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2月19日 黑格尔曾言“理性的狡猾”，即（世界）历史是“理性”借助于“非理性”来实现它自己。西方文明是设法将“非理性”转嫁出去，祸害非西方和生物圈，故而它乃“全然理性”。中华文明恒以“理性”融消“非理性”——不仅是内部的非理性，而且更多的是外部的非理性。时值20世纪，中国承受来自西方的非理性（原罪性恶）之大，以致她几乎成了“全然非理性”。 1．问题的提出 1957年10月15日这一天，是对于新中国至关重要的。很少人了解它，即使了解的，恐怕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事件本身并不神秘，网上可得耳闻：其一是中共中央颁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即判决右派群体；其二是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即苏联向中国转让诸如火箭、原子弹、导弹和航空等尖端技术；第三件事是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它选在这一天，在宣传上与前两者不无关系，但历史意义不能与之同日而语，所以本文忽略不计。那么，前两件事对于新中国究竟有什么重大意义呢？一是所谓“运动治国”走上不归路：阶级斗争吞灭民族精英，直奔文革，而致十年浩劫，致中华民族到了崩溃边缘；一是所谓“确保球籍”有了杀手锏：现代科技奠基钢铁长城，紧拱国家，而让四化腾起，让中华民族拥抱伟大复兴。现在要问：此两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它们有什么关联？何故“一损一益”，而非“两全其美”？换句话说，为什么会发生反右运动，真的是像今人所云“毛搞阳谋”或“党犯错误”吗？这就是笔者所要回答的问题。 2．苏联与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乃“明升暗降”——其“有形部分”（职、权、势）虽是至高无上，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抵触；其“无形部分”（精神领袖）作为一个超强政党的光环，则愈益神圣化；由此，毛和其他开国元勋之间便产生隙嫌和猜忌，而苏联因素则又使之复杂化和尖锐化。 先前，斯大林谋划的令新中国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朝鲜战争——特别是中国军队的英勇善战缓解了他的“恐美症”——基本上打消了苏联对新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猜忌和歧视（1944－45年美国的“延安经验”、内战中马歇尔抑蒋纵共和1949年毛邀请司徒雷顿，凡此让斯大林极不信任毛；后者访苏而被置于“冷宫”，又被强加于不平等条约之最）。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为主，基础性的军事工业占了相当比重，但几乎没有尖端科技。斯大林死后，由于内外矛盾而互相依赖，双方关系乃升温，尤其是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而开始热烈起来：苏联除了落实和增加援建工程之外，还基本上废除斯大林强加于国共两党的不平等条约（除了外蒙）。在此期间，毛向赫鲁晓夫提出，请苏联帮助中国造原子弹，未被明确答复。（有一例外，算是尖端技术的援助，即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 然而，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严重冲击了国际共产主义。在中国，上层，开国元勋们毛骨悚然于“苏共教训”，谈虎色变于“明朝功臣”；他们在此方面的共识与言行，使毛趋向于变成“孤家寡人”（他们要求毛“退居二线”。几年后毛表示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他的政治局同事们非常赞同，甚至要求他卸任党主席）。下层则是另一番光景：受东欧“去斯大林化”的影响而躁动不安，而毛则利用这般不稳定倾向来“初发难”而“下克上”；毛尝试发挥其精神领袖的作用施展“群众运动”——重操旧业于“造反”；按照他的口头禅，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鬼”即当朝相帅，“钟馗”即叛逆士民。 3．毛批判革命权贵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显然是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它摈弃“毛泽东思想”，主张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在今看来，此种精神既开明，又符合时代潮流。诗云：“明明政化若流水，祸乱之梗谁阶基？”姑且不论这一点，即时值冷战正酣、世界濒毁、球籍危机、中国多事之秋，必需以“军国机制”来应对“全球战国”；当此之际，一个弱势国家采取政治分权，是否可行？不管怎样，视毛为封建帝王，乃庸俗所见。诗云：“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皇畿。”在毛自己看来，新中国的党内分歧，不仅是争夺最高权力，而且更意味着：革命家蜕变为特权阶级，坐享江山，从而人民重新遭受压迫。 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陛班宠旧臣。 饪味几年调鼎鼐，丹青何日画麒麟。 千官祖軷都门外，驷马嘶鸣颍水滨。 已见刊碑新隧路，无穷堕泪故州民。 （年代:宋 作者: 苏颂《司徒侍中贾魏公挽辞二首》） 以人民政权来压迫人民比“三座大山”还沉重，这是毛的困心衡虑、思深忧远之所在！老子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使人民免于政治压力，毛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诗云：“看君绿发雄姿，况千载风云正遇时，便登高舒啸。”毛更要摈弃古今中西，创造理想极致；驱动这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爆炸性能量”（亿兆万民已成洪水猛兽，它是被五四所释放出来、被现代思潮所强化的），来砸碎旧世界，实现新大同——毛诗：“人类今闻上太空 但悲不见五洲同。”尽管是乌托邦，最起码也是对政党政治的官僚化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为此，毛有理由号召“继续革命”。 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皆抱怨“革命专权仕途堵，以俄为师一边倒”，毛似同情，愿其泄愤。诗云：“江山也要文人捧，国朝而今尚姓苏。”在1956年4月至1957年5月之间，毛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鼓动，使得全国沸腾起来。特别是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与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言。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史称“大鸣大放”。笔者认为，这似为自由主义的“春暖花开”，诗云：“百花含蓓东风里，南园小雨朱扉启”；但实际上，它是十年后的“文斗”的雏形或预演，诗云：“似是将雏有先兆，主林神为瑞斯文。”然而，不管是“激右”的愤愤不平，还是“极左”的跃跃欲试，皆是“流产”——被扭转为自上而下的整肃运动。 4．“中苏蜜月” “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原因有两：第一、受苏联及东欧反斯大林的影响，中国鸣放的“热火朝天”，逐渐聚焦于毛本人（说他是“封建帝王”，是“当代的秦始皇”），这使他在党内既难堪、更孤立。第二、当此国际共产主义急转直下之际，陷于内外交困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渴望与中共中央加强团结、提升两国的战略及军事同盟的关系。这是引进尖端科技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毛与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需求同存异、百虑一致于迎接“良辰美景”，进入“中苏蜜月”；故而他们就得及时扭转中国的社会运动，将其置于民族生存与中苏友好的轨道上。变化的契机是1957年4－5月间，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华，贵宾不失时机地批评中国的“大鸣大放”，指其正在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损害中苏友谊和国际共产主义。作为首倡者的毛自然予以辩解，说这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源于中国特色的历史情结；但不久，毛就作了妥协，并且婉转而诙谐地认同对方。阎明复回忆道： 1957年4月1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抵达北京。……4月15日晚上,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共进晚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陪。伏罗希洛夫坦率地提出,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反苏的言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它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毛泽东回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古为今用,我们利用了它。在学术问题上提倡“百家争鸣”,可以防止一些学阀压制观点不同的学派。“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伏罗希洛夫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就反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们放出来的东西我们登出来了,其中有“香花”,也有“毒草”,把“毒草”作为反面教材,也有好处。让他们放到一定时候,我们将反击。在伏罗希洛夫从中国去印尼、越南访问期间,毛泽东请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了中国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周恩来于5月21日和23日两次接见尤金大使,通报了有关情况。在伏罗希洛夫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又于5月24日和25日两次亲自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中国整风、大鸣大放的目的和进展情况。 《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反右檄文，就是毛在这段时期撰写的（1957年5月15日）。在此之前的一些日子（5月初以来），他痛感“鸣放”失控，被民主派掌握了主导权，而把运动引向邪路，违背了他的本意——自下而上地反对官僚主义（一场小型的、但“纯粹文斗”的文化大革命）；因此，他就将计就计，“引蛇出洞、施展阳谋”。一位他身边的人后来回忆道：“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大概是在苏联代表团结束访华的前夕，两边达成高度共识与充分互信。刚送走客人，毛和他的同僚便组织反右。从6月初到10月15日左右是揭批右派分子的高峰期，中苏蜜月即开始于这个“夏日残花、秋风落叶”的时候。诗云：“卷尽残花风未定，来时相遇夕阳中。”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既是把已展开的运动推向高潮，尤是配合同日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借‘花’献佛”于老大哥，“誓‘苏’指天”于新合作。（花：已非“百花齐放”之花，而是残花落叶。苏：十天前卫星上天，加固其国际地位；中方担心这将令它不再倚重“兄弟联盟”）。关于这一阶段及其后的一两年里，苏联对华的鼎力相助，包括给予尖端技术，专家多有详论，网上连篇累牍；本文限于主题，仅援引其要如下： 50年代中国曾多次要求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50年代中后期，由于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的需要，赫鲁晓夫向中国有偿提供了一批绝密的核设备，无偿提供了核技术，派了千余名专家，帮助中国建成了核反应堆、回旋加速器、湖南和江西铀矿厂、兰州浓缩铀厂、包头核燃料棒厂、酒泉核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等核武器研究所需的一整套核设施。（《苏联援华40 年真实内情》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规定苏联向中国转让米格-19歼击机和图-16轰炸机，就其技术水平来说，两者都是苏联当时最新装备或最新型号之一，并不是如一些资料所评价的是落后的、过时的装备。……。（刘艳琼：《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转让的航空技术探微》） 在苏联技术协助下建成的企业的产量1960年在中国的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为：生铁百分之三十，钢约百分之四十，钢材百分之五十以上，载重汽车百分之八十，拖拉机百分之九十以上，合成氨百分之三十，发电量百分之二十五，汽轮机和水轮机百分之五十五，发电机约百分之二十，铝百分之二十五，重型机床百分之十以上，等等。（《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援助资料》） 5．道德与民族存亡 从上可见，当时的中国面临“两选其一”：要么加紧“保球籍”，诗云：“逸少兴公虚论胜，百年机会更谁乘”；要么接纳“自由化”，诗云：“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接纳自由化则与苏恶交，错失良机，而且政争国涣，怎保球籍？故而从长计议，力反右派。就连从毛本人——从不“一边倒”的他——此时也极为重视“中苏友好”；因为他很清楚，眼下之国内固本、国际求生，中国皆离不开苏联。古希腊名言：“应当选择那些在危险时能够在我们旁边的作为同盟。”诗云：“塞翁得失何须论，且共沙鸥暂结盟。”（沙鸥借喻沙俄，时为苏联）。 然而又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因为这毕竟是悖论或矛盾：一方面，反右难道不是冤案吗？孟子不是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另一方面，毛当局不也是“理性行事、明智之举”吗？常言道：“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原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使用“理性的狡猾”这一观念，来“圆融”诸如此类的历史悖论；他认为，“世界精神”就是狡猾地利用了“世界历史个人”的非理性动机，来实现它的理性目标。这就好像毛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进而，笔者从黑格尔的另一观念——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来充实之，详述如下： 第一、从“球籍”来看，若非“中苏蜜月”则无中国工业化之奠基，同样，若非“中美蜜月”则无中国现代化之起步（今人将它归因于“改革开放”，但其前提是，西方及日本撤销对华封锁，让她参与世界市场和西方经济，此当缘于毛的联美抗苏）。这两个“蜜月”不仅归功于毛的“合纵连横”之战国策，而且还有其相反相成的因果关系。后者即：如果不是第一次蜜月使中国获得基本的自卫能力，从而能够反抗霸权、对阵苏修；那么，美帝也不会与华结盟，宁愿与苏妥协而分割中国。诗云：“世事有翻覆，阴阳日消长。……国本欲先定，以击四海望。国势欲自强，不受夷虑诳。”中美结盟的前提是，中国有着牵制苏联的能力，它则奠基于当初的中苏结盟。就好比1930－40年代，倘若不是国民党北伐统一、励精图治和抗战救国，则斯大林也不会大力援助蒋介石的，而必是日苏密谋而撕裂华疆，何止是蒙满（1941年4月日苏条约）；又好比国民党因抗战衰竭、徒名“四强”而倚靠美国，却被三强共谋而扼杀，其中的部分交易是，美国旨在共产主义之“祸水东引”，认可外蒙独立和苏控满洲。这就是说，如果新中国坐失良机于中苏蜜月，也就无缘于中美蜜月；这意味着她不会有战略后盾与国际奥援，亦不会有千载难逢的“出海”契机，从而根本不会有工业化与现代化；果真如此，那难免不被开除球籍，换言之，“四分五裂、亡国灭种”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从“右派”来看。笔者首先深切同情冤案的受害者。诗云：“杨花乱落春无极，燕子重来人已非。”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批评“右派”及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他们愚昧无知于西化（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逞性妄为于激进（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此乃另一种更具灾难性的乌托邦。即便没有毛及执政党的因素，其也是在理想上乃自以为是、一厢情愿，在实践上乃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是因为一个未能出海而外向发展、倒是囿闷在内的国家，其自由化不会带来民主法制，而只会造成它不堪承受的“霍布斯状态”——相争相害、愈益冲突；在此情势下，除非严厉镇压，该国便会在愈演愈烈的内忧外患中走向毁灭。诚然，“霍布斯邦”也有可能变成民主国家（疏解矛盾，嫁祸于人，从而霍布斯状态从“阳性”转为“阴性”），但它需具备必要条件，即：平等地参与世界，尽情地拥抱海洋；为此，霸权乃必不可少，或掌握之，或分享之；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则非取代霸权而不能变成民主国家。这就是说，在民主化的客观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自由主义运动无非是添乱致祸。反倒不如毛运用迂回外交、合纵连横，从而突破围堵、走向世界——以“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来成全那即旨在富国强兵的中国民族主义！ 6．救亡与启蒙 国共两党之“民族主义”救亡之对照： A.国民党（1920－1940年代）是“直道而行”（中华道统、民族认同），成效于废辱约、收失地、联合国，但黔驴技穷于“王霸策”之“以夷制夷”，而功亏一篑于三强密谋、借刀杀人。（以夷制夷：利用列强冲突，多方求援寻盟，终于跻身“四强”。借刀杀人：西方霸主利用共产主义来扼杀中国民族主义）。B.共产党（1950－1980年代）是“曲线救国”（批判传统、时代认同），致力于御冷战、保球籍、现代化，却游刃有余于“战国策”之“将计就计”，而狡兔三窟于两霸对峙、反客为主。（将计就计：美苏英三强利用共产主义扼杀中国民族主义，而新中国则乘机对外结盟抗争，对内扫思潮、靖纷乱，在此条件下，继续推进民族主义之富国强兵。反客为主：36计之一，这里指中国从列强之猎物、两霸之附庸，摇身而鼎立于多极世界）。 相比之下，抱怨“救亡压倒启蒙”的中国自由主义，在此方面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执着“启蒙”，笃情“宪章”，哪怕是中国做了殖民地，这反倒能“移植正宗如四小龙”，“割除史累若百足虫”。数百年前，“中国之善”启蒙欧美（莱布尼兹。《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却使其僭篡“普天之下”，而颠覆“天下太平”；现代阶段，“西方之恶”启蒙中国（罗素所云。《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欲令她接受“普世价值”，而替罪“世界末日”（共济会计划）。殊不知，华夏健在，她今恶邻和海外诸夏尚能分享“西方优越性”，其条件是认贼作父、残害文明母亲；中国旦亡，它们则会更惨地遭罹“灭土著、绝黄祸”，尽管此似为无根之论、无人相信！ 1905年废科举以后、受西学教育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亦是西方思潮——欧美价值、权利意识——的载体。激进与革命乃相辅相成于摧夷传统文化，难免咎由自取；左派与右派乃相反相成于弥漫进化斗争，难免玩火自焚。因此，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双刃剑”，兼具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后者随民族不堪忧患而强化，前者因中国参与世界而提升。积极意义无疑是现代化的动因，而消极意义则一分为二：一方面危害民族认同与中华根脉，分裂和祸乱一统国家（绝对负面，其典型者是胡适和张东荪，分别通于共济会与中情局。还有今之称“中国须做三百年殖民地”的那位——“谤兴华夏一夫冤”）；一方面制衡政治僵化与滥用权力，运转和充实竞争机制（相对负面）。毛就是在这“一分为二”上做文章，即勇于利用知识分子的“相对负面”，但他收效甚微；把其中相当多的人由右变左，尤嫌不足，尽量淘汰，以致他所掌握的竞争机制（包含“爆炸性张力”）竟是“反智主义”的。毛先后用它来掀起“赶英超美”的经济大跃进和“破旧立新”的政治创世纪，均是悲剧。毛的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毛为中国所挣得的“出海权”姗姗来迟。倘若早在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1949年春天，毛希望新中国交好于美国的意愿，能够成为现实；亦即如果不是美国为了西欧妥协，而把新中国抛给苏联，后者又置她于冷战热点。那么，新中国就会径直地参与世界市场和西方经济，从而顺利开展工业化与现代化；何苦要推迟三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根本没有办法理性化的竞争机制（爆炸张力、洪水猛兽），需被保留和经常疏解；为之平衡的，不是外在的地球村及生物圈，而是内在的民族体及生态圈！大体而言，在旧中国，在黄金十年及其之前，知识分子建设性大于破坏性，而后相反；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而后相反。笔者曾读《陈立夫回忆录》，其于抗战中担任教育部长时，抱怨中国大学之殖民地化，各校从属于欧美的国别文教，很难统合于国府；这令我理解新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之特殊意义。或问：到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才不再是“双刃剑”了？答：或者中华完成“海洋立国”而使民主乃“水到渠成”，或者世界出现“阴阳变替”而使学术乃“中学为体”；实质上，这两个方面乃因果关系，其随着国际争衡之力量消长而发生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