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讨论儒教在今天的发展，对儒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功能做出清晰把握和定位，无论从道统传承还是知识研究说都是一个先决条件。我觉得公民宗教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进路。 （二）公民宗教概念对读书界还有些陌生，但正逐渐成为思想热点。正在写一组论证文字。希望今年能结集出版，既为自我表达，也供学界讨论批评。 （三）信仰基本是个人的事，关起门要打坐烧香或做祷告，各人愿意。打开门到广场议事，这时用什么规则就需要共识了。目前我比较关注后者。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建构，更重要也更急迫。 （四）有人说左派的失势有利于儒家文化的发展。未必。左右派与儒家在“策论”上互有交集，在理论逻辑上则存在紧张——它们两家倒是相通，都源自西方都是普遍主义。儒者应该期待的不是谁倒掉，而是一方面把自己视为一个平台为左右奠基，另一方面把左右视为一种资源参照着丰富自我满足时代需要。 “这次事件看似路线斗争，实则还是权力斗争。不接地气的极右很傻很天真，不闻人味的极左很黄很暴力。”赞同！把权力斗争想象成路线斗争，在左派属于道德自慰，在右派则接近意淫。 （六）很不理解这阵子右派有点邪乎的高兴劲。左派如果相信自己后面有人民，也大可以维持一种坦然淡定。儒者不仅要哀矜勿喜，对未来的发展还应怀一份忧患意识才是。 （七）中国问题的解决，没有什么现成的路线可走的，更不是某一思想流派的方案可以简单搞定。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约束条件，即任何方案都必须服从这两点。左派的乌托邦如此，右派的乌托邦也如此。儒家的实用理性、即用见体庶几近之，所谓体天制度因时设教者也。 （八）所谓路线斗争，在这里是指理念上的冲突。希望这次有一定这方面的含量。但实际与期待距离还有点远。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比较接近的时候，作为第三方的社会所秉持的思想理念或许成为一种“道德砝码”发挥效用，从而获得其实现的可能。至于左派右派该补哪的还真得赶快去补。现在的话语水准确实有提升的必要。 （九）当年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合作也是这样。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在意的是价值理性，你看中的是工具理性。没法本质主义的去要求、苛责或评价。但霸王道杂之的结果确实是成就了一番文治武功，包括汉族之名的成立。 （十）现在与满蒙回藏并举的汉人是ethnic group意义上的。但汉人之成立却是有汉一朝霸王道杂之及由此而来的文治武功之结果，即跟一个政治共同体勾连在一起，是由齐楚燕韩赵魏秦的组合而成的nation。今天的当务之急是56个ethnic groups整合成一个nation。儒家文化对此应有所贡献。 （十一）如果把现在使用的ethnic意义上的汉族概念等同于nation（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话，逻辑很错误，后果很严重。儒教国教化就是没注意这里的理论分际和实践后果。康有为当时对此还是有所意识的。 本次两会有委员提案搞“边疆节”。不妥，糊涂！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版图无所谓边疆中心。不同的族群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以宪法认同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认同高于以族群（ethnic group）血缘、历史及其他象征符号为内容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对于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概念。 （十三）《原道》第十八辑刊登有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周伟驰关于洪杨之乱的文章，主要论证的就是，所谓太平天国起义很大程度上乃是一场宗教动乱。单纯从血统或理念理解儒家儒学和儒教，而看不到其厚重的社会历史内涵是肤浅的。 （十四）严格的讲，汉族也是由汉朝的文治武功建构起来的。既不能仅仅从文化角度讲——汉朝只是儒家文化么？更不能仅仅从血缘角度讲——今天汉族人的血缘恐怕是各个ethnic groups中最多最杂的。至于礼乐中国论中的礼乐 仅仅从文化讲不仅肤浅而且错误。 （十五）宪法认同高于族群认同是从现实政治及政治学逻辑讲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原则是宪法德历史基础和价值原则则是从文化哲学和宪政理论角度角的。二者论域不同。例如在道统和政统关系中，道统高于政统；但在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国家认同高于文化认同。…… （十六）仅仅区分角度论域当然是不够的，所以用了省略号，所以反对儒教的国教论。你这里暗含着预设，1各文化本质上是不同的，2宪政价值原则之文化基础的确立是超历史的即各文化事实上绝对平等。实际这不可能。其次儒家文化确实具有特殊性。满人信萨满教孙中山是基督徒，但都以儒教为公民宗教。 （十七）23日《南方周末》“清明节人人皆天之子，把亲人之灵接引到上帝身边”，作者半通不通不懂装懂。清明扫墓跟亡灵接引有甚关系？把当今已与god紧密勾连的上帝引入，更有误导读者替某教张目之嫌。这是对墓祭情愫和清明文化的歪曲亵渎——无知或有意的编辑记者是不是感觉与有荣焉？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