日去世。等到我返回香港后，被告知我的工资被扣除了一万元（港币）。大学没有为雇主提供带薪的奔丧假期福利。3月11日，香港爆发了神秘的呼吸道疾病，该地区很快成为萨斯流行病的中心。很少人敢于不戴口罩外出，附近的大楼就有人奄奄一息。我自言自语说，萨斯杀人的速度比父亲患的呼吸疾病的杀人速度更快。在后来的4个月里，萨斯让香港1750个人受到感染，造成299人死亡。 失业率从1997年的2.2%增加到2003年的8.3%，这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高值，房屋价格在萨斯爆发的黑暗日子里降到历史上的低点。但这种疾病传播的终结像其开始一样非常突然，香港出现了另一个经济复苏，这受益于美元走弱和中国中央政府刺激香港经济的各种措施，如开放大陆人到港旅游。到了2007年5月，香港的股票价格创造了新记录，饭店生意兴隆，失业率下降到3%，房地产价格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似乎香港已经最终恢复了作为“龙经济”的地位。不过，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香港很快就遭到美国2008年房产泡沫破裂引发的危机的冲击。由于香港对金融业和服务业的依赖性，它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打击最重的地方。[49] 2009年4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说城市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它会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呢？政府能避免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吗？即使穷人的公共房屋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公共房屋开支在政府总开支中的比例从1999-2000年度的3.68%降低为2004-2005年度的1.52%，政府退缩到“非常狭隘和更多限制的防守政策中，以便为私有企业腾出空间。这种变化实际上不过是政府在房屋方面的责任残余而已。”[50]香港弱势群体能够对付这个苦难吗？人们可能预料社会被分裂成两部分，经济上的“失败者”沦落街头，知识分子不得不质疑维持作为“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大问题。 2009年4月6日。从金钟地铁站出来，发现我的道路被一群抗议工资遭到削减的保姆拦住了。一个大学教授带领他们喊口号和欢呼，他写了保护保姆权益的宣传单。几分钟后，在香港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厦前，我看到中产阶级示威者抗议银行使其资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赌博行为。警察封锁了街道几分钟，但过往行人似乎对抗议者熟视无睹，我似乎是唯一关注的人。那天晚上，我和老朋友一起吃饭。他刚刚在似乎被看作最糟糕的时间开办了风险投资账户，但他很乐观，期待危机会很快过去。房地产价格没有像在1997年那样狂跌，银行都很好地实现了资本化（香港的抵押贷款规定比其他许多部门更严格，如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房产价值的70%[51] ，低税率仍然是香港的一大优势。他妻子批评政府提供小额的为期一年的资金帮助大学生应对经济衰退（我刚刚从丹麦返回，那里学生举行罢课，因为政府提议把针对所有年轻人的每人每月一千美元的补贴从六年缩减为4年。） 最近的一次调查发现香港人比英国人拥有更持久的反福利态度。比如，大多数人反对失业保险，除非领取者在积极寻找工作。调查发现香港人拥有自力更生和强烈的职业道德等儒家观念。[52] 甚至连香港的进步知识分子都怀疑人们“天生”拥有从国家获得福利的权利观念。陈文提出了建立在优先把家庭作为好生活关键的儒家观念基础上的社会福利模式。福利责任首先在家庭，当地社区是第二级的帮助者，国家扮演最后一招的角色，为那些不能自立的或没有成年人照顾的人提供直接帮助[53] 。杨贝蒂认为儒家社会正义理想涉及到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但政府控制土地分配，尤其是在灾难来临的时候，需提供政府救济减轻人们的痛苦。[54]殖民地时代社会福利政策更加持久的一面，如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提供公共房屋就非常有效，因为它们符合这样的观念。[55]在后回归时代，房屋私有化和取消公屋租赁继承权和检验房屋补贴等其他政策或许也“符合中国人理解的正义概念和精神”[56]。所以，不考虑家庭和社会情况，让人人获得免费服务，推动政府应该为人们提供基本需要的理想或许是个错误。考虑到北欧国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这种理想或许适合他们，但是不一定适合香港。麦理浩或许是香港最有爱心的总督，但他仍然位于历史的错误一方。不是香港人不关心穷人，他们只是不相信国家福利总是或常常是保护他们利益的好办法。过多的国家福利破坏经济发展，其实也存在其他方法保护穷人的利益，如使用普遍尊重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并不造成破坏）。在这个意义上，香港自回归中国共产主义者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加深或许与香港人的主流精神一致。 回归以来，人们像乘坐过山车一样变得更加不知所措和失去自信，为什么要这么担忧资本主义的盛衰荣辱呢？[57] 香港主要是从中国大陆逃脱混乱寻找好生活的移民组成的，他们不愿意在看到经济衰退的迹象后就认输。是的，制造业已经几乎全部转移到广东省（那里劳动力和土地更低廉），与快速现代化的上海和深圳相比，香港或许失掉了比较优势[58]。但香港有一个给予它独特优势的因素：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正如香港政府的最近报告指出的“香港以其适应性强的勤劳精神而闻名，将努力把危机变成机会。”[59]但谁能保证“勤劳精神”会永远存在呢？ 没有享乐主义的物质主义 走在旺角的街上，我感到压抑。街上挤满了人，但基本上看不到笑脸[60]。人们脚步匆匆，一边大声地打电话，无论在街道市场上还是在小店里，人人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高楼上的老年人在顶楼上晾晒衣服。闪烁的霓虹灯标志牌凸出来指向各个方向（汉字可以横写也可以竖写，商人充分利用语言的多样性），空调滴水洒在路人身上，双层公交车差一点撞上路人（他在交通灯还没有变绿时就快速跑过马路）。我又累又热，拐进一家餐馆休息。餐馆位于混合使用的楼房三楼，我进入电梯后马上按关门键，这是我在香港养成的习惯（相反，在蒙特利尔就随意多了，因为许多电梯根本就没有关门键。） 旺角(位于九龙，是香港的大陆部分)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有13万居民，[61] 还不包括非法移民及大批外地游客。从客观标准衡量，它应该是多数好生活的底层。最近的研究显示，对一个城市越来越多的“认知负担”会造成人们注意力和记忆力的丧失，严重影响人们的情绪，甚至干扰人们的自控能力。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那些曾经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市闹市区街道走过的人，情绪变得糟糕，在涉及重复一系列看过的数字的测试中的分数比在植物园散步的人的分数更低。[62] 香港大学一管理部门的朋友刚刚从澳大利亚度假回来。我问她假期过得如何。她说过得很开心，不过回来还是很高兴，她解释说澳大利亚“太空旷了。” 但是，在香港似乎起作用。在街道层次上，破碎的和不连贯的形式背后有一种秩序：施培德注意到的“结构性动荡”是“香港街景的有趣描述”[63]。一方面，该市以犯罪率低而著称：即使在被认为香港黑帮活动中心之一的旺角，单身妇女晚上一个人行走也是安全的。酗酒和吸毒的事很稀少。香港人的预期寿命是世界第六高：男人79岁，女人85岁。[64]香港人不是寻求逃避都市文化，而是常常在移居国外后寻找再创造这种文化。纽约和多伦多等城市的唐人街非常类似香港街道的热闹环境，可能在高度管理下的都市环境之内。 香港最高的建筑是作为金融机构所在地的88层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65]据公司网站说，该大楼“顶端是个雕塑皇冠，庆祝塔顶直插天空的高度”[66]。但是和我交谈的每个香港人都说它应该看起来像抓钱的一只手。 香港的“结构性动荡”的秘密并不神秘。人人都在忙着做一件事：赚钱。人们努力工作赚钱，人口稠密的都市环境让交流和生意更容易。[67]是的，拥挤的生活环境反映了政策决策以及在多山地方的建筑的局限性。不过，它也反映了许多人最关心的事：谁愿意把时间浪费在从郊区到工作场所的旅途上？ 小时候在蒙特利尔，我渴望去看望有钱的祖父母。他们经营一家童装厂，厂名就是以作为设计师的祖母的名字命名的。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也喜欢到豪华的餐馆吃饭。但是爷爷的轿车总是让我尴尬。他来接我时总是开着昂贵的林肯大陆轿车或者奢华的白色卡迪拉克轿车。在从我们街区出来时，我不得不假装肚子不舒服，弯下腰来，这样我的工人阶级和移民后代朋友就看不见我做在车里。25年后，香港一个学界朋友提出愿意把他的宝马车卖给我。虽然有十四年了，但看起来仍然非常引人注目。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拥有一辆宝马车，周围人似乎都有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或者宝马。我愉快地买了下来。 一个著名的香港故事是一个有钱人把他的劳斯莱斯轿车停在最贫穷的街区，马上就有一群充满羡慕的人围上来(在美国城市的穷人区，故事可能是这辆车被故意砸坏)。当然，故事的寓意是香港对富人没有多少怨恨。人人都努力工作，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那么明显（香港的亿万富翁很少因为能力而受到称赞），成功者不过比多数人更幸运而已。为什么要对幸运者感到仇恨呢？这就像仇恨香港马会的获奖者一样没有道理。或许有点羡慕，但不是仇恨，当然更没有到伤害获胜者的程度。下一次或者下一代，就轮到其他人获胜了。[68] 我家曾被香港最著名的企业律师之一邀请参加香港赛马俱乐部的午宴。虽然我们的主人多年前就聘用我妻子在其律师事务所工作，但谈话没有涉及工作。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点心，把每一道食品都吃光，因为女主人解释她从来不在盘中留下任何东西（相反，我想起一个有钱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他总是留下一些食物，以便提醒自己他不是因为饿才吃东西的）。她注意到香港从来没有实行贵族制度，这或许帮助解释了缺乏高雅文化和更平等的职业道德。主人担心新一代香港人失掉了为香港生活方式提供动力的职业道德和奋斗精神（我14岁的儿子回答说，你们一代应该为破坏环境和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而受到批评。） 香港有一个著名的统计数字，人均拥有的劳斯莱斯轿车比任何别的城市都多。这说明了香港职业道德的什么呢？香港人应该努力工作而不是努力游玩，那么为什么花钱购买名牌商品和奢侈品呢？这是否意味着香港人失掉了促使香港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动力呢？他们变成喜欢享乐而不是工作的放纵的享乐主义者了？ 香港人喜欢豪华轿车的理由之一是他们的公寓太小。他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炫耀财富，如购买高档轿车。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放纵的享乐主义者。实际上，炫耀财富的整个思想更多是考虑他人的，目的是向别人显示自己很快乐而不是自己去感受那种快乐，除非这种快乐也能影响别人的想法。[69]而且，香港人消费并不是大手大脚，个人储蓄率仍然很高，政府的资金储备位居世界前列。就好像香港人仅仅花钱让资本主义车轮转起来就行，仅此而已。 虽然如此，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伟大的伊斯兰思想家伊本·卡尔敦(1332年-1406年)提出了一个解释朝代衰落的理论，或许可以用来预示香港的未来。按照卡尔敦的说法，让个人为部落献身的asabiyah (群体感情)和部落忠诚是政治力量的关键。对部落的感情越强，部落的战斗力就越强，能够战无不胜。“众所周知，沙漠生活无疑是凶悍的群体比他人更凶猛的原因。他们更容易获得优越地位，掠夺其他国家手中的东西。”[70] 但是，慢慢地游牧部落的征服者屈服于奢华城市生活的诱惑，这就是其命运终结的开始了。曾经凶悍的游牧部落在外来者面前变成了柔软的、虚弱的、温顺的群体，这个朝代最终被更强大群体感情武装起来的新部落征服。就香港来说，来自中国大陆的凶悍游牧部落已经在消亡。随着移民经验从集体记忆中消失，它不再拥有同样的强大动机。老年人担心下一代香港人或许屈服于奢侈都市生活的诱惑。但把香港人团结起来的群体感情到底是在削弱还是在增强呢？ 清明节或扫墓节自英国殖民地时代以来一直是香港的法定公共假日（这种节日在大陆曾经被共产党压制过，2008年后作为公共假日又恢复了）。让我吃惊的是，人们都真的非常重视。我曾经在薄扶林道的家附近的公墓在假日期间挤满了扫墓者，街道上挤满了烧纸钱的人，还有人在烧用纸做的各种东西如轿车手机等，为了让另一个世界的先人使用。 当然，中国风格的群体感情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得好“中国历史是王朝兴衰的历史，是社会盛衰的历史。在所有这些动荡中，家族、部落提供了让个人生存下来的筏子。文明衰落了，朝代被征服者扫荡了，但这个生命的筏子能够让文明延续下去进入下一个阶段。家庭和人际关系构成的方式确实增加了成员生存的机会。这是在许多不同情景下被验证了几千年的东西。”[71] 只要家庭稳定，族群就能生存。就香港来说，认为人们是个人主义者并不准确。典型的是，他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个人自我实现。他们努力工作是为了家人祖先和延续家族血脉的子孙后代。[72] 但是，问题在于香港现在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方：2009年适龄妇女生育率是0.742，远远低于标准替代率水平的2.1。[73]在这样的趋势下，据估计到了2033年，26.8%的香港人口将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而2005年这个比例只有12.1%。不过，根据出生率做出预测是错误的。首先，在需要的时候，香港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向大陆开放移民大门来提高生产工人的比例。其次，统计数字本身是令人怀疑的。香港边界那边存在着香港商人支持的“二奶村”。虽然有人质疑，目的不仅仅是在一夫一妻制严格婚姻之外满足性需要（可以通过在香港合法的卖淫来实现），而且是增加家族代代相传的机会。 2009年4月。与妻儿一起，我们拜会了最初来自台湾的香港长期居民，我们的老朋友朱尔。她撰写洞察力深刻的香港文化和美食的文章。从前朱尔做一桌丰盛的宴席需要提前几天做准备。这次，我们决定在喧嚣的湾仔区一建筑的三楼一家杭州餐馆吃饭。这是自二战以来香港最糟糕的闹市区的核心，餐馆里挤满了人。电梯实际上就是开在餐馆里的；没有空间可以浪费作为大厅或走道的无聊空间。老板跟我们打招呼，他自豪地给我们介绍他的美食，并区分了吃饱和吃好两类人。我想起来伊壁鸠鲁派和享乐主义者的区分，前者是过着禁欲的生活，以便追求社会背景中更高的善（比如朋友间的交流或者美味高级菜肴），后者则仅仅满足于口腹之乐。在餐桌上，我问朱尔香港人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她说是共同生活的高度地方化本质。人们很少到处走动，他们呆在一个地方，与周围的人结成丰富的纽带。我妻子说香港的出租车也是这样的，九龙的出租车司机若被告知要到香港岛的话，似乎感到很恐慌，反过来也一样。 根据儒家伦理学，道德并不终结于家庭。正相反：道德是在家庭中学习，然后扩展到其他社会关系中的。正如《大学》著名的开头一段所说“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对人的关心从亲人推广到他人，从家人推广到社区生活的其他人，最后推广到整个世界，虽然离家庭越远，爱的强度就越弱。 我们的儿子朱利安八岁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香港度过的，对他来说，香港就是家。放假的时候他常常要求我们允许他返回香港。过去几年，我们送他单独乘飞机去那里。在香港，他和表哥莱恩住在一起。 自回归以来，香港人似乎把纽带扩展到家庭以外进入到社区了。他们表现出在过去所缺乏的真诚的公民精神。在2001年到2009年，香港人每年从事志愿者工作的数量比从前增加了一倍。[74]在1990年代，香港都市文化观察家阿克巴·阿巴斯认为，“香港战后人口中的许多人所经历的暂时性和临时生活条件的延长阶段，连同拆迁和重建不可避免的循环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和社会身份认同，他们没有根基也没有对不稳定的过去的怀旧感。”[75]但是今天，香港有更深刻的根基意识和对过去历史延续性的关心。[76]其中的理由包括殖民主义的终结、拥有自己房屋的人口比例增大、人口中受教育者的增多、以及向香港之外移民的人数减少。人们开始捍卫或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自回归以来，诸如关心港口、清洁空气、资源保护和气候变化等环保组织等公民团体欣欣向荣[77]。理想主义的年轻人针对具体议题如威胁新界环境和生活习惯的铁路计划等各自开展行动。[78]热心市民和非政府组织在得知政府计划拆除人们喜欢的天星渡轮码头巴士总站以便腾出地方建设连接港口的高架线路后游行示威，15万示威者集中观看天星渡轮的最后一次航行。[79]2003年，50万香港人举行和平示威抗议提议中的国家安全法，人们担心这将破坏香港珍视的公民自由（政府屈服被迫收回法案，保安局局长辞职）[80]。才华出众的电影导演王家卫表达了对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渴望，正如在《重庆快车》中的场景，身着便衣的警察抗议任何东西的失效日期。[81] 最近的建筑是对香港遗产越来越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的反应（如位于铜锣湾的中央图书馆结合了东西方建筑风格)，城市表现出增加的革新趋势，整修而不是拆除古建筑。[82]中国历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都已经努力驳斥“香港在英国占领之前没有历史”的说法。1924年英国旅游指南说“今天，香港整修过的历史博物馆一楼提供了清朝以来该地区地质学形成过程的漫长传奇和对香港人生活的描述。”[83] 在萨斯危机的黑暗日子里，香港的医务工作者让城市感到自豪。在台湾，有广泛传播的报道说医务人员拒绝上班，有些甚至跳窗逃跑，因为担心受到萨斯病人的感染。在北京，医务人员基本上是被禁闭在工作场所。但在香港，医务人员完全出于职业道德和服务社会的精神坚持工作。似乎没有人因为死亡恐惧而影响自己的工作，虽然确实有一些医务人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84] 危机结束后，我本来想会有示威游行或者隆重的感谢仪式的，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猜想，人们可能觉得他们只是尽职尽责而已。 唯一真正显示对社会的承诺的方式是人们愿意为了社区做出牺牲。香港的医务人员证明了香港人努力工作不仅仅是为自己或者家人。 在香港，纪念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遇难者的守夜活动自1990年以来每年都举行。2009年，我妻子到香港出差，我借此机会把孩子从学校带出来送他到香港参加这次守夜活动。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儿子，他说离得太远根本看不见什么，人群比预先设想的更大。但他说祈祷仪式令人感动。成千上万的人（组织者说有15万人）聚集在那里纪念屠杀20周年，是199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许多家庭都是带着孩子一同参加。 1989年6月5日，百万香港人掀起一场风暴，他们上街游行抗议中国当局的暴行。他们可能是在表达对自己未来的恐惧，虽然有人也许不同意这个看法。但20年后，香港的公民自由相对安全，香港人在1989年的最大恐惧被证明有点过分了。那么，2009年6月4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上街游行呢？我猜想，主要原因是鼓励其他中国人采取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开始为20年前犯下的罪行正式道歉。这不仅仅是对香港人好，也是对整个国家好。2008年5月，四川地震后香港善心的大爆发也说明香港人已经扩展了与全体中国人的感情纽带。香港每个明星都参加了筹款赈灾音乐会，普通民众似乎都对这次悲剧感到真正的震惊。对整个世界的关心呢？（如果使用儒家的术语就是天下）怀疑论者或者指出香港对四川地震前几天造成至少两倍多伤亡的缅甸龙卷风相对淡漠的反应。但是道德关怀的区域或许在扩大。2009年，亚洲各地餐馆组织参加给东帝汶儿童食品的慈善活动，香港是餐馆参加数量最多的地方。[85]香港大学举办了成功的项目，派学生前往泰国边境难民营中给缅甸儿童讲授英语。[86] 我们应邀参加香港乡村俱乐部的特别午宴，邀请者是张健利夫妇。张健利是香港著名的大律师之一，正忙于涉及香港最富有的人之一龚如心的遗产继承纠纷案。据说龚如心虽然个人非常节俭，但立下遗嘱，实际上把她的几乎全部遗产捐赠给慈善事业。这个遗嘱受到一个怪异者，名叫陈振聪的风水师兼情人的质疑。他给孩子起了英文名叫陈财富（Wealthee Chan）。送到我们宾馆里的报纸上刊登了这个案件的报道。整个香港似乎都在称赞张健利，他是王太太的代理人。[87] 张健利告诉我们香港是为慈善筹款的最好地方之一，它已经越来越成为慈善活动的中心。[88] 伟伦兄，如果你还活着，我还想继续与你辩论。或许，你应该用更加善意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家乡而不是跑到蒙特利尔研究社群主义。不错，香港人热衷物质主义，但他们为什么关心金钱呢？毕竟，他们似乎不像其他城市的人那样会享受。部分因为赚钱的渴望与他人有关，如向别人炫耀自己用金钱购买的东西。当然，这不是值得羡慕的特征。但香港精神中也有道德的一面：人们努力工作为了他人，从家庭成员开始，扩展到所在社区，再到城市、国家、以及全世界。公平地说，从你离开我们以后，这里情况改善了许多。或许，在你那个时候更难辨别出香港精神背后的道德意义。不过我担心你不赞同我的观点，你可能说我把香港浪漫化了，批评我花费太多时间和试图与美化阶级结构的有钱人交谈。你可能鼓励我学习粤语以便和当地各阶层的人用母语交流（而不是用英语或普通话）。下一辈子，也许。下次到香港去，我要做的事就是为你烧一份这篇文章。等到我去那边的时候，咱们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辩论。 【注释】 [1] 引自 Gary McDonogh and Cindy Wong, Global Hong Ko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33. [2]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in John Stuart Mill: Three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1. [3] 引自Denis Hiault, Hong Kong: Rendez-vous chinois (Évreux: Gallimard, 1997), 21. [4] McDonogh and Wong, Global Hong Kong, 41, 42. [5] See http://ebooks.adelaide.edu.au/k/kipling/rudyard/seatosea/chapter9.html. [6]吴启聪、朱卓雄《建闻筑迹——香港第一代华人建筑师的故事》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7] Peter Cookson Smith, The Urban Design of Impermanence: Streets, Places and Spac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CCM Creations, 2006), 77 [8] 引自 McDonogh and Wong, Global Hong Kong, 136. 但是，白吉尔的区分不大能清晰地应用在中国前现代时期。比如在唐朝，繁荣的大都市长安和丝绸之路贸易城镇证明了中国北方的开放和商业热情。 [9] Law Wing-sang, “Hong Kong Undercover: An Approach to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9, no. 4 (2008): 524-25. [10] McDonogh and Wong, Global Hong Kong, 46, 48. [11] Hiault, Hong Kong: Rendez-vous chinois, 44. [12] 在新加坡，影响类似（请参阅新加坡一章）。 [13] McDonogh and Wong, Global Hong Kong, 63-64, 67. [14] Ibid., 69. [15] 英国记者马丁·布斯写了小时候在香港的充满感情的回忆录，题目是《鬼佬：我在香港的童年》(Ealing: Bantam, 2005). [16] 强世功《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139页。 [17] Hiault, Hong Kong: Rendez-vous chinois, 70. [18] 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part 3. [19] 一个律师胡红玉1975年帮助创建了压力集团香港观察家，认为麦理浩爵士在他担任港督期间（1971-82年）拒绝把选举引进立法会对香港来说是“灾难性的”。直到1990年代才引进民主，殖民地政府实际上为中国政府反对政治变革提供了合理性。请参阅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 230.从积极的一面看，麦理浩爵士给香港引进了影响很大的廉政公署和开展大规模的公屋建造计划。 [20] McDonogh and Wong, Global Hong Kong, 105. [21]强世功《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112-21页，第149-58页。 [22] 香港风格的资本主义有一种激发人们诗歌灵魂受到艺术和音乐的吸引而不是金钱的吸引的方法，请参阅里尼·小笠原的文笔优美的博客 www.tangdynastytimes.com/2009/04/hong-kong.html. [23] 对资本的支配地位的骄傲或者缺乏羞耻感也通过下面的事实体现出来，像《明报》这样严肃的报纸的整个头版都填满广告（比如，《明报》2009年3月6日的头版就是百达翡丽钟表的广告)。 [24] www.hoover.org/publications/digest/3513096.html. [25] Wilson Wong and Sabrina Luk, “Economic Policy,”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Governance in the Post-1997 Era, ed. Lam Wai-man, Percy Luen-tim Lui, Wilson Wong, and Ian Hollida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1. [26] 请参阅 www.geocities.com/CapitolHill/1931/secC12.html. [27] McDonogh and Wong, Global Hong Kong, 12; Smith, The Urban Design of Impermanence, 79. [28] Chen Cuier, Chen Liqiao, Wu Qicong, and Chen Jiangguo, The 逼 [Pressure] City (Hong Kong: Renzheng shiwuju chuban, 2005), 13. [29] Paul Wilding,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209. [30] Ling-hin Li, Development Appraisal of Land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1, 18. [31] Gary Cheung, “Property Giants’ Influence Grow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12 April 2010. [32] Wong and Luk, “Economic Policy,”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184. [33] 根据卡尔·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应该体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贤能政治理想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有在已经消除了阶级特权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实施。但是初级共产主义仍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根据天赋对人们实行奖惩的，因此，“高级共产主义”将实行“各取所需，按需分配”的原则。 [34] 给作者的信。 [35] Ronnie C. Chan, “What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Know about Hong Kong,” in China’s Hong Kong Transformed: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beyond the First Decade, ed. Ming K. Chan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0. 香港回归前垄断的情况，请参阅www.independent.co.uk/news/business/paragon-of-free-markets-is-riddled-with-monopolies-1598537.html; and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29. [36] 在英国统治的末期，英国大量年轻人涌进香港，受到优先移民和就业的地位的吸引，他们获得一个缩略语 FILTH(伦敦失败就闯香港Failed in London, Try Hong Kong). [37] Chan, “What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Know about Hong Kong,” 101, 109. [38] www.helpersfordomestichelpers.com/pb/wp_aa0b2bed/wp_aa0b2bed.html. [39] Betty Yung, Hong Kong’s Housing Policy: A Case Study in Social Justi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7. [40] Nelson Chow, “Social Welfare: The Way Ahead,” in From Colony to SAR: Hong Kong’s Challenges Ahead, ed. Joseph Y. S. Cheng and Sonny S. H. Lo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5), 400. [41] 值得追问的是香港在税率这么低的情况下怎么能提供这么多资金保障如此广泛的社会福利呢？重复一下，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土地交易，但是6%的收入来自“博彩业税收”，后一种收入主要来自著名的六合彩和香港马会。这笔钱被用来支持金融福利项目，通过拨款或者贷款，这或许解释了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香港的有些医院病房装饰着香港马会的标志。 [42] Yun-wing Sung, “The Hong Kong Economy Since Reversion,” in China’s Hong Kong Transformed, 195-98. [43] Ibid., 192. [44] “20,000 Jobless to Be Put to Work,” SCMP, 10 December 1998, 1; “Grounds for Discontent,” SCMP, 30 July 2010. [45] Wong and Luk, “Economic Policy,”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183. [46] Lam Wai-man, “Political Context,”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2. [47] www.asiasentinel.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94&Itemid=173; Kevin Drew, “Retrial in Murder Case Spotlights Justice and Class Division in Hong Kong,” New York Times, 9 January 2011. [48] Ming K. Chan, “Transforming China’s Hong Kong: Toward 2047 Convergence?” in China’s Hong Kong Transformed, 30. [49] 请参阅《香港杂志》2008年和2009年的文章，在线免费阅读www.hkjournal.org/. [50] Wilding, “Social Policy,” 206, 210. [51] See “The Four Reasons HK Banks Are Unlikely to Go Under,” SCMP, 16 October 2008, A10. [52] 王卓祺、张宙桥“福利主义与福利依赖的关系：香港的实微研究” 黄绍伦、尹宝珊、梁世荣 编《新世纪台港社会风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8)，第 206页和第 208页。 [53] Joseph Chan, “Giving Priority to the Worst Off: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Social Welfare,” in Confucianism for the Modern World, ed. Daniel A. Bell and Hahm Chaibo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 10. [54] Yung, Hong Kong’s Housing Policy, 76-81, 107. [55] 可能有人争论，公众接受大规模的公共资金支持教育，包括提供高工资的大学，至少部分可以这样解释，因为该政策符合普遍拥有的尊重教育的儒家价值观。而且，工资不是由市场原则决定的事实，诸如哲学之类“不实用的”学科的教授工资和企业法的教授工资同样多，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在儒家道德框架下人们对人文教育的重视（虽然这样的政策的起源或许更多是因为英国公务员是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接受的人文教育训练。） [56] Yung, Hong Kong’s Housing Policy, 128. [57] 当然，香港的经济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比较快地反弹。请参阅Bettina Wassaner, “Finance Jobs Hint at Recovery in Asia,” New York Times, 2 September 2009. [58] 有关香港和上海对金融中心地位的争夺，请参阅《香港杂志》2009年10月期（www.hkjournal.org). [59] www.investhk.gov.hk/UploadFile/IPA_global_financial_crisis.pdf. [60] “不苟言笑”在香港背景下不是问题，实际上正好相反。麦当劳已经了解到它不能把“微笑服务”的标准带到香港。正如詹姆斯·沃特森注意到的，香港居民特别强调“严肃性”的公共形象，麦当劳的员工应该做出这样的面部表情，关注细节，坚定不移，所以看起来更像皱眉而不是微笑。在香港，微笑被看作过于和蔼、过于关心、过于套近乎。请参阅James Watson, “McDonald’s in Hong Kong: Consumerism, Dietary Change, and the Rise of a Children’s Culture,” in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ed. James Wats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0-92. [61] Chen et al., The 逼 [Pressure] City, 13. [62] Jonah Lehrer, “How the City Hurts Your Brain . . .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 boston.com, 2 January 2009. [63] Smith, The Urban Design of Impermanence, 119. [64] www.indexmundi.com/hong_kong/life_expectancy_at_birth.html. [65] 2011年中，它被118层的环球贸易广场超过。 [66]http://architecture.about.com/gi/dynamic/offsite.htm?zi=1/XJ&sdn=architecture&cdn=homegarden&tm=33&gps=142_1150_728_332&f=10&tt=33&bt=1&bts=1&zu=http%3A//www.ifc.com.hk/english/onetwo.aspx. [67] Chen et al., The 逼 [Pressure] City, 18. [68] 这种世界观也帮助解释了在香港重新分配财富的压力不大：如果财富主要是运气（如赢得彩票）的功能，对富人就没有那么多的怨恨了。不是要求改革，人们渴望下次运气能更好些。 [69] 一个住在日本的女性朋友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反映了考虑自我和考虑他人的消费的差异。当她访问香港时，她在掂量买不买一件漂亮的冬装麦丝玛拉牌大衣，标价可以优惠75%（但仍然要花1000美元，所以她放弃了）。里面的口袋里缝有貂皮，售货员解释说日本顾客是多么喜欢“隐蔽的奢侈”。 [70]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vol. 1, trans. Franz Rosenth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 282. [71] 引自Fareed Zakaria,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4, 115. [72] 检验这种说法的唯一真正的方法是问人们在冲突的情况下怎么做（或者至少问他们说要做什么）。按照2006年进行的亚洲价值观指标调查，香港人把“和家人在一起”等价值放在自我表现的价值如“挣高收入”和“事业成功”之上。请参阅Ming 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2 (2009): 312-15. [73] 请参阅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birth_rate; and Chen et al., The 逼 [Pressure] City, 96. [74] SCMP, 6 May 2010. [75] 引自 Smith, The Urban Design of Impermanence, 135. [76] McDonogh and Wong, Global Hong Kong, 113. [77] Yan-yan Yip and Christine Loh, “New Generation, Greening Politics and Growing Civil Society,” in China’s Hong Kong Transformed, 213, 220. [78] 最近，吕大乐的一本书《四代香港人》(香港：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 2007) 认为年轻的香港人很难满足老年人对他们的很高期待，最新一代香港人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64页-65页）。当本书被香港政府官员用来解释铁路项目的年轻批评家的抱怨时，抗议者激烈地翻地，理由是他们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考虑而不是出于个人利益。 [79] Ming, “Transforming China’s Hong Kong,” 18-19; Leo Ou-fan Lee, 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6. [80] 但是，请注意香港风格的公民精神不一定转变成对更多政治民主的偏爱。按照东亚民主动态调查，香港人对自己参与能力的认识是亚洲最低的，只有1.5%的人相信他们能理解和参与政治。请参阅Wai-man Lam and Hsin-chi Kuan, “Democratic Transition Frustrated: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ed. Yan-Han Chu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8. 2010年6月，民主派认可了一项得到北京支持的宪法建议，允许选民选择五个功能界别议员，似乎进一步推迟了特区决策者的直接选举，他们的领袖在投票中领先。(“Albert Ho, Emily Law Rise in Poll,” SCMP, 21 July 2010). [81] Tsung-Yi Michelle Huang, Walking between Slums and Skyscrapers: Illusions of Open Space in Hong Kong, Tokyo, and Shangha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52. [82] Charlie Q. L. Xue, “Hong Kong Architecture: Identities and Prospects A Discourse on Tradition and Creation,” in Building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3), 91; Charmaine Carvalho, “Building Smart,” SCMP, 16 October 2008. [83] McDonogh and Wong, Global Hong Kong, 34. [84] 这并不是暗示政府以高效的方式对危机做出反应，或者尽一切可能保护医疗工作者。有关政府表现的批评性的分析，请参阅Ngok Ma, “SARS and the Limits of the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State,” Asian Perspective 28, no. 1 (2004): 99-120. [85] Joyce Hor-Chung Lau, “Eating for Charity at Hong Kong’s Fanciest Spots,” New York Times, 17 August 2009. [86] www.hku.hk/socsc/moei/. [87] 丹尼斯的团队赢得官司 (Mark McDonald, “Feng Shui Master Loses Claim to Tycoon’s Fortu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 February 2010)，虽然陈启宗的律师说他们要上诉。 [88] 或许可以写另外一篇有关香港的文章，香港精神是法治和相关的自由政治价值（请参阅 http://zh.wikipedia.org/wiki/香港核心價值)。香港人权律师的高能见度以及社会对公民自由的强烈支持确实使这种说法有一些说服力。但是，迈克尔·道达尔认为，正如以英语为基础的“香港法律体系让80%的完全使用粤语的人口的观点和关心与法律无关，也让法律与这个人口无关。”请参阅Michael W. Dowdle,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Common Law,” in Interpreting Hong Kong’s Basic Law: The Struggle for Coherence, ed. Hualing Fu, Lison Harris, and Simon N. M. You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63-64. 因此，共同的法律是否已经在香港扎根还存在疑问。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