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的伦理观和方法论 作者：彭永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八月初九日庚子 耶稣2015年9月21日 纵横家是《汉书·艺文志》所云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九流十家”之一。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纵横家的研究重视得非常不够，成果也甚少。章太炎先生曾说：“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纵横之术，不用于国家，则用于私人，而持书求荐者又其末流。韩愈以儒者得名，亦数久腾言当道，求为援手，乃知儒与纵横，相为表里，犹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隐辈又以此术自豪。及满州而称理学者，无不习捭阖，知避就矣。孔子言达者察言观色，虑以下人；闻者与纵横稍远，而达者与纵横最正。”[①]宋代朱熹也把“二苏”归为纵横家。可见，纵横家虽非中国文化主流，但就其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而言也不容忽视，否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就谈不上全面和完备。本文试从伦理观和方法论上就纵横家哲学作初步探索。 （一）纵横家有无哲学 纵横家有无独立的学术和哲学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淮南子·要略》云：“晚世之时，六国诸侯，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据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纵横修短”即是纵横长短之术，《史记》、《战国策》、《汉书》多谓之“短长学”或“短长术”，也就是指纵横家的学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九家学术时认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在班固看来，纵横家同其它诸家一样，均有其“各引一端”、“各推所长”之术，可以为后世儒家借鉴。此后，不论对纵横家是褒是贬，学者们多是承认纵横家的学术是存在的，例如清人孙德谦就称纵横家“亦以生逢乱世，别有匡济之学术耳”[②]，肯定纵横家学术的存在及其存在合理性。 降及现代，一批大胆疑古的学者对“九流十家”之说提出质疑，特别是对纵横家有无独立所主的学术从而能够成为一家予以否定。例如，胡适先生认为，“九流十家”出于王官之说，“皆属汉儒附会之辞，其言全无凭据，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③]冯友兰先生指出：“纵横家只有人才，而无学术”。[④]赵纪彬先生也说：“九流十家的最大毛病，就是划分学派的标准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古人按照阶级立场来划分学派，但至少应该看他有无中心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否有一贯的精神。根据这种标准来看，刘、班在《六家要旨》以外，又添上纵横、农家、杂家、小说家等四派，实在等于画蛇添足。例如纵横家，究竟算什么学派？苏秦、张仪是纵横之士，都没有一定主张。其学术思想如何？说不出来。所以战国只有纵横之士，并无纵横之学，不能与六家并列。”[⑤]蒋伯潜先生亦认为，“纵横本策略，不足以言学术；不但不能望儒、道、墨、法、名五家之项背，且不能与阴阳家比也。加以秦汉统一，游士弭节，故西汉时所谓纵横之士，如邹阳一类，直赋家文人而已。”[⑥]囿于上述见解，中国哲学史研究鲜有及于纵横家者，惟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简略探讨了纵横家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对于纵横家有无学术的问题，我们不如从“学”和“术”两个层面来分析。“术”就是纵横长短之术，无疑是存在的，此不多论。至于“学”，即形而上的哲学观念，亦即“其中心思想是否有一贯的精神”，却要进行详细考察。 这一问题的主要困难来自于纵横家著作的佚失。《汉书·艺文志》所列众多纵横家著作，如《苏子》、《张子》等，均佚而无存，就此我们无法判断纵横家有无理论形态的著作，也难以判断纵横家有无系统化的理论。此外，《隋志》、《唐志》列为纵横家之书的《鬼谷子》虽然极具哲学味道，但这部书连同作者的时代、真伪都无从确辨，难有定论，况且有的学者坚持“我们不必认为有了鬼谷子的秘传，才有纵横弟子横议天下。”[⑦]我们尚不能把《鬼谷子》的思想当作纵横家哲学存在的确证。 从先秦至西汉的诸子百家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到纵横家是一种类型独特的士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把他们从诸子百家中分辨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于儒、墨、道、法等的独特行为和观念。因此，我认为纵横家有其独特的哲学思想，那些独特的观念就是纵横家的哲学。 纵横家虽未有类似《老子》、《孟子》、《墨子》之类的哲学著作传世，但史书上保存了他们的众多言论。纵横家的哲学就散见和体现在这些五花八门的言论之中。纵横家的言论就是解读其哲学的“文本”，为我们通达纵横家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了通道。这需要根据其“日常语言”进行一番细致的理解、归纳、概括和把捉功夫。但由于缺少理论形态的著作文献，不可避免地为实际操作带来不便，在表达上难以高度凝练和简约。本文力争行文平实，避免对其牵强拔助。 （二）纵横家的伦理观 纵横家的伦理观是以实利为核心，强调利益至上的伦理观，它的显著特点表现在实利主义的名利观和进取主义的道德观两个方面。 1．实利主义的名利观 战国时代是一个古史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欲横流、争名逐利的时代，纵横家的名利观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史载苏秦初说秦王失败，“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⑧]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⑨]自责未能博取功名富贵。及苏秦日后飞黄腾达，衣锦还乡，“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宴，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⑩]嫌贫爱富，趋名附利，讲求事功，此乃当时社会之风气。纵横家的名利观最真实地反映了世俗的名利观念。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以何利于魏国，孟子却答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11]纵横家可没有这么清高，他们都是以有利于诸侯社稷而自我标榜的，是利字当头，毫不讳言的。纵横家游说列国，必以名利来挑动诸侯，调动他人。例如颜率为周君说齐王，言称“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实也，愿大王图之。”[12]纵横家也同先秦诸子一样论“名、实”，但却有独特的用法。“名”即美名，“实”即实利。又如《战国策》载周最说秦王：“攻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13]“声”即指攻天子之恶名。 纵横家们也大都是热衷于为己谋取名利的。苏秦引锥刺骨，苦练说术，以“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14]自勉。甘茂去秦亡齐，苏代为秦王献计捉甘茂说：“不如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彼来则置之槐谷……”[15]这是一位纵横家用利来诱捕另一位纵横家。天下之士合纵于赵，准备联合攻秦，秦王甚忧，秦相范睢对秦王说：“王勿忧也，请今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也，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派使者前去散金，“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相与斗矣。”[16]惟妙惟肖地表现了纵横家追名追利、唯利是图的神态。 在纵横家的伦理观中，追名逐利还被视为事物必然之理，置于人之本性的位置。纵横家蔡泽提出：“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万物更得其所。”[17]利益成为推动事物、成就事物和调节事物的动力和法则。这应该是纵横家的一个普遍看法，例如《战国策》记谭拾子云：“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18]纵横家以此为理论根据，籍以为他们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辩护。另一位纵横家鲁仲连在投书劝降敌军时宣扬的也是这种观念：“吾闻之：‘智者不倍(背)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此其一时也。”[19] 要之，纵横家把追名逐利看作是人性固然之理，他们并不站在道德家的立场上来抨击礼崩乐坏，人心不古，道德沦丧，而是以此种名利观为依据，讲求实利，指导他们的政治和外交实践，并为他们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2．进取主义的道德观 纵横家对道德的看法，可称之为进取主义的道德观。苏秦关于“进取之道”的有名的说法便很好地表达了纵横家的伦理观。当有人在燕王面前诽谤苏秦不信不孝时，苏秦对燕王说：“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可乎？”[20]苏秦认为这三种人对于燕王的事业并无什么益处，“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杨(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21]“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22]在苏秦看来，恪守道德只不过是拘于小节，虽可成就一己之身，却无功于社会和国家。 类似苏秦(苏代)[23]这种重进取而轻道德的言论，在纵横家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韩非和姚贾的一场辩论，韩非攻击姚贾的人品道德，说他是监门人之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却遍举古代贤王用人之例，认为“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24]鲁仲连劝降燕将书中，也举管仲、曹沫并未杀身成仁之例，言“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不节、死小耻也，以为杀身绝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终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25] 纵横家的进取之道并非绝对排斥、甚至否定道德，而是使道德服从于这种进取之道。纵横家也常常援引道德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例如陈轸准备离开秦国，投奔楚国，他对秦王说：“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轸为？忠尚见弃，轸不之楚而何之乎？”[26]忠君之德反而成了陈轸背弃秦王这一行为冠冕堂皇的饰辞。 纵横家对于道德的态度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世人看来，纵横家们是道德败坏的典型。敌对的纵横家之间，也不惜互用道德这把软刀子刺向对方。赞同合纵的人士在楚王面前贬损主张连横的纵横家说：“今夫横人闎口利机，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举而私取利，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27]苏秦也批评“横人”说：“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螔臣，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28]主张连横破纵的张仪反过来回击“纵人”：“且夫从(纵)人多奋辞而寡可信，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而反，而成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扼腕、闞目、切齿以言从(纵)之便，以说人主。”[29]可见，在纵横家的伦理观中，道德仅是积极进取、谋求事功的手段，并非完善个人心身修养的目标。即所谓的“进取之道”，而非“自完之术”。 客观而言，纵横家的伦理观，较之于其他各家，更准确地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的道德风貌。顾炎武《日知录》云：“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期犹尊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战国时期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激烈变动时期，史称“古史剧变之会”，纵横家的伦理观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和这一时期的道德风貌。对于纵横家的伦理观作出道德上的评价，这取决于评价者的道德观和立场。笔者想指出的是，纵横家所标榜的进取之道，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变化，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对于传统文化中片面的道德人本主义，应该说是一个必要的补充。 （三）纵横家的方法论 纵横家是些积极、活跃的实践家，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色彩，他们比较重视指导纵横活动的方法论。纵横家的本领纵横短长之术的应用，是以其方法论为基础的。从形而上的层次，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权变知几的方法论，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1．重势 在中国哲学史上，“势”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先秦法家商鞅、慎到、韩非等人都比较重视“势”。商鞅说：“圣人不法古，不修(循)今。法古则后于时，修(循)今则塞于势。”[30]韩非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1]至唐代儒家人物柳宗元又提出“非圣人之意，势也”[32]的著名论断。纵横家对于“势”的理解和阐述，应是中国哲学史关于“势”的思想的一个必要环节。 纵横家重势，把洞察和顺应“势”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苏秦云：“内寇不与，外敌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报)〔敝〕其内，此乃亡之之势也。”[33] “势”指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或客观形势。苏秦还提出了“时势者，百事之长”[34]的精彩论断，充分肯定了“势”在事物发展方向和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从总体上看，纵横家哲学主张敏锐地洞察事物，预见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历史潮流。同时，纵横家对“势”有较为辩证地理解，避免简单化地理解“势”的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如云：“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35]“且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又有势同而患异者。”[36]这表明纵横家们注意到“势”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表现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对于“势”的哲学认识，西汉纵横家较之于先秦纵横家要更为深刻。如徐乐把有无“土崩之势”作为国家“安危之明要”。[37]他上书云：“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难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还踵而身为禽(擒)，吴、楚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38]另一位纵横家严安也指出，陈胜、吴广诸人，“然本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乎伯王，时教使然也。”[39]此处“势”指权势，而“时教使然”之“时”，即是时势之意。“时教使然”则说明了时势造英雄的道理，纵横家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这一看法。 从历史记载看，西汉纵横家在实践中也本着对于政治形势的洞察，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顺应时势，为西汉王朝的巩固和社会生活的安定作出了贡献。西汉政权的建立，结束了秦朝残暴统治覆灭以来的长期分裂、纷争、战乱、动荡的历史局面，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但由于西汉王朝在政治架构上承继了周代分封制的政治体制，又埋下了政治分裂的种子，因而一些势力较强的诸侯相互联合，对抗中央，蠢蠢欲动，寻机起事。西汉纵横家们大多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不符合西汉初期的客观形势，所以对诸侯王的分裂和叛乱活动多持否定态度，有的还做了许多劝止、抵制的工作，如邹阳、枚乘[40]等。西汉最后一位纵横家主父偃还主持了削弱诸侯、维护和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 纵横家讲求时势，顺应时势，这与其进取主义精神有关。为了取得行动的最佳效果，纵横家就必须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之势有正确的预见和把握。 2．知几 “机”和“几”也是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机”是发动所由的意思，引伸为事物变化的开始或时机、关键。“几”乃动静变化之微，事物将变而未变的微妙时刻。二者的意义有细微的差别。 纵横家强调知几，洞机待时，应机而动。苏秦说齐宣王云：“且夫韩、魏之所以畏秦者，以与秦接界也，兵出而相当，不至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41]“机”在此处即是胜败存亡的转折点、决定点。西汉蒯通云：“所者，事之侯也；计者，存亡之机也。”[42] “机”指存亡祸福的关键。《汉书·伍被传》云：“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而万全。”“听于无声”、“见于未形”便是知几。《汉书·徐乐传》亦云：“故贤主独观万化之源，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之未形之患。”这些言论都表明了纵横家的知几思想。 3．通权 “权”，原意为称量、权衡，引伸为权宜、变通，古代常与“经”相对。“经”则指至当不移的道理。权变思想也是纵横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条下云：“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此其所长也。”这相当准确地概括了纵横家通权善变的特点。 通权思想是重势、知几合乎逻辑的延伸。苏秦云：“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背)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43]何谓“权藉”？“权”不是指权力，依鲍彪注：“权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藉，言有所资权是也。”“权籍”就是要仔细权衡事物之宜，知重之所在，有所资借。这段话中，“权”与“势”并论，亦表明了相互之间的关联。西汉严安曾引用《邹子》中关于权变的思想：“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44]并指出，周、秦两代的政治不能随着时代变化而变革，故而有破亡之祸，这都是不通权不善变之故。 “权”和“经”是相对待的范畴。《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儒家的孔孟都谈“经”与“权”的关系，讲不离于经的权变，在原则性上有限制的灵活性。总之，经本身具有原则规定性，其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及至后儒引经据典，死守古道，因循守旧，唯恐离经叛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思想，阻碍了观念的更新、变革，也限制了大胆探索、勇于求新、积极有为和创造进取的实践活动，阻碍了中国社会和文明的发展速度。通权善变的纵横家哲学则可打破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僵化和限制，它似一股清流，对于纠正和校治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偏失确有救弊之处。 【注释】 [①]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 [②] 孙德谦：《诸子通考》 [③]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④]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页。 [⑤] 赵纪彬：《困知录》 [⑥] 蒋伯潜：《诸子通考》 [⑦]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⑧] 《战国策·秦策一》 [⑨] 同上 [⑩] 同上 [11] 《孟子·梁惠王上》 [12] 《战国策·东周策》 [13] 《战国策·西周策》 [14] 《战国策·秦策一》 [15] 《战国策·秦策二》 [16] 《战国策·秦策三》 [17] 同上 [18] 《战国策·齐策四》 [19] 《战国策·齐策六》 [20] 《战国策·燕策一》 [21] 同上 [22] 同上 [23] 苏代其人历来有争论，或说与苏秦实为一人，或说二者为兄弟。《史记》、《战国策》文献中尝将二者事迹相混。 [24] 《战国策·秦策五》 [25] 《战国策·齐策六》 [26] 《战国策·秦策一》 [27] 《战国策·楚策四》 [28] 《战国策·魏策一》 [29] 同上 [30] 《商君书·开塞》 [31] 《韩非子·难势》 [32] 《封建论》 [33] 《战国策·燕策一》 [34] 《战国策·齐策五》 [35] 《战国策·燕策一》 [36] 《战国策·赵策一》 [37] 《汉书·徐乐传》 [38] 同上 [39] 《汉书·严安传》 [40] 见《汉书·邹阳传》、《汉书·枚乘传》 [41] 《战国策·齐策一》 [42] 《汉书·蒯通传》 [43] 《战国策·齐策五》 [44] 《汉书·严安传》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