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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治国“三要素”与为政“三部曲”——《论语新识》颜渊篇第七章、子路篇第九章对读

http://www.newdu.com 2018-01-20 儒家网 刘强 参加讨论
刘强

    作者简介: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笔名留白,西历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古诗今读》、《世说新语今读》、《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十讲》、《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等十余种。
    

    治国“三要素”与为政“三部曲”——《论语新识》颜渊篇第七章、子路篇第九章对读
    作者:刘强
    来源;节选于 《论语新识》,刘强撰,岳麓书社2016年9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十七日辛丑
               耶稣2017年1月14日
    
    12.7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①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②?”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③。”
    【新注】
    ①足食,足兵,民信之:粮食充足,军备充分,百姓信任(为政者)。
    ②何先:哪一个先去掉?
    ③民无信不立:百姓不信任,国家便失去立国之本。
    【新译】
    子贡请问为政之道。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分,人民信任。”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三者之中先去掉哪一项呢?”答:“去掉足兵。”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者之中先去掉哪一项呢?”答:“去掉足食。自古以来生必有死,如果不能取信于民,国家便失去立国之本了。”
    【新识】
    比之子张,子贡更善发问。子贡之问,或者迂曲婉转,如不问夫子为卫君,偏问“伯夷、叔齐何人哉”;或者由多归一,如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贡偏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再如此章,也是“做减法”。问政本是一事,夫子答以三事。子贡则逐级递减,要夫子说出最重要者。《礼记·学记》云:“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程子曰:“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贡不能问,非圣人不能答也。”若无子贡三问,便无夫子三答,师徒问学,间不容发,令人叹为观止。
    夫子谈治国,曾说“敬事而信”;谈做人,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本章说“民无信不立”,实则是将治国与做人合二为一,细究起来,应是“民无信则国不立”之义。故朱熹《集注》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
    今按:此章可谓“治国三要素”。足食言经济,足兵言军备,民信言国家或政府之“公信力”。这里须注意,夫子与子贡所谈乃属“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孔子绝非主张“小国寡民”,而是更看重社会正义与国家诚信。换言之,若为君、为国者不能取信于民,则此君必非明君,此国必非良国,即使兵力再强大,经济再发达,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也必大可怀疑。这就是孔子的良知和正信。有学者竟以“老百姓对国家的信仰”解释“民信之”,不啻画虎不成反类犬,实已沦为文过饰非、粉饰太平甚至摇尾乞怜的“犬儒”而不自知,不亦悲哉!
    
    13.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①!”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新注】
    ①仆:仆从,此指驾车。庶:众多。此指人口众多。
    【新译】
    孔子到卫国时,冉有随从驾车。孔子说:“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问:“人口已经很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要使百姓富足。”冉有再问:“如果已经富足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教化百姓。”
    【新识】
    本章是《论语》中关于治国之道最精彩的对话。夫子去鲁至卫,时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见卫国人口众多,当即叹道:“庶矣哉!”语极平常,但冉有是有心人,听出夫子话里有话,遂大胆发问。冉有虽未及一个“政”字,实亦属于问政,故可与《颜渊篇》“子贡问政”章同参。两相比较,可注意者有三:
    其一,二人问法不同:子贡问政时是“做减法”——“必不得已而去”(去者,减也),冉有问政则是“做加法”——“既庶矣,又何加焉?”子贡聪明过人,学常躐等,往往未及之而言已过,故其吸取教训,由博返约,所谓“为道日损”。冉有性格谦退,敏于政事,于求道了无心得,故常就事论事,知一问多,所谓“为学日益”。夫子应机设教,对子贡,是倾囊而授,由其慢慢反刍;对冉有,是小叩小鸣,点到即止,循序渐进,润物无声。圣人之教,虽不刻意而浑然浃洽有如此。
    其二,夫子所答,虽皆涉及治国方略,然角度路径,略有差异。子贡问政,夫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三要素,乃自下而上,言治国者如何固本强干,隐然有“国际视野”,着眼在为政者如何约束自己,甚至接受民众监督,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即如“民信”一条,实则亦含有内不能取信于民,则外不能见尊于诸侯之意,故属于“外交方略”。冉有问政,夫子“庶富教”三字,则是自上而下,谈为政者如何临民待下,富国教民,属于“内政纲领”。盖子贡、冉有,一善于外交,一长于内政,夫子如此回答,亦是因材施教。
    其三,夫子答子贡,属于“共时性”纲领,可谓“治国三要素”;夫子答冉有,则属“历时性”步骤,可谓“治国三部曲”。尤其本章答冉有,纯属即兴发挥,随口道来,然“富之”、“教之”二语,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仿佛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堪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律令”,无须论证而颠扑不破,无须推衍而周流无滞。每读此章,则不免感叹:夫子之智慧大矣哉!夫子之仁德厚矣哉!
    今按:此章又可见儒道思想之不同。道家主张小国寡民,强体弱智,如《老子》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此一思想,派生出法家之专制弱民观念,故太史公写《史记》,将老子与韩非同传。儒家则主张藏富于民,政教并重,人文化成,孔子的“庶而富之,富而教之”,正可见原始儒家好生爱众、利益天下、“和实生物”的淑世情怀。
    必须指出,夫子之“庶富教”三策,虽喻之“三部曲”,实则并非机械割裂的“三步走”,而应该协同兼顾,齐头并进,如若顾此失彼,倒行逆施,急躁冒进,不问后果,只能过犹不及,甚至酿成天灾人祸,悔之晚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治国者过分看重“庶矣哉”之作用,鼓吹“人多力量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罔顾自然规律与经济原理,大干快上,频放“卫星”,动辄标榜小麦亩产多少万斤,甚至提出“赶美超英”、“大干多少天,实现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口号,最后造成三年大饥荒。不唯如此,当时还有“人与人斗其乐无穷”之上谕,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毁弃传统、数典忘祖,终于酿成“文革”十年浩劫,抚今追昔,教训不可谓不沉痛!自七、八十年代起,改革开放,注重民生,发展经济,使国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成就有目共睹。然亦有矫枉过正之弊,如过分看重“富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等口号,但却忽略了传统文化之传承、精神文明之开展和价值体系之建设,致使信仰失落、价值失坠、社会失序、贫富悬殊、贪腐盛行、怨声载道,虽已“足食”“足兵”,却离“民信之”尚远。此皆富而不教之故也。九十年代至今,再矫前弊,提出“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国策,乃至晚近提出的“以德治国”、“和谐社会”、“与时俱进”等理念,终于引入源头活水,使传统文化之智慧得以复苏赓续,此正所谓返本开新、一阳来复之时也。
    今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观近世以来社会政治之不同历史阶段,更可见夫子之治国智慧,顺天应人,烛照古今,正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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