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鉴泉校雠学述论 作者：严寿澂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6月7日 摘要：双流刘鉴泉（名咸炘）学博而思深，著作遍于四部。于校雠目录之学，亦深造自得，有《续校雠通义》、《校雠述林》、《目录学》诸作行世。辨经传之体，推子书之原，明文集之流衍，论小说之名实，皆有独见。于《汉志》部类条别、辨章学术之义，尤三致意焉。于章实斋言公之说，引其端而加详；于互着别裁之义，则阐发其精义而匡救其太过。以爲天下之文，以内容分，不外事、理、情三者，事爲史，理爲子，情爲诗；以体性分，则不外记载与著作，史爲记载，子、诗则著作。天下之学惟事与理，其学在史与子，集则情文而兼子史之流，经者三者之源。明乎此，则知四部之中，史子爲主，经在上而集在下。以此统御一切学术，则能执简以驭繁，通古今成一贯，时有新见卓识。论明末三风、子学流变，即其例也。 关键词：刘鉴泉（咸炘） 校雠 七略 四部 辑佚 辨僞 一、序说 双流刘咸炘（鉴泉）近世通人，学博而思深，著述遍于四部，胜义缤纷，抽绎难尽，虽博涉多方，其根基实在校雠之学，有《续校雠通义》、《校雠述林》、《目录学》诸作行世，自谓： 无论治何书，必先知校雠法，不独爲繙书也。校雠者，乃一学法之名称，非但校对而已，不过以此二字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章实斋先生全部学识从校雠出，吾之学亦从校雠出。章先生云：“爲学莫大乎知类”，明言其本。故其书首即论六艺。吾之知言论世，皆从认识六经本体推出。[1] 实斋以爲，校雠非仅“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而是爲学之法，即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鉴泉取其说，并更进一解，云：“章先生之书，至精者一言，曰：‘爲学莫大乎知类。’刘咸炘进以一言，曰：‘爲学莫大乎明统。’明统然后能知类。类族辨物，必本于四象两仪也。”[3]此所谓统，不仅是羣书的纲领，而且是宇宙之大统，所谓四象两仪，亦即是道。鉴泉认爲，这宇宙的大统体现于六艺，故曰：“统莫大于六艺。六艺者，《七略》之纲，老之所传，孔之所定。”孔、老如此，庄周与太史公亦然：“子莫超于庄周，而《天下》一篇，首论六艺；史莫工于马枪，而《序》论《易》《春秋》之隐显。故章先生之明六艺，其功伟矣。”又曰： 学譬如屋焉，诸学专门之精，犹之楹柱欂栌，各有其用，蔽不自见。苟见其各有所安，不饰其短而没其长，不强所不知而自大所知，如居屋中而目周四隅，大体俱见，已爲通矣。若通乎六艺之流别，乃升屋极而观，上下四旁方圆之至，皆定于一。又譬之行礼乐焉，诸学专门之精，譬如钟师磬师；通于六艺之流别，则小宗伯辨位赞仪，指挥羣工，各从其类者也。[4] 其爲学之所祈向，即此可见。 《推十书》以《中书》二卷爲首。“《中书》之名，对《左》《右书》而言也。《左书》曰知言，《右书》曰论世，如车两轮。《中书》则其纲旨也。”[5]鉴泉认爲，人间世的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任论一事，皆须论其世，论世的目的，即在“御变”。御变之际，切不可“偏于一端”，应当“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以免太过与不及之弊。论世爲纵，以“通古今之变”；知言爲横，“以两观之”，“用中正偏”。就四部分类而言，论世爲史，知言爲之，二者相辅相成： 不论其世，无以知言，故读子不读史，则子成梦话。不知其言，无以知人，故读史不读子，则史成账簿。学如谳狱，论世者审其情，知言者析其辞。读书二法，曰入曰出。审其情者，入也，虚与委蛇，道家持静之术也。析其辞者，出也，我心如秤，儒者精义之功也。入而不出，出而不入，昔儒之通弊，儒道末流所以流于苛荡也。二法具而无不可通之书，书亦无出子史之外者也。虽然，不见全，不知偏，不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何以解蔽而见始终哉？故必先明统，统莫大乎六经，知六经之形分神一，则知两矣。校雠者，辨分形也。体器明而旨可求，各得其当，无泥拘诬凿之弊。永终知弊，必类族辨物也。 读书治学，必当论世与知言，如车之两轮，不可或缺。车行不可无御，治学亦不可无统，统之最大者乃“形分神一”的六经。形既分，则必须知其如何分，何以分，此即“知类”，爲“明统”所必由。故曰：“知言论世，总于明统知类。”[6] 二、以七略法治四部 鉴泉着有《目录学》一书以授徒，指出所谓目录学，即是古时所称校雠学，“以部次书籍爲职”，“而书本真僞，及其名目篇卷亦归考定”，更须知“古之爲此者，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西方所谓批评学者相当，中具原理”，校勘异本等，衹是其末务。“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诸羣学”，其中的原理，乃“辨论所聚”，并非“仅有考证成例而已”。羣书须分部，“部中分类，类分子目，明揭之中，复有暗叙，支条流派，繁密过于律例”。因此，“部类一事，于目录学中，最爲重要”。[7]部类一事的关键，则在“以七略法治四部”。[8]刘歆以七略部次羣书，后世代之四部，乃势之所趋，不得不然，章实斋知之甚明，故主张“存七略之意于四部”。然而其自撰《和州志》，“一用七略旧法”，进退失据，徒增纷扰。须知七略与四部，部次虽不同，而大义本无殊异。四部的大义是： 以史子爲干。六艺者，干之根也，别爲经部，但收附经之传说。六艺之流，则归之史焉，别出则子焉。文集者，由诗赋一略而扩大之，兼收六艺之流者也，则殿焉，是干之末也。譬之于人居，史爲大宗，子爲小宗，经则庙也，集则小宗而又杂居者也。经、史者，七略之六艺；子者，七略之诸子、兵书、术数、方伎；集者，七略之诗赋。如此，则四部犹七略也。 此说与前人之不同，乃在“昔之视四部爲平列，今之视四部，则史、子爲主，经在上而集在下”。其依据是：天下一切文字，以内容分，不外事、理、情三者，“事爲史，理爲子，情爲诗”；以体性分，则不外记载与著述二类，史爲记载，子与诗则是著作。“诗不关知识，知识之所在，则史与子而已。天下之学，惟事、理，故天下之书，惟史、子弟矣。集则情文而兼子、史之流者也，经则三者之源也。”[9] 经的内容即是六艺；经爲羣书之源，正是指六艺可统一切学问，与绍兴马湛翁（一浮）之说桴鼓相应。然而二者于相同之中，自有其异。湛翁以爲，六艺不但统诸子与四部，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六艺之所以能“该摄一切学术”，不在诸子出于王官（此说“不可依据”），而在“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如此议论，显然是出于理学家之见。[10]而鉴泉则有取于章实斋“六经皆史”说，云： 凡文不外理、事、情三字。《礼》记现在事，《书》、《春秋》说已往事，《易》说未来事。古人不外事而言理，理即在事中。《诗》则情也，然情亦由事生，白居易所谓“诗合爲事而作”也。凡文皆当爲事而作，故曰：“六经皆史。”[11] 既知经乃最古之书，古人不离事而言理，于是便可说：“史之于经，如子之于父；子之于经，如弟之于师。”《书》、《春秋》、《礼》之流而爲史，明白易见。至于《易》，“虽言理而意在藏往知来”，《诗》则“虽言情而意在观风俗”，“其用皆与史同”。若就体裁而言，则《易》“流爲术数”，《诗》“流爲诗赋”。诗赋之“别爲一略”，乃因“情文与事理并立”之故。术数与方伎、兵书不入诸子类，主要原因则是“通理与应用之分”：“盖诸子皆言大理，举一义以贯众事（即阴阳家亦非止言术数之理），兵书、方伎、术数，则局于一事者也。”是爲“七略之大义”。[12] 七略与四部之大义既明，即可“以七略法治四部”了。其法共四项：“一曰尊经，二曰广史，三曰狭子，四曰卑集。”经部所收，“当限于经之传、说”。律吕之书不可“入于乐”，如宋人郑寅所说，“仪注、编年，不得附于《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鉴泉以爲，“此论甚卓”）。同理，后世所谓通礼杂礼之类，亦不可“附之于礼类”。此即所谓尊经，其要在于“去礼乐之妄附”。[13]所谓广史，则是“苟非诗赋、子、兵、方伎、术数，无不当入史部”，史部不可仅限于《春秋》类。因爲史本指“记事”，故“记实事者，皆史也”，谱录、杂记因此不当入于子部。鉴泉解释说： 谓史出《春秋》，特见史部首纪传，而迁书《七略》附《春秋》耳。官礼流爲政书，礼经流爲仪注，军礼、司马法流爲军政，《尚书》入于《春秋》而爲杂史之原，何一不入于史？使就《七略》之书而以四部法分之，六艺所附，无一不在史部也。独《易》流爲术数，《乐》流爲乐律，《诗》流爲辞赋，下流浸广，别专部耳。故明乎六艺之流而史广矣。 而章实斋撰《和州志》，其《艺文书》“全用七略法，以诏令、奏议入《尚书》，琴调谱入乐，仪注入礼，年历、纪传入《春秋》，而别立记载一门，分地理、方志、谱谍、目录、故事、传记、小说、传奇八目”。鉴泉以爲，此爲泥古而不通今。曰：“从吾之法，经部爲源，史部爲流，申明源流，众知史部之皆出六艺官守，奚必附六艺爲一部而后明？”[14] 所谓狭子，其理据是：能成一家言者，方得谓之子。“九流既衰，成家之学已少，兵书、术数、方伎合并，后世子部已广，何爲乎谱录、杂记、类书皆入子部乎？”子、史之别，其实甚爲明显，即“实事与虚理、记载与著述之分”。然而一书之中，实事与虚理、记载与著述，往往兼而有之，因此史与子，颇有相出入者。如政书中有议论，亦有应用之术；刑法之书属于制度一类，而其中亦有律学；礼属制度，而亦有礼学。处置之方，在于辨明一书以何者爲主。如礼学、律学，虽有说理者，但毕竟是以制度爲主，固当入之史部。兵书虽与兵制相出入，“而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与编制营伍之法，终不相同”，故可分别列入史、子。术数、方伎，虽有官守，实则都是民间相传的专门技术，官书衹是“因而定之”而已，与“礼、刑之爲儒者通讲者不同”，终究以技巧爲主，自当入于子部。至于乐类之书，“亦有制度，然其状实与兵、术、方同，而不与礼、刑类”，因此亦当入于子部。“由是以谈，礼学律学，附礼、律而入史部；乐与兵、术、方及诸艺术（书画、篆刻之类）竝立于子部，仍次九流之后，以示纯理与应用之分。兵之制度在史，乐之制度入子，斯亦皎然不混矣。”[15] 集部乃后起之物，《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撰定之时，集部并无子、史专书，后世集部既盛，“爲下流所归”，“已成万不可反之势”。章实斋“欲条其能成家者着于叙录以杜滥”，其意固是甚善。而其撰《和州志·艺文书》，“竟以儒者文集入之儒家，其余入之杂家，自谓能明古者立言之旨”，实则甚谬。九流既衰之后，人人“皆貌儒术”，而“不成家者十之八九”，与“兼儒墨合名法”之古杂家不同。即便是成家者，“亦未易别其爲儒、道、法、纵横也。必强定之，则皮相”。于是后世文集，便以“儒、杂二家爲龙蛇之菹”。而且后世文集虽甚杂，终究以诗赋之流爲多。“既用七略法，则不得不列诗赋专集，而诗赋多者反以爲文集而溷入杂家”，显然是行不通。总之，“集本卑名，非复《七略》之旧”；其名既已卑，不妨多容，何必强附于诸子？[16] 明于七略义例，固然是大有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而后世书籍日增，非四部所能容，“强编四部之中，而四部以芜，七略以乱”，“收之不可，弃之不能，惟有别爲外编，使与四部竝立”。依章实斋之见，此等书籍难于位置者，有钞辑、类书、评点三类。鉴泉由增三类：杂记、考证书、蒙求，以爲除评点外（鉴泉以爲，实斋将评点书尽附于诗文评类，太过笼统，“专论文者宜附文评，兼考论者仍宜依本书，各归其部”），“余五者当统爲外编，以别于四部”。类书门类衆多，“所该甚广，非专于典章与艺文”：“或主益辞章，搜求秀艷；或取便繙检，网罗数名。其体甚大，不比钞摘之短书；其用亦宏，不比考史之谱录”。显然不是四部所能赅括，非别立一门不可。钞书与类书不同，鉴泉列举三种：“钞辑羣书，删爲简本，如《羣书治要》、《说郛》之类，一也。纂录杂记，依类分编，如潘永因《稗类钞》之类，二也。摘比华采，略分门类，钞一书如洪迈《两汉博闻》，钞羣书如《俪府字锦》，限一体如《诗赋四六》之类，三也。”此等书既无现成门类可归入，自当如实斋所说，别立一门以位置之。所谓杂记，乃指“札记、随笔之书”，“记事论文，考古谈今，大或关于经史，细或涉于市井”。自宋代以来，此类书籍日出而不穷，“目录家强附之子部，又分其多记事者入史部”；《四库提要》则“于杂家中立杂考、杂说二目，又以记事大者入杂史，小者入小说”。然而须知，古时所谓杂家，于儒墨名法兼收并蓄，其宗旨虽不纯，却自成一家，“非杂说之比”。杂史本指“纪传、编年二体外之成体者”，小说则“扬厉多风，意存讽劝”，此等书籍，归类爲难，处置不当，便“子、史二部皆乱”，故不可不入之于外编。考证与蒙古求二类之书，亦非四部所能该，故亦当入于外编。至于丛书，乃“汇刻之书”，必须分别处理，“簿录卷帙，则当别爲一目/条别种类，则当散归各门”，亦即藏书之时，别置一类；著录之际，散归各门。[17] 综上所述，可见鉴泉治校雠之学，以建立标准爲先务，云：“凡分类必有标准。若标准歧出，则类例不通。”然而世间事物，“介在两歧、出入二类之事，则恒有之。虽物质科学归纳所成之类例亦然”，更何况部次羣书？“书籍之质素，本多混合”，校雠学中著录之事，“以一书爲单位，又不能如治物质之隔离分析，其所分类例，不过论其大体而已”。章实斋因而有“别裁、互着之法”，以济其穷。即以一篇文章而言，“叙事之文岂无论议之语，抒情之作亦有记述之辞”，然而一切文字分爲事、理、情三大类这一基本事实，并不因此而破。由此可知：“部类之标准，配隷之界画，不能极其严明，固势之必然，而非学者不精之咎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部类可以无标准，配隷可以泯界画，祇是无法“极其严明”而已。此所谓标准，鉴泉列出二项，即体与义：体乃“著述之体裁”，义则是“学术之统系”。除此二者之外，“一切分类之标准皆不可用”。昔之著录家于此懵然莫辨，“往往歧据他端以乱部类”。“如《四库提要》以官定仪注入政书，私仪注则附经部，是以作者之官私爲断也。律吕之学入乐类，讴歌弦管则入艺术、词曲，是以论者所定之雅俗爲断也。记事大者入杂史，小者入传记、小说，是以事之大小爲断也。别传在传记，而明高皇后传则入杂史，是以人之贵贱爲断也。”凡此皆是标准不明，徒以自扰之例。[18] 鉴泉又指出：“条别著述，虽以义爲主，而分别部居，则以体爲主。”易言之，校雠之职，本是“分别部居”，由此而“条别著述”，达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鹄的。若不知分别部居，便谈不上校雠目录之学。将一切书籍分爲史、子、集三类（经则是三者之源），便有了所谓四部，正是就大体“分别部居”的结果。史、集二部的小类，是“以体分”；其细目，则“或以义分”，然而亦祇是“其所究而非其所立”（按：所谓所究，乃指穷其流，所立则是就源头处而言）。兵书、术数、方伎三者，亦是如此。惟有九流，纔是依照“所立之旨义”而分。子部虽是以义而分，然而子之所以爲子，却是就“体”而言（“其体固异于史、集矣”）。以《史记》、《汉书》而言，其义岂是有合于《春秋》？又如《太玄》，乃拟《易》而作，若用七略之法，当附于《易》类，但“四部既分，又非官书”，便祇能归入子部了。若仅以义而分，则“六艺同出于圣人，亦无庸分爲六门矣”。然而“后世不知辨体而执辨义，往往以义混体”，子部收书之滥，正坐此弊。释、道二家书之部类，“尤爲不可解”。“释家有经、律、论，道家有经、诫、科籙、语录、丹诀”，自当属于子类。然而《佛祖通载》爲杂史，《释迦谱》、《，三藏法师传》爲别传，《高僧传》、《列仙传》、《神仙传》爲汇传，《众经目录》爲小学，《法苑珠林》爲类书，《宏明集》乃总集，《开元释教录》、《道藏目录详注》则是目录，一概归于子部，如何说得通？晁公武《郡斋读书记》谓“《神仙》、《高僧传》应系传记，以其犹《列女》、《名士》”，鉴泉以爲，“其见卓矣”。法显《佛国记》乃游记，昔人入之于地理类，而张之洞《书目答问》“谓其书主佛教，入之佛家”，若以“意主”而论，“则《文士传》意在辞章，可入总集乎？”《良吏传》意在政绩，可入政书乎？又，“马迁宗道，班固宗儒，未闻有入之儒、道者也。”可见著录之际，决不能“以义混体”。[19] 三、条别著述之体裁以明学术之统系 校雠家著录之时，固然当以体爲主，然而鉴泉研治校雠的目的，决不仅是部类羣书，而是旨在“明统知类”，亦即经由“著述之体裁”以明“学术之统系”。在鉴泉看来，六经或六艺之重要，不在其爲圣人所教，亦不在马一浮所谓“出于吾人性分”，而在其爲后世学术的源头。[20]章实斋以“六经爲史，爲政典，爲典章制度”，鉴泉对此，不表赞同，谓“不如直谓之爲正书”，曰：“《诗》、《书》、《礼》、《乐》谓之四术，《易象》、《春秋》、《周礼》斯在此，固皆当时所尊以爲正本者也。即不经孔子之裁，虽无经名，而已可名爲经矣。无论经之名爲孔子以前所已有，或爲儒者尊之之词，要其所以爲经，固不因圣裁。”故实斋所谓“六经初不爲尊称”，其说甚是，而其“义取经纶”之说，则不免“稍褊”。总之，“经者，书之正，传者，书之副也”。孔颖达所谓“凡书非正者，谓之传”，最爲简要。鉴泉对此解释说： 盖经之本训爲织之纵。丝织物先立纵丝爲本，而后加横丝，则名爲纬。经纬之名，因含正副之义。传之爲义，则本爲传述、因述之义，而引申爲佐助之称，遂爲非正之名。传名之立，本对经体，而欲明经体，必以纬体对观。本爲经，则加爲传。故本文爲经，而注、说、附记爲传；大纲爲经，而委细爲传；其义一也。本者爲正，正者爲尊，于是经爲官书、正书之称；本者，不变也，故有经常之训；于是经爲大道、圣书之称；皆其引申也。徒执官定之一义，故有私史之矛盾；徒执圣书之一义，故有改制之谬说；皆忘其本、正之原义者也。明乎此，则六艺经传及史子之称经、传者，皆通而无碍矣。[21] 这段话赅本括末，条理秩然，最见鉴泉“明统知类”的功力。 传、记既是经之副，则六经以外亦有传、记（以制度而言，“其正文爲经，附记爲传，若会典之有事例，律之附例案是也”）。于是便有了内传、外传等名目，“六经之传记非一体，内传依经，外传旁衍，皆述其义也”。如“汉人引《论语》，多称爲传”，《孝经》亦视爲记。“若《礼》之记，则或记仪数，以补正文；或记异礼，以爲参证”，犹如“律之有例案”。“《尚书》之传，亦取经外之事以补经也。”《春秋》之传，体例尤严，“经爲纲略而传具其详”。鉴泉更指出，古时经、传二者别行，“至唐而经史正文与注疏犹未合并，正书、副书，各爲一本”。经与传一正一副之义，此爲明证。六经乃记事之正书，“此外有传说故事，亦名爲传，与附经之传同取传述之义”，“其言多不雅驯，史迁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载籍极博，考信于六艺者，即以六经正一切传记也。百家之所传述，即六经之异传也。诸子书中，即有传记之文，不必远征，即《新序》、《说苑》之所采可见矣”。[22] 按：吕诚之先生以爲，六经乃相传古籍，“而孔子取以立义，则又自有其义”。孔子之义，不必与古义尽合，但不可说不本于古。而儒家所重者，乃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典籍。与经相辅而行者，大略有三类，即传、说、记。“传、说二者，实即一物。不过其出较先、久着竹帛者，则谓之传；其出较后、犹存口耳者，则谓之说耳。”传与说皆附庸于经。记的本义是史籍，与经乃同类之物，亦爲相传古书。“传、说同类，记以补经不备，传则附丽于经，故与经相辅而行之书，亦总称爲传记。”大义则存于传，不存于经。传、说、记三者，以说爲最可贵，因其多保存孔门遗说。[23]蒙文通亦持类似看法，以爲儒家学说之根柢固然在六经，然而其大义主要保存在传记之中。此类传记“爲书之多，蕴义之富，爲后来学术之结集”，乃是战国秦汉间新儒家融会诸子百家而成。经学之精卓处在此，不在经文本身。[24]此三家治学，自有异同，然而旨在鉴泉所谓“知言论世，总于明统知类”，则并无二致。诚之有进于鉴泉之处，乃是指出传、说、记，尤其是说的重要性；文通独具的手眼，则在贯通经学与诸子学，揭示秦汉间新儒家创辟之功。 鉴泉以其校雠的功力，推子书之原，亦颇有创获。以爲“子书萌芽于春秋，盛于战国，而衰于东汉，原出于古传记而流衍爲文集”；而前人对此，“未有原本而论之者”。他本人以此自任，以章实斋“言公之义爲考论诸子书之钤钥”，“旁推于经生传记”，“上溯于《国语》、《周书》”，俾由源至流，本末粲然。首先揭示一义，即欲明战国诸子之宗旨，必先研治其书，而欲治其书，必先知如何成书。昔之论者，不明“言公”之义，“大氐浑举全书，惟恃考检年代”。“其根本之误”，在于以爲诸子书“皆出自作”，于是“考辨益密，而纠纷益多，竟至无书不僞”。实斋所谓言公，指古人不自著书，未尝离事而言理，所注重者不是一己著作之名，而是其学说大明于天下。鉴泉据此言公之义，强调说，诸子之书本非一人的文集，书中记言兼记事，足见其书乃是“一人之史，而非止一人之言”；又兼记古书，更可见此乃“一家之书，而非止一人之书”。亦言之，诸子书乃是“徒裔记录”而成。显而易见的证据有两项，一是“多重复而零条不贯”，二是“皆称某子曰”。《论语》、《老子》二书，均有“重条”、“重文”；《荀》、《庄》、《管》诸子中，“皆多大同小异之处”；《墨子》则一篇而载有三种版本；凡此可证诸书“言非一人，记非一人”。以《庄子》一书而论，“首尾一贯者，仅《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说剑》、《渔夫》、《天下》八篇耳”。“《荀子》书不止《大略》以下五篇爲短节也，即《礼论》、《非相》、《非十二子》、《性恶》诸篇末，皆有与篇题不类之条段。”治诸子者对此，多忽略而不加分析，“而治传记者尤甚”。如《老子》，“八十一章相传已久，就章作诂，多有难通。至近世而始有破其分章，认爲辑成者”。究其实，《老子》本与《论语》相类似，“一句两句，亦可爲章，其不可通，惟有从阙，不必强说也”。若是“编《老子》者皆标‘子曰’，则无惑矣”。又如《礼记》，“条段长短不齐，求其原本而校之，则连缀之迹，居然可寻”；《周易》中的《文言》、《系辞》，亦正此类；而“说者分章分节，亦多未安”。总之，“凡称某子，即是弟子之词，庄周书中且称夫子，其尊崇先师，或加子于某子之上”。总之，“唐以前，未有自著书自称某子者”。更须知，说理之书而爲徒裔所集录者，不仅华夏爲然。“释迦之经，集于阿难；耶苏之约，书于使徒；递相传衍”，一如七十子之于孔子，而且亦如《论语》、“言行兼顾”。又，“希腊哲人，多传格言”，其体裁犹如《老子》；“苏格拉底之语在柏拉图书中，犹鬼谷子之爲苏秦书也”。可谓“异地皆然”，足证此乃说理文初兴时的常例。[25] “诸子书之非自作”，唐以前人所共知，《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于古书皆不题某人着”，即爲明证。《史记》“于诸子皆云著书，又称子思作《中庸》，孔子以曾子通于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孟子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对此又当作何解释呢？鉴泉答道：“着本浑词，而古者每称述爲作（如《左传》称召穆公作《常棣》），且审史公之言，亦止谓孔、曾授受，《孝经》因是而作，孟子与万章之徒讲论，七篇因是而作，正与〈书序〉之言作某篇相同。”自唐以后，此义渐不明。宋《崇文总目》以来，“始于古书一一标明某人撰”。明人则于古书传本原无作者题名者，“更妄增之”。至近代，诸子之学渐爲人所重，加之考据之学兴起，于学者便“争言辨僞”，一见年代不合，则“举全书而僞之”。谬误如此，可说是其来有自，非一朝一夕之故。因此，欲讲明诸子之学，必须认清其书原是“集录”，“不必手着”。于是可“祛一弊而得一善”，即祛“时代不合之疑”，从而“分别以观其旨”。[26] 诸子书的源头既明，便可探究其流变了。西汉之时，诸子与词赋“各爲门户，不相混淆”，子家的体裁则与战国时相同。至西汉末季，“杜钦、谷永之徒以书记称，体承诸子，法兼词赋，而杂文之流成；刘向、扬雄以博学着，虽名儒家，实近杂家，而专家之学衰”。东汉作者承继刘、扬一派，“桓谭《新论》兼有记载、辨证，首开后世杂记之体；王充《论衡》有诸子之意，而亦以上书、奏记爲贵；王符《潜夫论》则多爲华采；应劭《风俗通义》则铺陈名物”。“至三国，而又有评论时人时事之体”，如陆景《典语》，特爲刘知几所称赏；“傅玄《傅子》，竟可以当野史”。“战国西汉之风，于是大变。”晋、宋以降，虽有名理之学，而子舒毕竟稀少，“加以词章益盛，滥及史、子，记事说理，皆尚华藻”；以至葛洪《抱朴子》、刘昼《新论》，“竟成骈文”；梁元帝《金楼子》，“遂似类书”。凡此之类，“名虽爲子，而实已非子矣”。鉴泉概括说： 综上所述，发源于传记之记言，初述古而后成一家言（由重言而立言）；初由徒裔记集，而后爲自作。其文体则初简浑而后详析，初短促而后畅遂，初零碎而后条贯。至于汉世，则一家之书变爲一人之作。于是支分爲别传而衍变爲文集焉。此其大略也。[27] 专家之学的子书，既流变而成内容庞杂的文集，校雠之法自须有相应的改变。从形式来看，“古之子即后之集”；就内容而言，则二者颇爲不同。内容既殊，读法不得不异。集之形式固然是由子书衍变而来，然而集并非“代子而兴”。“集之内容，实由《七略》诗赋一略而扩大之”。梁昭明太子〈文选序〉云：“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而《文选》的标准，则是“能文”，即所谓“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鉴泉指出，王俭撰《七志》，“改诗赋爲文翰，即因无韵之文，亦多本诗，故广其名爲翰，即昭明所谓翰藻也”。阮孝绪《七录》，“改翰爲集，然其时之集，仍止诗赋一流，未尝滥及子、史。论事论理之文，皆入子中。史、子成书，仍自别行”。如嵇康《养生论》，爲《文选》所收，而其全书三卷，《隋书·经籍志》仍然别出，即爲其例。“至于唐世，乃渐混滥，不惟论理 [事] 记事皆入集中，乃至成书亦混入集。”韩愈之《顺宗实录》，柳宗元之《非国语》，止是附于各自的文集，而非入集。“刘禹锡之《易九六论》、《因论》，皮日休之《春秋决疑》、《鹿门隐书》，则皆编于集中矣。”后世之著录者，昧于“别裁”之法 [ 按：所谓别裁之法，爲章实斋所倡，其大意爲：“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着之篇，于全书之内，自爲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内，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隷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见其《校雠通义·别裁第四》 ]。专门之学因之而沈晦，至爲可惜。[28] 由此便可推论治集之法。唐以前，子与集未混，表见其自成一家言者，较爲容易。唐以后，经、史之流皆混入于集，当以如下三法治之：“一曰别裁其经、史、子之成书混入者。二曰表其有宗旨能成一家言者。三曰表其有得力之处者。”鉴泉同时又指出，治唐集与治宋集之法亦应有不同，其原因是：“若其自成一家，则唐多于宋；表其得力，则宋多于唐。”宋以后，“应酬牵率之风尤广”，可谓“无家不备众体”，非但“不能依其所得力之处以爲编次之甲乙”，而且多存“不足存之文”，故“言集之杂，至宋乃极”。然而宋集有一个长处，即“考证记述加详”。“凡经、史、子部之不成书者，悉在其中，且有本足成书而不克成书，集反可代其成书者。”“张耒、方孝孺之集，皆可当子，邵廷采集可当一史”，即爲其例。[29] 鉴泉明统知类的功力，又可见于其裁论小说。中国昔时文人以小说爲小道，现代学者受西方影响，视小说甚重，然而于小说之名实，则往往不甚了了。鉴泉对此，探本溯源，裁断精审。《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之目，鉴泉就此说道，所谓家，指必须自成一家之言；所谓说，则意谓“传说故事，口耳流传，异于史职之书”（此处用“说”字的狭义，其广义乃是“诸子百家之通名”），此类传说因而“不必覈实，形容铺张，而多甚溢之词”。由此可知，凡无旨意者，不得称爲小说；“质直记事之书”，亦不得称爲小说。“说家”之所以加一“小”字，则以其爲说之小者，与儒、道、墨、名、法诸家相较，其说“短浅丛碎，不能成统系”，“非真能成一家言”，然而还是有其宗旨，故“附于九流而不入九流之数”。史流与小说，有各自的“志”。史书所载，虽或失实，然而其志毕竟在于求实。“叙述之态，扬厉而尚饰”，以求表述其宗旨，是爲小说家之志。二者之别，犹如“官厅报告”与“市肆评话”的不同。同时须知，所谓有旨意，并不一定能“述一义成一家言”，衹是“有意旨而已”；小说叙述之失实，亦并非“全爲虚造及有过误”，衹是“增饰不顾实而已”。[30] 以此标准来衡量，《世说新语》便不是真小说，因其“书中毁誉之词，皆世之所说，非作者之意”。易言之，此乃“集说”，“止客观叙述，而非主观之抒写”。小说与传记相混，正自此始。又如六朝时，“明因果报应”的“鬼神之书”，其意虽在“劝惩”，而作者“本以此爲征验，欲生人之信”，“观者虽或不信，而作者固以爲信，非采取传说，扬厉文饰以道己意之比”，故亦不得谓之真小说。[31]在鉴泉看来，真小说在唐代是传奇，宋以后则是平话。传奇文体，“不外乎描写纤委而文词艷丽。凡叙事，纤则必增，丽则必饰，炜晔扬厉”。此乃说之所以爲说，即使实有其事，实有其人，如此叙述，“便是小说，不必定幻设”，而且唐人小说也不一定尽是“幻设”。至于平话或话本，虽爲旧日“论文者所不取，而实真小说”。宋代曲剧止有韵文，且情节简略，后来“采话本以爲宾白体”，纔得以大成。故曰：“话本不独爲小说正体之复兴，且旁啓曲剧。”[32] 当时西洋小说的译本，鉴泉浏览者亦不少。认爲西方小说“于人生无所不谈”，而中国向来的小说，“乃仅述仙鬼勇侠艷情之事”，两相比较，“斯爲陋矣”。然而可说中国长篇小说不发达，但不可说短篇亦不发达；可说中国小说大多不如西方小说描写之细，但不可说“无如其结构之精”。此处所谓中国小说，指的是叙事诗。中国诗本兼叙事，《诗·大雅》《文王》诸篇，及《焦仲卿妻诗》、《木兰词》等，犹如西方之史诗。后来中国诗“局于写感抒情”，叙事之风渐衰。“及至中唐，承乐府之绪而恢扩之，七言歌行广说人事，实与彼之短篇小说同其体用。”叙事诗兴起，“传奇遂衰，而零条杂记之小说，遂亦仅述奇事，不广说人事矣”。鉴泉列举汉乐府《羽林郎》、《董娇娆》以下，直至清人金和、江湜诸人之作爲例，证明此类叙事诗与西方短篇小说，作法并无殊异。[33]按：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综上所述，可见鉴泉以校雠法辨经传之体，推子书之原，明文集之流衍，论小说之名实，皆有卓见。 四、论辑佚与辨僞 古籍时代久远，不能无逸失，实爲势之必然。清人好古善疑而重考据，辑佚与辨僞之事随之而盛。鉴泉以其校雠的功力，对此亦多有独到见解。以爲辑佚者因类以求，取资最多者，有三注与四大类书。三注爲《三国志注》、《水经注》、《文选注》，四大类书则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不过这仅是荦荦大者，读书广而目光如炬者，可越出“因类以求”之外。如孙诒让于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赵匡说中，辑得《竹书纪年》遗文共七事；缪荃孙于《苏诗施注》中，辑得马总《意林》逸文二条；“皆他人辑本所未采”。又如赵圣传辑《左传》服虔注（按：书名《左传服义述》），“谓《公羊》、《周官》、《仪礼》疏，皆六朝旧本，所引《左传》多是服注”，鉴泉以爲此乃“得之于无形，尤爲巧矣”。同时又引明人胡应麟之说，指出唐宋时类书编纂者，往往并非直接引用原书，而是从以前的类书抄出。如马总《意林》所引书，考之《隋书·经籍志》，存者不过十之三，“自余皆梁世所有，隋一不存”；马氏《意林》所录，自是从庾仲容《子钞》纂出。鉴泉更指出，类书的这一弊病，《太平御览》尤甚，凡辑佚者不可不知。总之，辑佚绝非易事，“非通校雠，精目录，即差舛百出”，“近世此风大盛，而佳者实少”，章宗源、孙星衍、马国翰、黄奭诸人，皆有此类疏误，以马、黄二人爲甚。[34] 第一是漏。鉴泉以爲，“此弊人人知之，而能免者实少”。如马国翰辑顔延之《庭诰》，“泛采逸文，而不录本传所载长篇”；辑《古今乐录》，“于《乐府诗集》所引，半取半不取”；“实爲不可解”。[35] 第二是滥。凡有二端，一曰肊断附会。如“马驌《绎史》载《吕览》《农书》四篇，谓盖古农家野老之言，本是疑词”，而马国翰遂采用之，以当《野老书》。又，“《别录》称《尹都尉书》有《种瓜》《芥》《葵》《蓼》诸篇，马遂采《齐民要术》《种瓜》诸篇爲《尹都尉书》。”凡此肊断附会之弊，黄奭较少，然而如顔真卿《韵海镜源》“逸文无存”，“黄氏乃以《干禄字书》分韵以当之”。《干禄字书》爲真卿从父元孙所撰，二人虽叔姪，而字书、韵书体裁不同，如何能断定爲彼此相同？二曰本非书文。东汉以后，“书皆自作”，而马氏“乃以《魏志》所载王肃对问当《正论》，王基对问当《新书》”，此等本是“随口之语，非如他书答问之成文”，如何能以之当书篇？又如“《三国志》裴注引陆氏《异林》载一怪事，云：‘从父清河太守说如此。’”意谓此乃口说，“而马氏遂以入陆云《新书》”，直是欺人之谈，更爲可笑。又有本不是专书，亦不见于目录，“而徒夸多种，遂妄力名目者”，“如束皙校《汲冢书》，撮叙大略，而马氏遂名爲《汲冢书钞》”，并以诸书引古文《竹书纪年》者皆入之。凡此种种，“无乃太张皇乎！”[36] 第三是误。鉴泉认爲，“此弊生于不考”。亦有二端，一曰不审势时代。如“《史记索隐》引《鲁连子》，下云：‘共，今卫州共城县。’”此乃司马贞所加按语，而马氏遂连带钞入《鲁连子》。《艺文类聚》引刘向《别录》“《尹都尉书》有《种葱篇》”，下云：“曹公既与先主”云云，显然是引另外一书，马氏亦连带钞入《尹都尉书》。又如《宋书·州郡志》连引称《太康地记》与王隐《晋书》，“盖合二书言之，而黄氏辑《太康地记》，悉钞入之”，于是太康三年之书，有了太康七年“改合浦属国都尉爲宁浦”之事。此等皆爲不审时代而致混淆之例。二曰据误本俗本，如《意林》中，“傅子与杨泉《物理论》互譌”，孙、黄二氏辑《物理论》，据此误本而不察于《傅子》遂入于《物理论》了。鉴泉特别指出，“《太平御览》传写多譌，尤不可恃。”[37] 第四是陋。“此弊生于无识，凡有三端。”一曰不审体例。如《艺文类聚》引董仲舒“说上重粟”语，“阎若璩《困学纪闻笺》以爲是《春秋决疑》遗文，马氏从之”，然而《春秋决疑》遗文，“皆设甲乙之事”，与此体例不合，此自是《春秋繁露》诸篇佚文。另一例是“马辑何承天《礼论》，以《通典》所载承天《驳难》入之”。二曰不考源流。“马辑谯周《五经然否论》，以诸书所引谯周《礼祭集志》及诸论礼之文入之”，不知谯周曾继蔡邕、董巴而撰《汉志》，凡此或是《汉志》之文，未必皆出于《五经然否论》。三曰肊定次序。如余萧客《古经解钩沈》，“以褚少孙引《春秋大传》说社语属庄公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下”。鉴泉以爲，“按古传说多依经起义，不必专说某句”，如此“强配”，是谓不知体例。汪继培辑《尸子》，严可均辑桓谭《新论》，皆未加详考，“望文而定其属何篇”，亦所未安。[38] 汪继培辑《尸子别录存疑》一卷，叶德辉辑《傅子》，别爲《订误》一卷，鉴泉以爲，此二书“最爲慎密”，当以爲法。又指出，欲爲辑佚之事，必须了然于古书的存佚，不可名实相混。郑樵《通志·艺文略》直接钞录《唐书·经籍志》与宋代《崇文总目》，明代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又并钞旧目”。二人“皆兼取佚书，而不着‘佚’字”，于是宋世已亡之书，似乎至明代犹存，因而招致后人不信其书。其结果是：“欲使佚者如存，而反使存者如佚矣。”[39] 总之，“羣书之中有逸书，存书之中有逸文，经子有逸篇，史或有录无书”，此爲人所共知。“至于版刻既盛之后，子史专行之书，宜若不当有逸”，然而“书之有足本不足本之异者”，仍然不少。原因在于“篇简有完阙，版刻有先后，初刻或非定本，重翻或据残书”，故辑佚“必凭多本，乃克补完”。更有“行本皆同，而亦有逸文者”，如司马光《涑水纪闻》、苏辙《龙川略志》，若“校以《八朝名臣言行录》，元本所引多溢出今本之外”，可见“徒凭异本，不足爲功”，欲求完备，“更当广采”。若论篇卷之阙，则当“旁求他书以补之”，如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所谓，“曹学佺《天下名胜志》可以补《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之阙卷”，即是一例。又，宋、明以降，诸书题跋“陈言累牍，人多厌而删去”，然而对于稽考版刻源流等，颇有助益，可谓“其重要不下于书文”。[40]鉴泉见解之超卓与条理之密察，于此等处可见。 古书辨僞之事，二百年来，盛极一时。鉴泉最爲推重者，乃明人胡应麟《四部正譌》（收入其《少室山房笔丛》）及清儒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至于姚际恒《古今僞书考》，虽爲世所称，鉴泉则以爲乃是“依附阎氏”，且“详亦不逮，尤多武断未究之说”。其时古文家，如姚鼐等，沿韩愈、柳宗元之论，亦喜辨僞书，“而多以词气爲断”。今文经学家末流，则“谓六经皆孔子所造”，使孔子成了“作僞之宗”，以致古书几乎无一不僞。鉴泉于此二派，皆所不取，以爲今文经学之论乃是“偏畸”，古文家以词气爲断，亦是“虚幻”，“皆不如考证之可凭”。然而“考证者不皆详慎，而又不皆有校雠之识”，其考证的结果往往是于不僞者疑其所不当疑，而于僞者则证其所不必证。可说是前代之患是“误僞爲真”，今日则是“诬真爲僞”；前代之失是“考证太疏”，今日则是“考证太密”。[41]按：此爲鉴泉对于当时学界辨僞之风的大判断。近三四十年来，地不爱寳，大量简帛古书出土，其中多有过去视爲僞书者。“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由之而起。[42]鉴泉在辨僞之风盛极一时之际，独能不逐时趋，讲明古书体例，与余季豫（嘉锡）、吕诚之诸先生桴鼓相应，可谓孤明先发。[43] 鉴泉指出，“欲变僞书”，须先界定何谓僞书。“僞者，不真之谓”，故所谓僞书，当指“前人有此书而已亡，或本无此书，后人以意造僞书而冒其名，实非其人之作”。若于此定义不合，即不当列爲僞书。然而“昔之论者，多囫囵不析，往往以非僞爲僞”。所谓以非僞爲僞者，大体可分六类。[44] “一曰事之乖谬。”严可均《书《说苑》后》指出，刘向此书所记诸事，与《左传》及诸子所言，“或时代牴牾，或一事而两说三说并存”，《韩非子》所载诸事亦是如此，此乃“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致。生于二千年后，实应多闻阙疑，不当少见多怪，画一看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亦谓，诸子书往往借重古人来宣扬己说，“年岁舛谬，事实颠倒，皆所不计”，甚或虚造故事以证成其说。鉴泉因此强调，“事虽僞，而书则非僞”，切不可“以所言之误，而疑其人之非”。[45] “二曰文有附益。”凡一书的流传写刻，经历不止一手，注语、识语等每每误入于正文，还常有续书之作（如《史记》续书），或原本残缺，写古者掇拾遗文，他书之文因而误入，或好事者妄以己意改窜原文。凡此种种，皆使书中有僞，但不等于书本身即是僞物。[46] “三曰传述。”章学诚谓“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着之竹帛”；“诸子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乃至“师之所诏”与“徒之所衍”浑而莫辨。（《文史通义·言公上》）孙星衍、严可均二人，亦有相似之论。鉴泉据此说道，凡汉以前诸书，皆是如此，“虽有主名，而本非所作，无所谓冒”；本是一家之言，非一人之作，亦无所谓僞造。论者以时事与词气作判断，好比“认家谱爲始祖之著述”，其谬显然。[47] “四曰依托。”章学诚谓，“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其书固然是出于依托，其宗旨则未必绝无师承；又说，“古未尝有着述之事”，兵、医、农诸术之书，托于太公、黄帝、神农野老，看似僞撰，实则未尽然，因爲此等术数，本是出于“官守师传之道”，不可以文字断其真僞。（《文史通义·诗教上》）鉴泉补充说，此类书以术数家言爲最多，“至今犹然”，“虽本无其书，而旨有所出，言有所承，无所谓造，亦无所谓冒也”。若以时事、词气作准绳，则犹如“认词状爲告者之亲笔”。[48] “五曰补阙。”“惜古书之阙，而以己意补之，岂惟书非其书，亦且言非其旨”，当然难逃作僞的罪名。“然明称曰补，补者有人”，既不是冒名，如何可目之爲僞？[49] “六曰托古。”己意不直说，而假托于古人，不但本无此书，而且本无此说，岂非是僞？然而既不讳言借名造说，显然不是故意作僞以欺世。若以此爲僞，则《庄子》中有假托盗跖之语，盗跖岂非成了庄周之失主？[50] 鉴泉总结说：“凡此六类，最宜详察。知坿益则知真中有僞，知依托则知僞中有真，辨析及此，斯爲善读书矣。”又指出，第一、二两类，人所共知；五、六两类，人虽知而多忽略。三、四两类，“则章氏特发，孙、严略窥”，其他诸人，于此皆不了然，“而世之称僞书者，此二类乃独多”。致误之由，“在不明古人著述之情状”。须知“古所谓某人之书，止是某人之说，即称某作；亦或止是某所发明，非即某属其词而书之简也”。若执后世著述之例以论古书，“疑僞遂多矣”。因此，“凡论古书，必以辨宗旨爲先，而时事、词气次之，不独古子爲然也。”“考据家以核时代爲良方，而不知辨宗旨；古文家以审词气爲长技，而不知辨体例”；故其结论不可靠。鉴泉更指出，考据家视以爲证而其实不足爲证者，凡有三端。“一曰史志不载。”当知《七略》校雠，所据者衹是中秘书，叔孙通之礼、萧何之律，皆所不载，岂可以此爲证，认爲二者均是僞撰？唐、宋以后的史志，“遗阙尤多，岂得以修史者一时所见爲备哉？”“二曰篇卷不同。”须知唐时通行卷子，“卷短而多”，宋以后通行叶卷，“卷长而少”，“或分或并，歧异多矣”，岂能据此判定一书之真僞？“三曰他书雷同。”然而“诸子、传记，每多互存，或传述同源，或裁证己说，杂家本属兼收，古言不私一己”，岂可“据以定真僞”？[51] 胡应麟曾揭示，书“有非僞而僞者”。[52]鉴泉以爲，此乃“冒名之事”。冒名有两类：一是“窃人之书以爲己有”。以近世事言，如“秦嘉谟窃洪贻孙之《世本辑》，李调元窃屈大均之《广东新语》而改其名爲《南越笔记》”。二是“假人之名”，“近代有势者多属其宾客著书而自居其名”。如纳兰成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实爲陆元辅撰（据方苞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实爲徐倬撰（据郑元庆说）；“毕沅之书，大氐其宾客所爲”。又，“集众编书，始于唐武后”，“近世所编书首，具列衔名，虽著录者皆用总裁之名，犹可知《周易折中》出李光地，《诗义折中》出孙嘉淦，《三礼义疏》出方苞、吴绂辈。然纂修之人不一，《通鉴辑览》杨述曾之力爲多，则非观其墓志不知矣。《四库》分纂，则衔名类列，不知何类属何人，惟正史类出邵晋涵，礼类出任大椿，子部出周永年，佚见他说耳”。私撰之书，亦有类似情形。著录羣籍之时，于此等处不可不加以注意。[53]按：今日撰写学术论文，强调所谓国际规范，每引一书，必开列作者名，对于窃名、假名等不加注意，对于古书不题撰人，更是懵然不知，于是《旧唐书》撰者爲刘煦，《宋史》撰者乃脱脱（按：脱脱不识一丁字，能撰《宋史》乎？），《孟子》作者题爲孟子，《管子》作者题爲管子。食洋不化，一至于此，令人不禁失笑。 胡应麟《四部正譌》于僞书之事，有一总结，谓“凡四部书之僞者，子爲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僞，《易》爲盛，纬候次之。凡史之僞，杂传记爲盛，琐说次之。凡子之僞，道爲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僞者寡，而单篇列什窜匿甚众”。（《少室山房笔丛》，第322页）鉴泉对此解释说： 经之《易》爲盛者，以《易》流爲术数，而术数之书，本多传述依托之体也。史之杂传记爲盛者，以其挟恩怨也。子之道爲盛者，子本多传述依托，而道家之流最广也。大氐经有传授，史本实事，皆不易僞爲。子家多古书术数，止重所言之法诀，而二类又本传述依托之体；说理之文，可恣己意；故僞者独多。至于文集，则人人可爲，不必作僞，然亦有僞者，则书贾假本，以应搜求。宋以后文集繁多，熟悉者稀，故其欺易售。如卢文弨所说，以刘过集爲苏过集，以吴师道集爲苏舜卿集，此类甚多，颇难察觉。然止改名冒充而已，固非作僞之例也。[54] 按：古往今来，于书籍作僞一事，辨析精详，至于如此，可谓大体无遗憾了。鉴泉的校雠功力，即此可见。 五、后案 近人汪辟疆（国垣）有《目录与目录学》一文，将目录学分爲四类：一爲“纲纪羣籍簿属甲乙之学”，二爲“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三爲“鉴别旧椠雠校异同之学”，四爲“提要钩玄治学涉径之学”。第一类乃目录家之目录，第二类爲史家之目录，第三类爲藏书家之目录，第四类则是读书家之目录。辟疆主张，目录学家应斟酌于一、二类之间，“由纲纪羣籍范围，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所谓目录学者，“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理，本学术条贯之旨，啓后世著录之规，方足以当之”。[55]以此爲准绳，则鉴泉者，可谓目录学家之翘楚也。 鉴泉治学，沿郑樵、章学诚之绪，植基于校雠，重视统类，然而对于郑、章二家之说，亦多有纠正。郑樵着《校雠》、《艺文》二略，“斤斤于谨类例”。“类例本于《七略》，原于六艺”，郑氏却“不知《七略》之意”，于目录著述中七略法如何演变而爲四部，亦不予考究，唯知“碎分子目”，繁琐纠葛，谬处甚多。究其原因，乃在“惟恃望文立名之一法”，而“未尝讲明源流，整理统系”。[56]鉴泉于章氏，备致敬意，曰：“章先生发明七略，功越郑樵，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于其“别裁、互着二法”，尤爲推重，以爲此乃“不刊之论”，同时又指出，实斋不免“持论太过，致伤体义”。校雠之学，贵在分别门类，穷原竟委，而实斋于此，未能详究，一如郑樵。鉴泉认爲，章氏之误，凡有五端。一是“主张互着太过”，以致太零碎而轻重失宜。二是“主张别裁太过”，以致大似编类书，往往“裁所不当裁”。三是“收《七略》所无，位置未当”，其故则在不知“以六艺统羣书”。四是“持源流之论太过，颠倒虚实，混淆部次”，其原因亦在未能深明学术之统系。五是“误讥班氏”，不知刘向别录羣书，“以辨章学术爲主，故以《辑略》冠首”，而班固所撰，乃是史志，“以记录掌故爲主，故分散《七略》，附于各目之后”。[57] 从以上所述可知，鉴泉治校雠，条理之密察，统系之分明，不仅远逾郑樵，且亦迈越章氏。郑氏虽言谨类例，其实并不真知类例，因其昧于统系故也。章氏能知类，然于“明统”一事，毕竟未精，与鉴泉相较，史识终觉不逮。鉴泉孜孜于“明统知类”的校雠法，目的是论世知言，即陈寅恪先生所谓“在史中求史识”。[58]玆以其论明末三风与子学流变二事爲例，以见一斑。 《明末三风略考》开首云： 明末有三风，爲他时所无，一曰山人，二曰游侠，三曰绅衿横恣。三者互爲因果，而皆原于士大夫之骄侈，沿唐人科第之风而怙权势，袭宋元名士之习而好玩戏，招纳门客以遂其欲，而山人游侠皆出其中。士大夫中复分爲二，曰乡绅，曰士子。而游侠之劣者则爲棍徒。乡绅凌虐平民，民或起而抗之，士子棍徒则或佐乡绅，或佐平民。至于将亡，其鬬争益显。社盟门户鬬于内，外国盗贼攻于外，而内复有此病，故鱼烂而不可收拾。世惟知明之亡由门户流寇边患而不察此。此爲史所不详，而小说详之。观《万历野获编》，已见其端矣。[59] 此外还引用多种子、集二部之书，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冯时可《两航实录》，李栩《戒庵漫录》，王士祯《池北偶谈》，刘銮《五石瓠》，张履祥《近鉴》、《近古录》，顾公燮《消夏闲记》，赵吉士《寄园寄所寄》等；《实政录》（吕坤撰）及《明儒学案》亦见引用；真所谓“广史”也。（鉴泉认爲，凡记实事者，皆当入于史部，此之谓广史。又，此处所谓小说，乃取通常用法。依鉴泉之见，小说须有宗旨，无旨意而质直记事者，皆不得谓真小说。）以此“广史”观念治史，视野便大爲开阔，能用不难得之书，发人所未发。 鉴泉推子书之原，甚有见地，前已述及。另有《子疏定本》一书，以其校雠之法论诸子学，以《庄子·天下篇》、《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序意篇》及《七略》诸子类叙爲依据，由总论而分论，条别至爲清晰，时有独见。以爲“凡物皆始浑而后析”，古之道术“本合一而后分化”。[60]“大道散而后有子术，未散则止有官学；空论兴而后有子书，未兴则惟有记载”。又谓子术、子书非无因而突生，“子术未兴，已有道家之大概，但止称爲道，而不与后之道家同耳；子书未兴，已有说理之书，但止名爲语，而不与后之子书同耳。”所谓道术，“乃人之生活法，有人而即有之，古初之时，自有其原始之理学，虽粗俗，而大体有所成”。此“立身处世之道”，即是后世道家之所始。道术之托始于黄帝，原因正在于此。子书未兴之前，“仅有老人所传之成训格言”，“此类成训守于史官”，而史官乃“当时独能多见典籍，通知故事之人”。道家出于史官，此爲原因之一。“华夏学术以儒、道二家爲主干”，道家最爲源远流长，“变迁亦最大，支派亦最多，深如数理，浅如田父野老之人生观，皆不出道家范围”。道家可分爲“言超”与“言逆”两派：一爲“宏大而放荡”，“自庄子以来，至东汉而盛，至六朝而和会佛说，乃成文士娱老之清谈”；一爲“平实而浅薄”，“自西汉以来，流传民间，与儒术无形调和，成爲寻常格言”。“道家形上之说，则至隋唐而入佛学（天台、华严），复流入儒（程、张）”。[61] 至于儒家，则如《说文》所谓，乃“术士之通称”，亦即明六艺者。“降及孔子，以六艺施教，其学遂以儒家名。”（据刘师培说）鉴泉更强调，孔子“止传先王之教法”，其所讲求，本是“贯天人而未尝别爲名”。[62]（按：此说与张孟劬[尔田]所谓孔子乃“儒家而实兼道家者”，颇可相通。[63]）诸子百家之兴，则在儒、道既分之后。鉴泉对此，有简要而清通的叙述，云： 儒家以仁行礼，荀卿失其本而拘礼之迹，谓性爲恶，故专以强齐爲务。道家以静体道，慎到失其真，而以势爲道，谓己当去故，专以齐物爲务。强齐必以法，法不定则如无法，故必严刑赏以胜法。刑赏之权必有所归，故必阴用术而亢君威。溯其初志，亦在齐一无爲，而既失其道，又据恶性辗转推求，遂与初志大相反背。发自慈而终于酷，发自平而终于酷，发自静而终于烦，发自虚而终于固。流与源反，事固多然，庄周所谓“始乎阳常卒乎阴”也。 若以申、韩归罪于黄、老，犹如以商、韩归罪于周、孔，岂不荒谬？[64]按：此一梳理，由源达流，惬心贵当，非精于校雠者不能道。 《子疏定本》写毕，鉴泉撰《稿本题记》一篇，谓：“吾初记此，不意其成就条理如斯。每读一书，辄能综其纲要，疏通证明，初不费力，而觉其详碻反过于前人，此通校雠之效也。”[65]此虽自喜之言，然确是实情。如鉴泉者，固“推十合一”之读书种子也。校雠之功伟矣。 （刊于东吴大学《第一届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圣环图书，2010年） 【注释】 [1]《中书·认经论》，收入其《推十书》（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第一册，第23页（原书卷二，页一上）。 [2]《校雠通义》卷一，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下册，第945页。 [3]《中书·三术》，《推十书》第一册，第8页（原书卷一，页二下）。 [4]同上，第9页（原书卷一，页三）。 [5]《中书》卷首，《推十书》，第7页（原书页一）。 [6]《中书》二《学纲》，《推十书》第一册，第9-10页（原书卷二，页四下——五上）。 [7]《目录学》上编，《推十书》第二册，第1729，1752页（原书页一上，四七下）。 [8]《续校雠通义》，《治四部第二》，《推十书》第二册，第1587页（原书上册，页三上）。 [9]上书，《通古今第一》，第1586-87页（原书上册，页一上——二上）。 [10]《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一册，第12-24页。 [11]《中书》一《认经论》，第27页（原书卷一，页八上）。按：“古人不外事而言理”，原书“人”作“文”，显爲手民之误，玆改正。 [12]《续校雠通义》一《通古今》，第1587页（原书上册，页二下）。 [13]上书二，《治四部》，第1587页（原书上册，页三）。按：郑寅此语，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9页（卷十四）。 [14]《治四部》，第1587-88页（原书，页三下——五上）。 [15]同上，第1588-89页（原书，页五下——七上）。 [16]同上，第1589页（原书，页七）。 [17]上书三《外编》，第1589-92页（原书上册，页七下——十二下）。 [18]上书四《定体》，第1592页（原书上册，页十二下——十三下）。 [19]同上，第1592-93页（原书，页十三下——十五下）。 [20]参看《认经论》三《六经可该学术之流变》，《中书》二，第30-34页（原书，页十五下——二二上）。 [21]《校雠述林》卷一，《经传定论》，《推十书》第二册，第1647页（原书，页二下——三下）。 [22]同上，第1647-48页（原书，页三下——五下）。 [23]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80页。 [24]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载所着《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50-151页；及蒙季甫《文通先兄论经学》，载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72页；参看拙作《经通于史而经非史——蒙文通经学研究述评》，《中华文史论丛》第92辑（2008年4月），第264-265页。 [25]《子书原论》，《校雠述论》卷一，第1649-53页（原书，页七上——十四下）。 [26]同上，第1653-54页（原书，页十四下——十六下）。 [27]同上，第1655页（原书，页十八下——十九下）。 [28]《文集衍论》，《校雠述林》卷二，第1656-58页（原书，页二十上——二五上）。按：“不惟论理记事”，原刊本“理”作“事”，显爲排印之误，玆改正。 [29]同上，第1662-63页（原书，页三二下——三四上）。按：张耒有《张右史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五十二至五十七共六卷爲论议类，论法论治论礼，论晋唐，论历代人物，足可别裁爲一总子书。方孝孺有《逊志斋集》，鉴泉以爲，是书“有一贯之旨，复能极辨论之势，疏达成理，足以超叶正则 [适]、陈同甫 [亮] 而上继张文潜 [耒]，虽师景濂 [宋濂 ]，盖出蓝矣”。见所着《旧书别录》卷六，《推十书》第二册，第997-98页（原书，页三上——五下）。邵廷采有《思复堂集》。近人张舜徽着《清儒学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谓廷采平日“留心读史，于明代掌故，考索尤勤。特别对明末遗事，注意搜访”；其文集卷九有《略》十二篇，分论田赋、户役、国计等，又有《史略》六篇，分治体、兵制等。（第163页）此即所谓可当一史。 [30]《小说裁论》，《校雠述林》卷四，第1705-06页（原书，页一下——三下）。 [31]同上，第1709-10，1711页（原书，页九下——十下，十三下）。 [32]同上，第1713，1714，1717页（原书，页十七下，十九下，二四下）。 [33]同上，第1723-26页（原书，页三七下+四二下）。 [34]《目录学》上编二《存逸》，第1737页（原书，页十七上——十八下）。按：胡应麟原文见其《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7页（甲部卷三《经籍会通》三）。 [35]《目录学》上编二《存逸》，第1737页（原书，页十八）。 [36]同上，第1737-38页（原书，页十八下——二十上）。 [37]同上，第1738-39页（原书，页二十上——二一下）。 [38]同上，第1739页（原书，页二一下——二二上）。 [39]同上，第1739-40页（原书，页二二上——二三下）。 [40]同上，第1740-411页（原书，页二四上——二五上）。 [41]《目录学》上编三《真僞》，第1742页（原书，页二七）。按：吕诚之先生（思勉）的见解与此相同，其《论读子之法》一文谓，读诸子书，宜留意求其大义，而近人辨诸子真僞之术，实不甚可信。其术大要有二：一是“据书中事实立论，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断爲僞”；二是“就文字立论”。“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专恃”，因“子爲一家之学，与集爲一人之书者不同”。见所着《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0，101-102页。 [42]李学勤着有《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主张“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以求“学术史的再认识”（第19，8-10页）。李零近着《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全面描述近年来对简帛古书的研究，主张学术史的改写。 [43]季豫先生有《古书通例》之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于古书体例及辨僞问题作全面的探讨。诚之先生着《经子解题》、《先秦学术概论》（二书重印本甚多），于先秦学术之流别、经子古籍的体例诸事，亦有独到的见地。 [44]《目录学》上编三《真僞》，第1742页（原书，页二七下——二八上）。 [45]同上，第1742-43页（原书，页二八下——二九上）。按：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二〈古书多造作故事〉节列举“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造爲故事，以自饰其非”；“因愤世嫉俗，乃谬引故事以致其讥”；“心有爱憎，意有向背，则多溢美溢恶之言，叙事遂过其实”；“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爲故事以证其义，假爲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爲严谨，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僞”；“方士说鬼，文士好奇，无所用心，聊以快意，乃虚构异闻，造爲小说”等七端，可参看。（第76-91页） [46]《目录学》上编三〈真僞〉，第1743页（原书，页二九上）。按：《古书通例》卷四专辨附益（第119-130页），颇详备，可参看。 [47]《目录学》上编三《真僞》，第1743页（原书，页二九上——三十上）。按：参看《古书通例》卷一《古书不题撰人》节，第23-26页。 [48]《目录学》上编三《真僞》，第1743页（原书，页三十）。 [49]同上，第1743-44页（原书，页三十下——三一上）。 [50]同上，第1744页（原书，页三一上）。 [51]同上，第1744页（原书，三一上——三二下）。 [52]《四部正譌》上，《少室山房笔丛》，第290-291页。 [53]《目录学》上编三《真僞》，第1745-46页（原书，页三三上——三四下）。 [54]同上，第1746页（原书，页三五）。 [55]《目录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56]《续校雠通义》上册，〈纠郑第九〉，第1609，1611页（原书，页四六下——四七上，五一上）。 [57]《续校雠通义》下册，《匡章第十六》，第1641-43页（原书，页五八下——六二下）。 [58]见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文，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页（卷上）。 [59]《右书七》，《推十书》第一册，第351页（原书卷七，页十上）。 [60]《子疏定本》上册，《子疏先讲》，《推十书》第一册，第794页（原书，页七下）。 [61]同上，《老徒裔第三》，第810页（原书，页三八上——三九下）。 [62]同上，《孔裔第二》，第800页（原书，页十九上）。 [63]《史微》，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1页（卷四）。孟劬曰：“六艺未归孔子以前，君人南面之术根据于道家；六艺既归孔子以后，君人南面之术皆折衷于孔子。夫孔子，儒家也，以司徒一官上代旧史之统，则儒家而兼道家矣。” [64]《子疏定本》下册，《法家第八》，第851页（原书，页十九上）。 [65]同上，第874页（原书，页六五下）。 作者惠赐儒家网发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