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的圣人观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齐鲁学刊》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十六日乙巳 耶稣2016年3月24日 摘要：佛、道和儒家思想对形成王阳明以“良知”为基础的“吾性自足”的圣人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圣人观的主要内容是：1、在道德认识论上，圣人是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知与行的统一；2、在道德行为上，圣人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价值载体；3、在道德修养上，圣人吾性自足，具备最本质的人性。王阳明的圣人观是对先儒圣人观的“自我超越”，完成了儒家圣人观从“庙堂”到“人间”、从“书斋”到“民间”的伟大转变，实现了儒家圣人观的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 关键词：王阳明；吾性自足；圣人观 圣人观是儒家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同一时代的不同学者、同一学者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圣人的理解和标准不尽相同。《说文解字》解释“圣”说：“圣，通也，从耳，呈声。”可见，“圣”最早指听觉敏锐，后来引申为才能出众、知识渊博、无所不通。在儒家伦理学中，“圣人” 不是指知识渊博无所不通之人，而是指“尽伦”之人和道德上的完人，具备高尚的道德人格和完善的道德品质。这与“圣”本来的内涵大相径庭。 王阳明认为“人皆可以成尧舜”，肯定了“满街都是圣人”的可能性，因为“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1］（P870）他认为圣人就应当具备“良知”，圣人是“良知”的最佳体现者。“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1］（P312）所以，“为圣人”不过就是不断彰显和践履人本心之“良知”。达到了“良知”就可以做到“吾性自足”。人就是具备“良知”的“吾性自足”的人。这是王阳明圣人观的精华所在。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立足明代的生活现实，在传承和汲取前辈和同时代学者圣人观的基础了上，提出了“吾性自足”的圣人观，宣扬“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可以成尧舜”的圣人观，开创了明代开放性、平等性和大众性的心学圣人观体系，为儒学圣人观社会化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王阳明“吾性自足”的圣人观理论渊源是什么？他的圣人观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当代人在复兴民族文化中又如何看待王阳明的圣人观？笔者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以便抛砖引玉。 一、王阳明圣人观的理论渊源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子伯安，初名云，五岁时改为守仁，浙江余姚人。曾经筑室越城外会稽山之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发明“致良知”之前，为学三变，“致良知”之后为学也亦三变。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王阳明，“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于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2］（P180）王阳明先学词章训诂，再学朱熹，后出入佛、老，最后被贬居贵州龙场悟良知之旨。由此可知，王阳明圣人观的的产生与发展，与佛学、道家和朱熹理学的浇灌有重要的关系。这也是王阳明圣人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一）佛教对王阳明圣人观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冲撞、交融和相互吸收，至唐朝慧能发起禅宗革命，实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宗教——禅宗。中国本土化的宗教尤其是禅宗形成之后对中国文化、艺术、哲学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到了明代，宗教的创新不如唐代那样活跃，但是宗教的影响还无处不在。明初“第一等的国师”高僧梵琦（1296-1370），还受到过朱元璋的器重。宋濂也十分推崇他，为他撰写的塔铭说：“内而燕、齐、秦、楚，外而日本、高丽，咨决心要，奔走座下，得师法言，装潢袭藏，不止拱璧。”［3］（P46）明代还出现了祩宏、真可、德清和智旭等这样的著名高僧。由此可见，佛教在明代的影响是广泛的。那么王阳明圣人观的形成受佛学的影响就不难理解。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心学的发展在明代进入高潮。由于王阳明的创造性的发挥，这种思想已经形成一种完整的系统。”［4］（P222）圣人观的形成是王阳明心学成熟的重要体现，王阳明早年出入佛学和道家，到贵州居夷处困，在龙场悟道时的问：“圣人处此境更有何道？”［2］（P180）最后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2］（P180）龙场悟道顿悟式的体现本身就是禅宗的一种方式。所以，王阳明受佛教的影响是明显的。 王阳明任兵部主事时，写了一首《忆龙泉山》的诗：“我爱龙泉寺，寺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1］（P743）王阳明曾在龙泉寺结诗社，这首诗点名了作者“爱龙泉寺”，也是作者受到佛学影响的一种表现。不过王阳明在写此诗时，已经出仕多年，而且在京师已经遇见了一生的知音湛若水。他开始教授弟子，和湛若水共倡圣贤之学，“必为圣人之志”了。因此，我们说佛学对其圣人观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这与他早年出入佛、老无不关系。 究竟王阳明心学“完整的系统”与佛学是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王阳明圣人观的形成是受到了佛学的影响。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王阳明自己曾经和弟子们谈到了他受佛学的影响。他说：“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悔错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故不易辨。”［1］（P1364）王阳明心学，有时候被人误认为是禅学，有的甚至说王阳明形成了孔门大乘阳明禅。王阳明的学问是不是孔门大乘阳明禅，这是值得讨论的，但是可以看出王阳明圣人观的形成受禅宗的影响是可以确定的。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1］（P42）这说明王阳明年青的时候受到佛学和道家的影响颇大，只是在贵州三年，才领到了儒家圣人之道简要明了，博大精深，“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王阳明在《谏迎佛疏》一文中也谈到了，他曾经私下学习过禅学，并且还“自谓悟得其蕴奥”。他说：“臣亦切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后乃窥见圣道之大，始遂弃置其说。”［1］（P327）可见，王阳明早年受佛学的影响之深。 禅宗是强调心，王阳明心学也是强调心在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中的作用。两者关系十分密切，有时候很难分清楚。但是，心学和禅宗的最大的区别是，如果在禅宗和心学同时结束的地方，心学会再往前走一步。整个佛教包括禅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价值在于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对一个道德主体应当怎样承担社会责任，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则缄默其口。王阳明心学不仅强调人的道德修养，突出“良知”的价值和道德内涵，更重要是要做到“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圣人观，也正在这种心学理念中形成。否则，王阳明的心学的“圣人”和禅宗的“成佛”就没有多大的差别。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佛学的知识和体验是王阳明圣人观形成的前提，或者是其圣人观形成的“入门路径”。否则，龙场悟道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形成“良知”学说。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佛教知识的渗透和修养的体验，王阳明就很难形成“吾性自足”的圣人观。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的观点可以佐证这点。钱德洪在谈到王阳明的学问时说：“自是出与学者言，皆发诚意、格物之教。病学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谈二氏，犹若津津有味。盖将假前日之所入，以为学者入门路径。” ［5］（P214） 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圣人观的形成有着佛学尤其是禅宗的影响。否则，王阳明在贵州龙场一夜之间怎么可能“顿悟”出良知学说，也不会追问圣人处在万山丛刺、蛇虺魍魉、盅毒瘴疠之中，圣人有何想法。任何学问的生成，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就能形成，必然是经历了种种生活体验和理论学习，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产生的一种高峰体验。总之，尽管我们很难说清楚王阳明圣人观具体在哪些方面受到佛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王阳明圣人观的形成必然有佛学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道家对王阳明圣人观的影响 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来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过魏晋理论家如葛洪、陆修静等人的创新和修正，到了唐代由于政府的开放政策和扶持，产生了新的道教。金丹道教、全真教和净明教等新道教的兴起，对中国思想和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新道家汲取了佛学和儒学的内容，以一种新的姿态影响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王阳明早年在越城外筑室阳明洞，还修炼引导术。这说明，王阳明是受到过道家的影响。 据年谱记载，王阳明17岁去江西娶亲，“合卺之日”因为听道士讲“养生之说”，居然忘记了新婚之夜，最后还是他的岳父派人将其找回。他自己也说：“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生谓之仙；即吾性至命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1］（P1423）王阳明提出“吾性自足”的圣人观，本身就可以看出道家的影子。 他成年后赴山东任考试官时写了六首诗，其中第四首诗云：“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朝登太山望，洪涛隔缥缈；阳辉出海云，来作天门晓。遥见碧霞君，翩翩起员峤。玉女紫鸾笙，双吹入晴昊。举首望不及，下拜风浩浩。掷我《玉虚篇》，读之殊未了；傍有长眉翁，一一能指道。从此炼金砂，人间迹如扫。”［1］（P742）这里明显显示出受道家的影响，这是他人生不得志而发自内心的感叹。《登泰山诗》第五首点名了作者的主旨：“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1］（P742）“鲁叟”指孔子。意思是说孔子是不能追随了，向往道家才是自己此时的心志。由此可见，王阳明受道家影响是明显的。 （三）历代儒家圣人观对王阳明的影响 王阳明之前儒家圣人观的核心主张经邦济世、为民请愿、继往圣开来学，是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6］（P80）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大丈夫气”。《大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治平天下”的君子之气。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张载强调圣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总之，传统儒家的圣人观是以“天下为己任”，强调了个体对他者、社会和国家的担当精神，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对他者、社会和国家的承担能力。这些圣人观对王阳明的影响很大。 王阳明的圣人观继承了先秦、汉、唐、宋、元儒家的圣人观，强调个体对社会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他认为要想成为圣人，首先应当排除私念，要学圣人之学，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我。他说：“士之学也，以学为圣贤。”［1］（P991）还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1］（P286）王阳明正是在这种圣人观的指导下，一生“能阐性命之精微，焕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 ［1］（P1799）成为内圣和外王兼备的儒学完人。 我们从他成年后，对自己早年学习道家和佛教的悔意中，可以看出他受儒学的影响。他在《赠阳伯》一诗中明确说：“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1］（P745）他说自己学习佛教和道教，走错了三十年的路，现在才开始悔悟过来，以后要阐明圣学，讲良知自性之学。 王阳明的圣人观虽然继承了传统儒家圣人观，但是在成圣的过程和路径方面比前人要宽广得多。传统儒家成圣成贤，主要体现为“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个方面，成圣的主要方式是“得君行道”，强调“学而优则仕”。对于商人成圣成贤，王阳明之前的儒家并不重视。士、农、工、商这四民，在明代之前，士是第一位的。但是，王阳明认为成圣成贤，不一定要做官，经商照样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1］（P1036-1037）他打破了“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不平等的职业观和圣人观。他强调：“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1］（P1291）这是王阳明圣人观超越前人的地方。 总之，王阳明的圣人观受到了佛、道和儒家的影响，具有历史继承性、创新性和超越性。 二、王阳明圣人观的主要内容 每一种成熟的思想都有自己的圣人观，佛学的圣人观是成佛，道教的圣人观是成仙，基督教的圣人观是死后升入天国，回到上帝的身边，与上帝同在。儒家的圣人观是成为圣人、贤人和君子。在儒家思想史上，孔子说的圣人是指君子，孟子说的圣人是指大丈夫，朱熹说的圣人是指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王阳明的圣人观也是继承了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的圣人观。王阳明对待成圣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满街都是圣人”，这与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人只要肯定努力学习，不断修身，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不断为他人付出，心甘情愿地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那么，成为圣人就是可能的。王阳明和他的前辈儒者相比，对人成圣的可能性要自信得多。那么，作为一个圣人，体现在那些方面呢？在王阳明圣人观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在道德认识论上，圣人是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知与行的统一 王阳明认为，圣人在道德认识论上是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的统一。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对整个道德世界的把握，不仅体现在道德知识论中，而且体现在道德实践中。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判断一个人成圣的重要手段。“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行”是王阳明对成人成圣的基本要求。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1］（P51）圣人教人也就要做到知行合一。比如，只是知道孝的知识，而不知道孝的行为，或者在道德实践上做不到，就不是真正懂得孝。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是在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中做得比普通人好。“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1］（P4）比如行孝行悌，只是知道孝悌，不懂行孝悌这是未知。他说：“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1］（P4）不去行，就不是真知，那么成圣就不可能。他说：“若着实做学问思辩的工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若谓学问思辩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辩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辩的事？”［1］（P232） 但是，在王阳明看来，成为圣人不一定要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只要做到知行合一，就是圣人的一种体现了。他用金子比喻人的成圣程度。一斤黄金和八两的黄金都是黄金，我们不是说一个人成圣就一定要成为一斤的黄金，而排斥八两的黄金。只要做到足金就都是黄金。做人只要做到知行合一，都是圣人的体现了。王阳明说：“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有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1］（P31）在王阳明看来，圣人的体现就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总之，王阳明圣人观，并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超越凡人、高高在上的人。圣人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体现在吃穿住行等日常的道德实践方面。那种被传统儒家所歧视的工商业，在王阳明看来只要是为他人、为社会效力的，都可以成为圣人。在道德实践上，拓展了圣人的活动领域和职业领域。这是王阳明圣人观超越前人的地方。 （二）在道德行为上，圣人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价值载体 王阳明认为圣人在道德上是知与行的统一，这是道德认识论上的突破。但是，知行合一中的“行”不是出于私意，而是出于公心，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价值载体。这是王阳明圣人观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在王阳明圣人观中，圣人在道德实践上，践履知行合一。但是这种知行合一，不是为了自我，不是出于私心。如果有私心，就算形式上为公，也是私意，算不得公义。他继承了二程说的“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的理念，因此，在道德行为上，圣人做的事应当是公义的，是为大众的。王阳明认为，圣人在道德行为上，应当不是出于功利，而是出于公意。那种出于私利的，无论取得多好的成绩，都是私意的、功利的，不足称道。他说：“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1］（P181） 王阳明认为，圣人的功业不是以私人的功利来计算的，而是看是否在道德上有进步，是否遵循天理。他说：“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著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1］（P109）如果不重视道德，不遵循天理，即便日日谈道德仁义，也仅仅是功利之心，成不得圣贤。他说：“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自只是功利之事。”［1］（P186） 王阳明圣人观强调为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这也是对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圣人观的继承和发展。王阳明成为立德、立言和立功的古今完人，也是基于这种圣人观的价值理念。他对尧、舜、孔子和颜回等人的功业大加赞叹，也是因为这些人的功绩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和公家。“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 ［1］（P795）这是他对圣人的赞叹，也是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 （三）在道德修养论上，圣人吾性自足，具备最本质的人性 王阳明认为，真正的圣人是“自性自足”的人。不为外在的荣辱得失动摇自己为仁为道的意志。王阳明认为，吾性自足的圣人，就是“良知”的拥有者和体现者，是消除了个人私欲的道德圆善的主体自我。他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1］（P289）一个具备吾性自足的圣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自我立志为学为仁为人的志向。虽处在千险万难之中，也不会动摇自己的心志。王阳明把这种圣人的意志状态称之为“圆成”，而且这种“圆成”，不是天生，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所以，王阳明经常对自己的弟子说，圣人可学而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1］（P36） 《年谱》正德三年（1508）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1］（P1354）这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圣人“吾性自足”的行为体现。圣人的是非得失，不是外在的力量能够消灭和打败的。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悟”出的圣人之道正是找到了圣人自我内心力量的强大和对外在荣辱得失的忘却。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不是绝对正确，永远不犯错误的人。圣人有时候是犯错误的。王阳明说：“人孰无过？改之为贵。蘧伯玉，大贤也，惟曰‘欲寡其过而未能。’成汤、孔子，大圣也，亦惟曰‘改过不吝，可以无大过’而已。人皆曰人非尧舜，安能无过？此亦相沿之说，未足以知尧舜之心。若尧舜之心而自以为无过，即非所以为圣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彼其自以为人心之惟危也，则其心亦与人同耳。危即过也，惟其兢兢业业，尝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执厥中’而免于过。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1］（P193）圣人也是容易犯错误的，“非其心果与人异”。不过，圣人犯错误不是做违德违法的事，而是在道德修养和自身的学习上做得不够，还没有做到“求尽其心”。他说：“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1］（P286-287）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圣人尽其心，以便“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呢？王阳明认为，圣人并不是天外来客，或者是天生自足自圣的，而是通过学习得来的。“圣人可学而至”，这是王阳明反复告诫弟子的话。但是，圣人不一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就是说，圣人不一定在知识论上是个博古通今的知识全才。圣人追求的不是知识才能，而是对人与事本质性的把握。这个本质性的把握，王阳明称之为“纯乎天理”。圣人追求的就是“天理”，千方百计地剔除私欲和私意。王阳明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1］（P32）所以，圣人学习“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1］（P110） 因此，王阳明认为圣人自足自性，并不是说圣人百分之百的正确，圣人也会犯错误。同时，圣人也不代表在知识论上无所不知，而是要把握“天理”，剔除私心。这才是自足自性的圣人。 总之，王阳明的圣人观，不是悬置在天空中，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人世中慢慢磨练出来的，是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的统一，是知与行的承载者，是剔除了私心和私欲，追求天理的道德践履者。同时，圣人也不一定是全知全能的博学者，而是自性自足的道德实践者和体现者。因而，他按照这个圣人观的理论推导出“满街都是圣人”的结论。这是他对传统儒家圣人观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王阳明圣人观的价值审视 中国儒学圣人观一直都在不断变化发展中，那种认为中国儒家的圣人观，越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越是保守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王阳明的圣人观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是创造性的发展。王阳明的圣人观是对先儒圣人观的“自我超越”，完成了儒家圣人观从“庙堂”到“人间”、从“书斋”到“民间”的伟大转变。他把儒家圣人观从“君子之学”拉回到了“愚夫愚妇”的大众的世俗世界里，完成了儒家圣人观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的过程，实现了儒家圣人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先秦孔子、孟子和荀子创立和发展的原始儒学圣人观，是把圣人的价值放在“启蒙”的位置上来看待的。认为能拯救世界的不是全体民众，而是得道的圣人、贤人和君子，所以孔子才发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感叹。同时，先秦儒家始终认为，一个人要实现“超越”的“仁”的圣人境界，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这些只有那些追求“仁”的人才能实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6］（P35）所以，我们看《论语》、《孟子》和《荀子》等原典，他们很少谈到某某人是“仁人”或者是“圣人”。但是，先秦儒家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人只要努力学习和实践，就可以达到“圣人”境界的自信。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6］（P137）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7］（P109）这是一种“大丈夫”的“浩然之气”。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8］（P442）这些论述为人们成贤成圣，敞开了自信的大门。先秦儒家的圣人观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真正成贤成圣的“圣人”。 宋代儒学是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继承了先秦儒家“仁以为己任”、“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和东汉士大夫的“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启蒙”和“自我超越”的传统。范仲淹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外二程、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人莫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践履者。二程自创“天理”；王安石实行变法图强；朱熹任地方官时，尽职尽责，修义仓，办书院，培养儒家子弟；陆九渊在自己的家乡组织乡民抗击蒙古侵略者等，这些都是儒家士大夫承担社会责任，实现“自我超越”的体现。 王阳明的圣人观是对这种“自我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2］（P720）王阳明圣人观，将儒家的圣人观，拉下了古典“启蒙”和高居“庙堂”的“神坛”，将圣人成圣的生存土壤拉回到广大民众之中，彻底将儒学圣人观世俗化、普及化和民间化。王阳明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1］（P132）王阳明认为，圣人的“超越”不是脱离民众，而是要和民众打成一片。这样小至“童子”，大至“天子”都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指出：“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1］（P137）这就实现了儒家圣人观的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王阳明认为，只有将圣人观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之后，才能真正实现人人成贤成圣。所以，在王阳明的眼中，满街都是圣人。因此，清代固守朱学的著名学者焦循也不得不承认阳明之学世俗化和民间化的功效：“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至若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诵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颛愚顽梗者强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9］（P123） 正是因为王阳明圣人观具有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的立场，所以在王阳明的后学之中，尤其是泰州学派，出现的“圣人”很多是樵夫、制陶工、农夫和灶丁等，如出身灶丁的王艮、制陶工韩贞、砍柴为业的朱恕等就是明证。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新儒家之有阳明学，正如佛教之有新禅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至新禅宗才真正找到了归宿；新儒家的伦理也因阳明学的出现才走完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10］（P290）尽管王阳明的圣人观产生在几百年前，但是我们今天看来，王阳明的圣人观仍然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前，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每个人都在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自己的努力。但是，如果这种努力不与广大民众融为一体，不与广大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不去为了民众的利益去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那么，任何人都将被社会所唾弃，更何谈成贤成圣。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谋福利，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圣人”。这大概就是王阳明圣人观的价值所在吧！ 【参考文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钱明．钱德洪语录诗文辑佚［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焦循．雕菰集［M］．上海：商务印馆，1936． ［10］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A］.余英时文集:第3卷［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