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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宗霖 刘兴家 陈淑珍】论“仁者寿”

http://www.newdu.com 2018-01-20 儒家网 newdu 参加讨论

    论“仁者寿”
    作者:封宗霖 刘兴家 陈淑珍 
    来源:作者赐稿

    【内容摘要】“仁者寿”是孔子的生命伦理观,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仁者具有博大深厚的仁德,如此则使仁者处世和善、人际关系良好,从而以德润身,促成心广体胖。二是仁者具有崇高、文静的乐观精神,仁者时时心情舒畅,如此则有通经活络之效、延年益寿之用。三是仁者有涵养、心性宁静得风雨不动沉稳如山,如此则使仁者心脏搏动稳定、呼吸匀细深长、身体一直处于最佳生命状态,因而延缓了衰老。四是仁者重养生,着力实行养生理论,这与长寿更有直接关联。
    【关键词】 泛爱众;克己复礼;仁者乐;仁者静;仁者寿
    “仁者寿”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生命伦理观。仁者为什么能长寿呢?原因有四:一曰仁者仁,二曰仁者乐,三曰仁者静,四曰仁者重养生。对其中的道理,试加论述。
    一、仁者仁
    “仁”是孔子伦理观念的核心概念。那么,什么叫“仁”呢?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颜渊》第22章)“仁者爱人”这一人道主义观念的提出,是对直系血统伦理制度的冲击,其进步性表现在使“亲亲”兼容“亲民”。所以“爱人”还有个名称,叫“汎爱众”[1](《学而》第6章)。“汎”同“泛”。“泛爱众”说的是博爱众人。《弟子规》[2]对“泛爱众”的解释是:“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意思是:只要是人,就是同类,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皆须相亲相爱。同是天地所生万物滋长的,应该不分你我,互助合作,才能维持这个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再进一步解释,就是仁者爱家人、爱乡亲、爱国人、爱天下人,乃至爱万物,都如爱自己一样。例如“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公治长》第26章),就是仁者泛爱众人的表现。再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述而》第27章),就是仁者泛爱万物的表现。
    仁者泛爱众,不是善恶不分。孔子明确指出要坚定地施行“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3]的公正措施。
    关于“劝善”,孔子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为政》第3章),这样用仁德以感化,用礼教以整顿,二者相辅相成,民就有愧耻而不犯礼,而且能自修而向善了。
    关于“惩恶”,孔子引《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4](《始诛第二》)其意是说必须先教育,而后才能用刑罚。怎样用刑罚,孔子的行动是“为鲁司寇,断狱屯屯,与众共之,不敢自专,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5]
    由此可见仁者泛爱众的博大胸怀,在奖罚严明中,都贯通着无边的仁爱。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就是“克己复礼为仁”[1](《颜渊》第1章)。对这句话释义如下:
    “克己”就是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战胜自己的嗜欲。为什么要这样?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1](《里仁》第12章)还说:“枨也欲,焉得刚?”[1](《公冶长》第11章)。深味这两句话,得到的感悟是:克己才能达到无私无欲。无私无欲,才能刚正不阿,才能不受外物干扰,才能把生死看开。到了这种心情一直平静的境界,才能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才能“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1](《颜渊》第2章),才能“泛爱众”。可见“克己”是成为“仁”的基础,此修养的关键在于内在自觉性。
    “复礼”就是使自己的视听言动回复到符合“礼”的要求。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的内涵就是:恭、俭、庄、敬。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八佾》第19章),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为政》第5章),“不知礼,无以立也”[1](《尧曰》第3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学而》第12章)。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到“礼”是保持当时社会秩序不乱的纲常伦纪,也是约束当时社会各阶层成员言行的道德规范。“礼”的功能是节制,所谓讲礼,就是要以礼待人,对别人要以礼相见,彬彬有礼。
    一旦一个人的视、听、言、动都回复到符合“礼”的要求,那么,他的个人道德就达到了规范,人人都能如此,社会就达到了规范。到了这种境界,人人必然是时时处处都想着他人、想着社会的人。可见“复礼”是成为“仁”的标准,强调要想成为“仁”,必须受“礼”的客观约束。
    孔子赞赏西周以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却又声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1](《泰伯》第2章)。孔子肯定西周以来的宗法血缘传统,其弟子却又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学而》第2章)。这是因为“笃于亲”和“孝弟”本身就有爱人之意,是最基本的“仁”。若没有这些,自然也就谈不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种种伦理关系的规范。所以,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前提,没有“仁”,“礼”也就失去了意义。
    总看“克已复礼为仁”,就是着眼于“礼”,立足于“仁”,就是把对“礼”的遵守,看作是对“仁”的追求。这样把“礼”和“仁”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以“礼”的标准行“仁”,以“仁”的自觉性复“礼”。只有如此,才能使“仁”的泛爱众心愿和“礼”的行为规范相得益彰,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孔子把“忠恕之道”当作“为仁之方”。孔子要求仁者应在两个方面鞠躬尽瘁。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卫灵公》第24章)著名的“为仁”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出自这段话。这是孔子“忠恕之道”的内容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第一层意思是自己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要别人承受。例如我不愿别人凌辱我,我也不凌辱别人。第二层意思是己之所欲,就施之于人。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梁惠王上》)。甚至于只要有利于别人,把自己的物品都献出来,也都心甘情愿。例如子路在表述自己的心志时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1](《公冶长》第26章)。这可称之为“尽己为人”。第三层意思是自己认为快乐、幸福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要考虑的是己之所欲,未必是人之所欲,应当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提倡自己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也让别人按别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把以上三层意思都包含进去,就叫“推己及人”。如果人人都具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品德,凡事都能为别人着想,对人都能同情和理解,都能不强人所为、不夺人所爱,社会就不会有暴戾之气,就会和谐相处了。这是第一方面要鞠躬尽瘁的,是从消极方面讲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雍也》第30章)著名的“为仁”原则“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就出自这段话。这是孔子“忠恕之道”的内容之二。意思是己欲立身、进达,还要使周围的人立身、进达。相对而言,“自立”与“自达”都不容易,而要“立人”与“达人”就更难了。仁者的态度是再难也要“两立”、“两达”,因为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这是第二方面要鞠躬尽瘁的,是从积极方面讲的。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仁者的仁德饱和着善良、慈悲和宽容,是多么博大深厚,堪称“德侔天地”、“大爱无边”!
    二、仁者乐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7]这段话是论“知者”和“仁者”的性理的。本文只谈“仁者乐”和“仁者静”的性理促成“仁者寿”。
    “仁者乐,山”的意思是:仁者快乐之性,就像山一样高大、沉稳、厚重、丰美。
    为什么这样说呢?细述如下: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1](《季氏》第5章)这段话从总体上把人间的快乐分为有益和有害两类,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可谓界定清晰、旗帜鲜明。仁者唾弃的是那种恃尊自恣、出入不节、沉溺于宴饮的自损于身心的快乐,仁者追求的是那种建筑在仁德之上的促和谐、利团结、助上进的于身心有益的快乐。所以,仁者的这种喜乐观,能使仁者得道多助并且与日俱增,其品第超出寻常,就像横空出世的大山一样高大。
    下面分述仁者追求的三种有益的快乐:
    仁者追求的第一种快乐是“乐节礼乐”。“礼乐”的“礼”,就是“克己复礼”的“礼”,“礼乐”的“乐”,也并不只是声乐器乐,和“礼”一样,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用来调谐人们的关系,促使不同等级人们之间的相互融洽,让人时刻处于赏心乐事之境界。“礼乐”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头等大事,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8](《修文》)可见“礼乐”的重大社会作用。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1](《泰伯》第2章)这段话列举的“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如果不受“礼”的节制,尚且会偏激而成了毛病,更何况一般的言行举止呢!
    俗话说“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正是以成器为喻,阐明受准绳节制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厂有厂戒、校有校规”,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习以为常的事实。如果不是这样,物何以成器?如果不是这样,国家、社会将成什么样子?这些不都映衬出“仁者节礼乐”的必要性吗?
    “节礼乐”很必要,有很多益处,但是人们凡所动作皆得受礼乐的节制,这不是太不随便太不自由了吗?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但仁者却以此为乐,可见仁者的快乐不是那种放荡不羁、纵欲无度、低级趣味的快乐,而是一种高尚纯洁、优雅文明、适中得体的快乐。这种快乐有它独到的文静性,它不像洪水那样咆哮澎湃,正像嵯峨耸立的群山那样磅礴沉稳。
    仁者追求的第二种快乐是“乐道人之善”。这是说当仁者看到别人的优点或善行义举时,就欣赏赞叹,就“扬善公庭”。因为仁者懂得“道人善,即是善”,这既能使双方共同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又能激励别人更加勉力行善。这样就会使善行更加拓展和提升。“乐道人之善”是中国文化传统特有的一点,虽然很难做到,但这是必要的修养。
    仁者也有看到别人的过错甚至恶行的时候,对此,仁者绝不持厌恶、躲避的态度。一方面是以之为镜借以自省,另一方面是向不贤者规过。仁者明白,如果对过错不能规劝,双方的品德都会有缺陷。仁者采取的方法是“规过私室”,这样注意规过的场合和方式,就能有效地规过。
    但是,一些恶毒之人却与仁者恰恰相反,他们无视别人的善行,却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专觅别人的短处,并以“道人之恶”为乐。他们嫉贤妒能,绝不容许别人超过自己,如果别人超过自己,他们就怒火中烧,因而飞短流长,对别人进行诬蔑攻击而不择手段。他们为了抬高自己,对于与己相平的人也绝不手软,总是借别人灾祸之机,揭示别人的缺陷,张扬别人的隐私,不惜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他们为了自我突显,彻底消除竞争对手,甚至对弱于己者,也要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从“乐道人之善”与“乐道人之恶”鲜明而又强烈的对比中,我们能够看出“乐道人之善”的品德是多么光明正大,这种与人为善的敦厚性不正像崇山峻岭那样厚重吗?
    仁者追求的第三种快乐是“乐多贤友”。“贤友”就是“友直、友谅、友多闻”[1](《季氏》第4章)。
    多得贤人以为朋友,通过“劝善规过”,能排除堵塞和蒙蔽,得以完善品德、增益修养、提高才干,从而使双方都快乐。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8](《杂言》)这句话讲的就是“交贤友,久而自芳”的道理。
    中国有句古话:“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他认为要使社会安定祥和就要靠仁德教化,因为这样才能使人们思想纯正。而当时做学问从事教育的人没权没势,是很穷苦的,难免一生寂寞。可能一辈子没有人了解,甚至连父母、妻子都不一定是知己。所以,能得一知己,就死而无憾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尽管求友如此艰难,孔子却“乐多贤友”,一个“多”字,就道出了孔子乐观气势之雄伟,只有那万山翠遍之丰美才能与之比拟了。
    《论语》开篇第二句话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充分表明了孔子确实是位“乐多贤友”的真情主义者。
    明确了“仁者乐”的内涵之后,还要弄清楚仁者为什么这样快乐。本文第一部分讲的“仁者仁”,就是根基,在此基础之上,才产生了仁者的远大追求。他们“仁以为己任”而深感“任重而道远”[1](《泰伯》第7章)。为此,他们就“为之不厌,诲人不倦”[1](《述而》第34章)。为此,他们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述而》第19章)。可想而知,忘了人是必须吃饭的那种人,忘了必然有衰老威胁的那种人,自然会忘了一切烦忧而只有无限的快乐了。
    三、仁者静
    “仁者静”,不是避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诸如通过静坐、调息等特殊的人为安排,获得孤立隔绝的状态,来实现“心灵的安宁”;而是要立足于日常生活,在世事纷繁多变之中豁然不惊,用理智驾驭感情,以平和调整心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平静并保持平静。仁者,贫困,不改沉毅之操守;通达,不趾高气扬。其“心如止水”的状态,有三种类型:
    第一、心神庄重。
    心神庄重并不是靠板起面孔来完成的。要自尊、自爱、自信,要仁而威、惠而信,要通过自身的奋发努力,使自己有作为、有价值、有成就。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1](《学而》第8章)孔子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学问、仁德,使他的弟子们赞叹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1](《子罕》第11章)。虽然孔子很温和,充满感情,很容易亲近,常说笑话,但是他庄严不可亵渎,令人敬畏。“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1](《述而》第38章),就是孔子心神庄重的体现。
    心神庄重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小节中表现出来。“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1](《子罕》第27章)这是孔子夸子路心神庄重与常人迥异。心神庄重不靠衣饰华美,全凭内心修养。只有一生一世“不忮不求”,才能不轻浮,才能永葆心神庄重。
    脾气暴戾虽然也板着面孔,但算不上心神庄重。试想那种动辄火冒三丈、怒不可遏者,立时会面色苍白、喉干口燥、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手脚发颤;那种动辄怒目切齿、暴跳如雷者,瞬间就面红耳赤、青筋凸起、七窍生烟、气喘吁吁。这种种表现与心神庄重毫无关联,只能称之为骄横,骄横除了无端失态、于事无补之外,还会因气得了病、罪苦无人替。所以要“泰而不骄”[1](《子路》第26章)。
    第二、心志坚定。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面对当时“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严酷状况,提出了恢复“礼治”的主张。他周游列国,反对苛政和战乱,苦劝诸侯“举贤才”、“节用”和“使民以时”。但是,他到处碰壁。他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却从不动摇。孔子晚年,又编订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经典,可以说,他毕生都在尽力救世。“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子罕》第26章),用这句话来诠释孔子的心志坚定,可谓无比贴切。
    孔子曾被隐者讥笑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1](《宪问》第38章)。其实,这句话正可作为对孔子的赞语,因为孔子的心理不是隐者所能够揣度的。孔子的心理就是“尽人事,应天命”,即心志既定,就必须竭尽全力去做,毋庸顾及成败;纵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这种心理才算真正的心志坚定。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9]这个故事说,对于“圣人”的称号,孔子不敢当,却乐呵呵地自认是“丧家之狗”。对于孔子的这种心态,应该这样评说:纵观孔子的救世行动,没有豪言壮语,既不张扬,更没有想过什么头衔桂冠,只在于把握自我,保持孜孜实干。对他来说,千难万险无所惧,一无所获又何妨?孔子的这种谦恭、豁达、淡定的心态,能够使他更有担当,能够使他做的更好。这种心态是心志坚定更深层次的呈现。
    第三、心态从容。
    心态从容的人,神泰意舒,做事认真谨慎、镇静沉着、成竹在胸、不急不躁、轻重分明、先后有序。他们在做事之前,对事情不但不轻视,相反的还要从“难”的方面特别重视。对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要周密考察、深入分析,进而针对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去应对,而不“暴虎冯河”鲁莽蛮干。这样“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才能顺天应时,取得“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效果。
    “子畏于匡”[1](《子罕》第5章),是孔子一生中遭遇的几件险事之一。当时匡人以兵围孔子,事态很严重、很危险。一个“畏”字,表明很多弟子被吓得惊慌失措。在这种危难情况下,孔子一不祷告求神,二不无视后果地去激化矛盾,而是脸色不变,毫不在乎,仍然弦歌不辍[10]。他慰勉弟子:“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结果他就是以他的宁静、从容和自信精神,把危难解除了。从中可以看出,从容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的气度、修养和睿智明达,而且也是一种镇慑强敌的刚毅和浩然之气。
    细看上述三种状态,从所引述的孔子及其门人的那些言行资料中,我们还能深切体味到“仁者静”是以仁德为底里的。再联想孔子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里仁》第五章)这句话,就更能令人明晰地领悟到“仁者静”这一重要特征。“仁者静”只因为具备了仁德的深厚蕴涵,所以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才能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才能永远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快乐。
    四、仁者重养生
    孔子在恪守礼的规定、严格按等级制原则行事的同时,又对生命充满关爱,非常珍视生命的价值。为了赢得更多的行仁时间,他把敬身安体看得比礼仪的规定更加重要。孔子精于养生之道,有完备的养生理论。他的养生理论是:
    “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4](《五仪解第七》)
    对孔子的养生理论,论述如下:
    第一、将身有节。
    将身有节,说的是养生要有节制,主要内容包括生活起居要有规律,饮食要有节制,安逸和劳碌都不能过度。在这方面孔子是身体力行的。如《论语•乡党》所记:
    ①“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
    ②“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不撤姜食,不多食。”
    ③“食不语,寝不言。”
    ④“寝不尸,居不客。”
    ⑤“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上述所引,虽是论及斋祭饮食居处之事及衣服之礼,却都适于平时饮食寝处,是有益于健康的,而且符合科学道理。兹略作评点:
    (一)关于穿衣
    古人云:“天人相应,乃养生之大法也”。意思是人只有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才能健康长寿。一年之中,人要顺四时而调寒温,才能避免疾病。衣服是人们抵御外来疾病侵袭和保持清洁卫生的外围防线,制作衣服的主旨是防止外伤和防暑保暖,原则是轻、柔、宽、可。穿着要整洁、舒适,切忌紧裹身体。古人认为“衣取适体,即养生之妙药”。对照这些标准,孔子是得益于“衣着有节”的。
    (二)关于饮食
    中医认为饮食不洁不鲜、不定时、暴食偏食,都可能引起疾病。“按时节量”是饮食养生的原则之一,这既是一种自然生理节律的需求,也可以使肠胃作息适度,使免疫力增强。一般来说,“按时”易行,“节量”难控,所以要特别注意“节量”。“节量”的基本精神是不暴食暴饮,“饭吃七八分饱”。最新科学研究证实:细胞死亡是衰老的主要因素,而轻微的饿感会激发体内潜能,减缓细胞衰亡;严格控制卡路里的摄取量,可明显降低患糖尿病、心脏病、脑中风等疾病的危险性。
    姜的主要成分是姜油酮等芳香性挥发油脂,有加速血液循环和解表散寒的作用。谚语云“朝食三片姜,胜似人参汤”。
    酒是柄双刃剑。少量饮酒是健康之友,因为这样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多量饮酒则是罪魁祸首,因为这样会使人发胖还会伤肝,导致心血管疾病发作。
    对照这些标准,孔子是得益于“餐饮有节”的。
    (三)关于寝处起居的良好习惯
    古代《睡诀》谈的“睡侧而屈”,其意是卧姿以双腿微弯向右侧卧为最适宜。这样的睡姿,全身可自然放松,心脏不致受压,便于血液流向右侧,能帮助胃中食物向十二指肠方向推动,防止胃食管返流。还可以避免舌根下坠,阻塞呼吸。所以孔子说的“寝不尸”,是对卧姿的节制,是有益于健康的。至于本部分所引用的③、⑤两则,也都是有节制的生活习惯,由于道理显然,就不赘述了。
    第二、动静以义。
    “动静以义”的意思是仁者根据“义”,该动则动,该静则静,一切动静都以“义”为准绳。
    “义”就是合宜、合理、合情、公允、正义。它和“仁”、“礼”、“智”、“信”并列,合称为“五常”,是儒家推崇的重大伦理道德。
    《论语》中多处论及“义”。这里需要着重论述的是“见义勇为”[1](《为政》第24章)和“见得思义”[1](《子张》第1章)。
    “见义勇为”的意思是看到正义的事就挺身而出,这就是勇敢,不如此就是怯懦,所以“见义勇为”属于“动则以义”。例如仗义执言、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见得思义”的意思是强调对于“得”,应该冷静,应思义然后取,千万不能见“得”忘义、轻率行动,所以“见得思义”属于“静则以义”。例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述而》第16章)、“不得分外之财,不取分外之利”,等等。可见“动静以义”能醇化道德风尚,永葆社会安定祥和,因而能够使人免遭横祸,确保颐养天年。
    而那些不“动静以义”的人,就会因为过于贪婪而攫取不止,就会为非作歹、犯法作乱,因而刑罚和战乱之械斗,就会使他们非命夭亡。
    第三、喜怒以时。
    “喜怒以时”的意思是“喜”和“怒”都要恰合时宜。如“闻过则喜”就是“喜得时宜”; “幸灾乐祸”就是“乐不得时宜”。再如“若不可教,而后怒之”[11],就是“怒得时宜”;“一朝之忿,妄其身,以及其亲” [1](《颜渊》第21章),就是“怒不得时宜”。总之,不能喜怒无常。
    “喜怒以时”,不但饱含着诚恳和关爱而且充满着愉悦和满足,能够养德养身,有延年益寿之效。“喜怒不以时”,喜则为所欲为,怒则不顾一切,不但自身堕落沉沦而且还会给社会带来祸患,必当死而非其命!
    第四、无害其性。
    “无害其性”,意思是说人的天生本性没有受到伤害。“性”是人所禀承,先天的仁善。只是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不同,“性”就产生了变异。若常处于善的教育和环境中,“性”则升,就会成为仁者;若常处于恶的教育和环境中,“性”则坠,就会成为恶人。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见区分善恶、抵制诱惑非常重要。
    那些抵不住诱惑而被伤害了本性的恶人,就会生活无节制,就会“喜怒不以时”,就会扰乱国家、成为强盗,因而不是疾病共杀之,就是刑罚、兵器共杀之,结果是不得享受天年、死于非命。相比而言,那些修真养性的仁者就会泛爱众,就会有公正的言行,就能“将身有节”、“喜怒以时”,因而不仅能够享受天年而且能够延年益寿。
    孔子不仅推行上述养生理论,而且还能“慎疾”[1](《述而》第13章),即若偶罹疾病,就慎其药剂以治之。
    这些就是在当时条件下,孔子得以寿终73岁、超越“古稀”的重要原因。
    结  语
    现对以上四部分作总结:
    第四部分谈“仁者重养生”,与“仁者寿”有直接关系,结语部分就不再赘述。
    第三部分谈“仁者静”,“仁者静”为什么能长寿呢?
    “仁者静”,一言以蔽之,是仁者不为物役,不为名累,不为情牵,因而外物不能诱,所以性常宁静。性常宁静,使身体长期处于最佳生命状态,故多寿考。其医学道理是:
    先从反面说。心神不宁、喜怒无常、大的情绪波动,就会导致神经系统和内分泌活动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失调、肌体免疫功能下降。如果这种状态过强、持续过久,就会导致一系列生理改变,最终癌症、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都有可能由此而发生。还有,一般人到中年,因动脉自然硬化,每年血管大约会狭窄1%-2%,患高血压、高血脂症者,每年血管可能狭窄3%-4%,或者更多。如果心神不宁、生气着急,就会心跳猛然加快、血压骤然升高,一分钟之内动脉就可能痉挛狭窄100%,以致猝死。中医典籍把所说这些概括为“躁者夭”。
    再从正面说。“仁者静”,便会使仁者神经放松、心脏搏动稳定、呼吸平静、体温相对较低、新陈代谢相对变缓、气血运行顺畅均衡而且消耗相对降低,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低消耗高效应的最佳生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脑电波非常稳定而且有节律,就能更有效地控制、指挥各分泌系统协调工作,以保证人体组织内所需的激素浓度。在这种状态下,动脉血压的稳定性和静脉回流的通畅性,就能保持体液的动态平衡,使身体中不应有的凝结固化(如血栓、淤血等)最终消散。在这种状态下,不疾不徐、匀细而深长的呼吸,提高了通气量,就能使血液与组织细胞之间的气体交换得以充分进行。因而就会降低乳酸浓度,使人减少疲劳。总括起来,这样就真气顺从、精神内守,这样就保住了“元气”、减缓了衰老,从而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中医典籍把所说这些概括为“静者寿”。
    第二部分谈“仁者乐”,“仁者乐”为什么能长寿呢?
    “乐”的反义词是“忧”,为了显示“乐”的好处,就先讲讲“忧”的坏处。中医认为忧愁过度,就会心结不开、气血凝滞不得发泄。如果气郁化火,就会伤及五脏六腑。其结果轻则失眠气短、饮食噎塞,致使肌体消瘦无力;重则引发中风及胰腺癌等病症。西医认为得癌症的人,一般都有癌症性格。所谓癌症性格,表现为心情长期郁闷、压抑,心境不开朗。处世看暗不看明,为人喜忧不喜乐。像女性的乳腺癌、子宫癌,多是这种性格致使的。
    再讲“乐”的好处,现代医学认为快乐的人能比不快乐的人寿命增加5-7年。因为要增寿就必须经脉通畅,而经脉通畅的前提就是快乐。人的精神愉悦,能给人体器官、肌肉和内分泌腺以良好的刺激,使体内分泌一些有益的激素、酶类和乙酰胆碱等。各种激素的适宜分泌,能把神经细胞的兴奋调节到最佳状态,有利于血液循环,有利于新陈代谢。可以使食欲旺盛睡眠好;可以补充元气降低血压;可以消除疲劳、减少疼痛;可以促进呼吸、增强免疫力;有通经活络之效,延年益寿之用。所以说,快乐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胜于医生的救死扶伤。
    狂喜过度固然也会损伤心脏,但是仁者之乐不是狂喜,它是一种高尚纯洁而又有节制的快乐,所以仁者之乐,是只有益而无害的。古人说的“美意延年”讲的就是“仁者乐”促成“仁者寿”。
    第一部分谈“仁者仁”,“仁者仁”为什么能长寿呢?
    第一、从本文所述四大部分内容上看,“仁者仁”决定了“仁者静”,带来了“仁者乐”,支配着“仁者重养生”。既然“仁者静”、“仁者乐”与“仁者重养生”都有益于健康,那么“仁者仁”有益于健康就是肯定无疑的了。
    第二、从道理上讲,儒家学派认为人是有社会性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1](《里仁》第25章)这就是说有仁德的人,能宽厚待人,乐善好施,他人亦会以仁德相应。这样仁者就绝不会孤苦伶仃,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因而就会感到欣慰,就会心情舒畅、精神充实。仁者的善心能使仁者心胸宽广、心态平和,这种心理平衡的状态能养血益气,其促成健康长寿的道理,在前面对“仁者乐”作结语的部分里已作讲解,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仁者寿”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所揭示的伦理,超出了“仁”的范畴,扩展到更广泛的“道德”层面,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曾子所著《大学》载:“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第一》载:“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养生名言是:“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长生诀》里有句话:“善养生者,当以德行为主,而以调养为佐”。明代龚廷贤的《寿世保元》云:“积善有功,常存阴德,可以延年。”民谚:“一片忠诚是长寿之本,满怀善良是快乐之源”。统观我国古今养生文化,长寿人的共同点是心胸宽阔、乐观开朗、性格随和、心地善良、品德高尚,没有一个健康老人是心胸狭窄、脾气暴躁、鼠肚鸡肠、小忿蒙旧德的。所述这些,一似“仁者寿”,都说明了养生必先养德,如果只重视养生而轻视养德,养生也难以如愿。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当前世界预防医学的最新成果,发表了著名的“维多利亚”宣言。宣言号召人们转变观念坚持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可用四句话来概括,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并提出了“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平衡”的口号。为什么提这个口号?因为心理不平衡,其它健康生活方式就无心坚持,可见心理平衡多么重要。本文阐述的“仁者仁”、“仁者乐”、“仁者静”和“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等内容,都有属于心理平衡。
    综上所述,可见孔子的生命伦理观“仁者寿”,是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是人人都能接受,都能得到启迪、借鉴,都能受益的。
    参考文献
    [1]孔丘著《论语》,北京出版社2006年。
    [2] 李毓秀著《弟子规》,见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
    [3] 孙星衍纂辑《孔子集语》(卷五•六艺四下•《大戴礼•礼察》。见《论语•外二种》,北京出版社2006年。
    [4]王肃著,《孔子家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5]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卷十三•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6]《孟子》,广州出版社,2000年。
    [7]南怀瑾著《论语别裁》,漓江出版社2006年。本文对《雍也》第23章的标点和解释,均采用于该书。
    [8]刘向撰《说苑》。
    [9]司马迁撰《史记•孔子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0]庄周著《庄子》。《庄子•外篇•秋水》有“孔子游于匡,宋(“卫”字误写为“宋”)人围之数币,而弦歌不惙”的记载。
    [11]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内则第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作者通讯方式:邮编:250022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阳光新路B区6号楼2单元804室  联系电话:0531-87187615、1558992080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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