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民主宣言”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1月11日 导论 传统文明乃以性善与自然和解，以孝子受哺于大地母亲而诗意般回馈之；它是“用心”向内平衡，成己成物，赞化天地，而长生久视。现代文明乃以性恶与自然冲突，以逆子暴食于大千怀抱而神意般肢解之；它是“用力”向外平衡，予取予求，摧夷生态，而赴死冲刺。 老子曰：执古御今，蔽而成新。（《道德经》第十四、十五章）从传统看现代，儒家视野中的西方及其民主是什么？它们是处于人类文明的低谷，等同于“黑铁时代”或“据乱世”的社会与政治，只不过因为向外倾压与耗丧生态而暂能平衡或稳定而已！西方文明乃驱动人类自毁的原罪爆炸之中的光环。“黑铁时代”死灰复燃于今之科技文明（“复燃”即科学革命，普罗米修斯之火焚烧世界），“据乱世”借尸还魂于今之“全球战国”（“借尸”即借物质文明，万物之灵蜕变为行尸走肉）。民主乃矛盾疏解于外，因而其内“理性”；它的受害者承受忧患，所以“非理性”；它们相争相害，直到共毁生态。进言之，东西方原是“母子关系”，而同处于阴阳易变的历史大势之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阳’在世界的猖獗已经预示着，……‘阳’就会突然颠倒过来，转变为以‘阴’为主。……不仅中国历史，而且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希腊化文明……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历史研究》第287页）世界纵横乃有机互动，或主或从，东风西风；除非“劫坏”，有情众生，皆为因缘。唐诗云：“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像是中世纪天各一方的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暧昧”，近现代则相反，即“东方不亮西方亮”。民主西方已经致残文明母亲与大地母亲，并使之面目全非，形态丑陋；如果它“弑母”最终得逞，就是“自然易变、强制平衡”——创世功尽，地为灰烬（“乾坤毁，无以见《易》。”（《易经·系辞上》））；否则，继续“历史易变、文化平衡”——儒佛心净，阳亢反静（《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经·系辞上》））。 若是“文化易变”，中国的“民主化”将会随着“海洋立国”而水到渠成；它当是以“多元一统”（而非分裂）为前提，以摆脱西方的致命重压为条件，以恢弘德教、涵融西方为内容，以改造现代民主、推行王道大同与天人合一为旨趣。否则的话，那是置人类自毁于无救；即使中国达到欧美的标准，也是徒增一个民主帝国主义，而加速地球村的覆灭。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最终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宁在其为西方……和她的夙有品质两相结合，开创新局。倘若达不到此目的，纵然取得其政治独立，又有何价值？”（The Problem of Chin.pp242） 一、中西因缘及其趋势 1．西边的太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在地理的概况里面，我们已经举出世界历史的大概路线。太阳——光明——从东方升起来。……灿烂的曙色、渐增的光明和旭日上升时火一般的壮丽。……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历史哲学》第95页）黑格尔的历史观有两个弊端（对照儒学）：A.否定而新生，不是传递而叠融；B.凝滞于“西边的太阳”，非像日月星辰之阴阳轮替。作为“西方中心论”典型代表的黑格尔，硬要“文明的太阳”永在西边。这似有可能，如印度《奥义书》云：“……太阳既升于极顶之后，而有不起不落之时，……故有颂曰：‘唯于此无或升兮，亦无时而或沦，毋或夺我大梵兮……。’太阳于彼不复升沉，永为午日丽天。”但问题是西方“夺我大梵”！为此目的，欧美文明处心积虑地扼杀东方，恩将仇报，盗憎主人，逆子弑母；不仅如此，它要还强夺“自然的太阳”——实践希腊神话与上帝创世，不惜让普罗米修斯之火焚烧地球。汤因比说：“如果没有宙斯……降雷电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会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危险的比喻。……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人类与大地母亲》第14－15页）因此，人要想安身立命于天地间，太阳之东升是不能被取代的，其暂时昼夜沉降而已！文明之源泉亦是不能被取代的，其暂时阴阳起伏而已！《奥义经》又曰：“出乎太古之元胎，乃见晨曦之光明，辉赫于天之一方。我辈出乎黑暗，观乎崇大之光，高尚之明。达乎诸天处所之太阳，至上之光！”难道我们初见光明，就傲视一切，以太阳自居，而自绝于真知之光源？近现代西方及黑格尔之流不正是这样吗！——唐诗云：“东郎屹立向东方，翘首朝朝候太阳。一片丹心存万古，谁云坐处是遐荒？” 2．世界之阴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应该被扬弃，因为纵观世界历史，华夏并非“太阳运行”之片断，应是它的主轴，虽为起落循环，实乃阴阳轮替；而西方则是一次性或间断性的“如日方升、如日中天”，此乃“东方的太阳”之西行，近代欧美与中华文明的因缘关系大抵如此。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说：“世界文明史上原是中国先影响给欧洲的；西欧再传到美国，现在则又夹带着新因素转回老家中国了。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文化绕地球一周的时候。”（《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18页）杜威所预测乃言近旨远，虽是渺茫。我们不妨借喻于唐代李商隐之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前两句喻：“西风压倒东风”，百家诸子如花果飘零；后两句喻：夜笼“欧风美雨”，魂招“众星拱北”（传统德治。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汤因比说：“宇宙的韵律如此循环往复，画出来一个从阴到阳再回到阴的完整圆圈。但后来的阴状态与先前的阴状态有所不同。”“因此，在人类的领域里，宇宙的运动规律将会受到精心控制。‘阴性’状态似乎可能取代目前的‘阳性’状态，而且将不会再让‘阳’兴风作浪。”（《历史哲学》第85页、第288页）然而眼下，似已脱离“文明的太阳”的轨道的现代中国，还将能够扭转“世界之阴阳”、从而化险为夷吗？她的传统文化还能复兴广被、含弘光大吗？《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至善文化，不能扭转乾坤而“保合大和”；非如此，不能自天佑之而“各正性命”。——古诗云：“因何镇日纷纷乱，因为阴阳数不通。” 3．东方产怪胎。近现代西方是怎样缘起的？一方面，欧洲生态是高纬度，阳光稀，生物量小；因而天人冲突，社会对立，族群妄动，俨然是个“霍布斯邦”——相争相害，生生灭灭。如此情状乃相反于地处“季风亚洲”的华夏，后者在生态上是“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在文化上是“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经》）那是为什么西方要反叛自然，重新“创世”！此是后话，先得拯救。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陷于族群屠戮的欧洲人，幸而被基督教所拯救，尽管肉身乃不死不活于禁欲与禁锢；苟安近千年，宗教腐败加剧人神冲突，矛盾聚爆于内，难以疏解于外。如此地理环境哪能容得下可观的人口和像样的文明！但另一方面，欧洲地缘乃海洋性强（三面环水像是深入海洋的半岛），这有可能使其人获得外来科技与文化，而让他们走向外部世界。地中海有利于向外交通，宣泄矛盾，平衡内部，而成就“文明”。亚当·斯密说：“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除了大风引起的海浪之外没有任何波涛，水面一平如镜，岛屿众多，又与邻近的海岸贴近，所以极其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海事业。”（《国富论》第17页）黑格尔进一步说：“……地中海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历史哲学》第81页）但地中海所成就的“文明”，毕竟是区域性的（如希腊、罗马），而非世界性的；后者的前提是，欧洲必须受哺于遥远的东方——“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果真如此，它的内部就由于祸因乱源统统被宣泄于外，而形成“良性竞争”和“创造佳境”，遂能产生“文明奇迹”，后者却是以牺牲其余世界、传统东方和地球生态为代价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欧洲人……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地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最终的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成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这一转变的先锋和受惠者。”（《全球通史》第297页）“……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全球通史》“致读者”） ——古诗云：“名沉青史终无色，祸起红尘定有胎。” 4．原罪大爆炸。西方文化的“基因”是物种的斗争性而裂变之，其文明之展开乃“原罪爆炸”，亦即“创造－毁灭”或“创世－末日”之“进化反应”，爆炸之中闪烁着光环，这就是今人所看到的“文明极致”。此全过程都是“正→反→合”之“反”（矛盾大而无“正”，文化劣而无“合”），而且是无限的“反”，但它不能自我展开，须要助缘或条件：“缘”有多大，“因”就爆炸多大（其中的光环亦然，今人视之为“文明极致”，佛曰“梦幻泡影”，神云“最后晚餐”）——给它一个区域，它就爆炸一个区域；给它一个天下，它就爆炸一个天下。所以，阿基米得说：“给我一个杠杆，我能撬动地球”；康德所说：“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上帝说，我什么都不要，我能创造万物，亦能毁灭一切。这样，一颗“定时炸弹”被置于生物圈及其众生之旁，到时就会爆炸！或许银河系中曾有别的生命星球就是这样毁灭的？“星象学家米奇奥·卡库……认为，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很可能达到了一个点，……用……‘核冬天’来自我毁灭。……我们的地球可能也会成为……死文明。”（《全球通史》第788页）回到历史，西方文化先是爆炸内部（中古后期）——教俗恶争，无法疏解，缺乏科技而漂洋过海。亚当·斯密说：“那时，由于人们不知道指南针，人们害怕看不到海岸，又由于造船技术不完善，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之中。”（《国富论》第17页）十字军得不偿失，矛盾返内，乱不可收。汤因比说：“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变成一个分崩离析、互相倾轧的大家族，这种情形既表现在宗教方面，又表现在政治方面。”（《人类与大地母亲》第439页）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开始时，西方只是欧亚核心区的一个骚乱多发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频繁的侵略而屡遭毁坏。”（《全球通史》第335页）这次，陷于“霍布斯状态”——相争相害，万人战争，愈演愈烈，趋于消亡——的西方，并非得救于上帝（它已拯救过一次，现则自身难保，需要被拯救），而是得救于“东学西渐”——四波打通和延伸“丝绸之路”：蒙古征服、马可波罗、郑和远航、耶教来华。从那以后，欧亚大陆两边逐渐兼容涵摄，泰西之跨越洲洋与摆脱神权均不在话下，遂发生“文明中心”与“文明边缘”的易位，其历史意义有三：A.文化支流汇入华夏的“万古江河”，而泛滥成“海洋文明”。B.西方进入“华夏天下”，而将其裂变为“世界战国”。C.华夏历经多个“正→反→合”，涵消忧患，吞吐天下；这次则是最大最后的——“反”于西方，却不再“合”，人与人、人与自然愈益冲突而不能缓解；难道“海洋文明”将是“上帝洪水”，“世界战国”将是“世界末日”吗？上溯中古和近代之交，中国科技帮助欧洲走进“天下”，奠基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中国文化“启蒙”欧洲，令其挣脱神权从而建立“以人为本”的俗世文明（但它抛弃了“和谐至理”，反其道而行之）。于是，西方开始爆炸世界，李约瑟说：“‘停滞的’中国竟是在西方社会结构中起着定时炸弹作用的那么多发现和发明的施主。”（《中国印象》下册，第161页）这爆炸之中闪耀着光环，它包括民主、法制、科学、资本等。然而，在扩及全球之际，凡此皆陷于世界大战；在达到生物圈的极限之时，则是地球村的“终劫”。这正如汤因比所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历史研究》第395页）——古诗云：“人间几处变西方，尽作波涛翻海势。” 5．忧患为人类。鸦片战争的深层奥义是：英国，受惠于中国文化因而能以破坏生物圈来造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再用它来炮轰那维护终古和谐、平治天下的华夏文明。汤因比说：“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是和平与稳定的。这……是英国的‘丰功伟绩’，但它……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突破了生物圈……平衡。”（《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2页）自从那时，华夏从两千年的“中天下而立”的文明中心，沦为险些亡国灭种的“世界战国”之一员。汤因比又说：“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彼此争战的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29页）《易经·系辞下》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作为延续全人类与世界史而承担天职的一部分，中国乃涵融“天下忧患”——历史上，她大抵是以“忧患之容器”来涵融“草原暴力”（欧亚草原，战争源地）；近现代，她主要是以“忧患之化身”来涵融“海洋暴力”（西方原罪，西化恶邻）；后者直接宣泄为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战祸，间接转化为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内乱。“间接转化”须诠释三点；第一、为了救亡图存，五四以后的中国不得不进行自杀式的“转型”：亿兆万民从“和谐性之仁静”转为“斗争性之智动”，从而蜕变为“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由此社会具有了“爆炸性张力”（亦是原罪爆炸）：它在“出海”之前，是政治动物，嚼噬同胞及自身；在“开放”之后，是经济动物，嚼噬生态及子孙。第二、主要是美国，通过《雅尔塔密约》（1945年2月），安排和资助苏俄东侵，说是对日作战、劫战利品，实则红色会师、装备革命；从而再陷忧患余生的中国于内战与阶级斗争之中，以协调美苏于冷战（而非热战）和复兴西欧。此以中国死人数千万为代价来确保“美国式和平”（Pax Americana），这是在上次大战中首倡“反秘密外交”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从事的秘密外交的产物（它或许也是“共济会阴谋”，罗斯副总统是其成员）。第三、毛泽东驾驭和释放“爆炸性张力”，虽是造冤案、演浩劫，却也避免更大内耗、彻底消亡；与此同时，新中国颠覆传统，“走到历史的反面”，旨在以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以全民族的战斗序列，来“保球籍”和应对冷战乃至新的世界大战。她先后“合纵”、“连横”于两个超级大国，既增进“恐怖平衡”，防止热战毁灭；又乘机展开工业化与现代化。特别是中美结盟（1970－80年代），此于国际是苏联解体之先决条件，而对中国自己则是“出海契机”，即她幸运地参与世界市场和卷入西方经济。——古诗云：“圣人忧患方演易，贤者穷愁始著书。” 6．邪恶的轴心。汤因比说：“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已经用足够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全部生命消灭。”（《人类与大地母亲》第22页）眼下，“中国崛起”伴随着与之同步升级的内忧外患，这方面的任何“矛盾激化”，都是那正在萎缩的生物圈及其所供养的、愈益脆弱的地球村，所不堪承受的。自由派、民主党和情报局企图再以牺牲中国来保全“文明”，却也是枉费心机，因为动辄一毁俱毁，谁能幸免？（上次美国谋划、以倾覆中华民国来拯救西欧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也是帮凶，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此点）。致力于“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共济会”，亦是智尽能索、无计可施；因为世界一体、社会密切、互为因果，凡此令这帮阴谋家无法消灭“垃圾人口”、保存“五亿种民”（“种民”借喻于《太平经》，该书云：心邪行伪，祸遍灾流；人物皆糜溃，唯种民可免）。实际上，全人类和各党派以及阴谋家均陷于一个“天大阴谋”——“创世→末日”，即基督教的“毁灭世界的计划”（只留“上帝的选民”，最好是弃地升天、移民太空，最低保障是“灵魂得救”）！《圣经·创世纪》云：“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汤因比认为，基督本身亦是罪不可赎，即：“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将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第一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人类与大地母亲》第17页）以上帝代言人自居的黑格尔供认：“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历史哲学》第426页）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西方背“道”而驰，其鬼其神，不谋而合，伤害人类及其家园（“鬼”即弃神从魔的浮士德——崇尚进步、进化、理性或科学的人士）。——古诗云：“甘受鬼神侵骨髓，常忧岐路处风波。” 7．进步向何方？进步，从而拥抱物质文明、享受美好生活，何乐而不为？但问题是：第一、传统东方之“开物成务、唯变所适”，必是“道法自然、人文化成”，故看似“蜗行牛步、停滞不前”，实则细水长流，而众生永生——诸位须知，历史中国在与自然和解、天人合一的前提下，拥有相对最高科技、最多人口，这难道不是一项最伟大的人文工程吗？第二、现代社会之“创造奇迹、登峰造极”，必是“戡役万物、变乱五行”，故看似“万马奔腾、一往无前”，实则竭泽而渔，而毁人毁己——诸位须知，近现代西方在其每一个百年中所创造的财富，都多于以往人类生产的总和，这样下去，人类还能延存几个百年？在儒家的视野中，近现代或今天下，乃华夏之“曲通大同”之“正反合”（阴阳易）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变异；那就是：只反不合，阳亢已极，物质愈益膨胀，科技越发创新，文明畸体不能自我稳定，唯靠制造冲突、消耗生态来维持平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正常秩序被打乱的星球上”。（《全球通史》第764页）原本，生物圈是自我平衡、保持和谐的。老子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天地相和，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这对“季风亚洲”颇为“公平”，故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但对其余欧亚则大抵相反，所以“天地不公，神魔乱东”。正因为如此，西方在其有机会“胜出”之际，便劫掠地球生态（世界洲洋），倾覆传统东方（大地母亲的“孝子贤孙”）；更弑害自然母亲本身：科学与耶教相反相成，方割自然（老子曰：方而不割，大制不割），新造文明（老子曰：化而欲作，始制有名）。欧美文明反叛自然、割裂生态的结果是：生物圈在空间上萎缩大半（原先劣质的部分——西欧——现在倒好：净洁而充盈），在时间上大地母亲及其子众的寿运减少了99％以上（本可再持续几十亿年，减为三、四百年，今已快到尽头）。至于现代中国，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为了幸存，她不得不“向西方学恶”，采取工业化、发展型、军国式的文明模式，一方面与列强进行殊死竞争，一方面与之共毁星球家园。（The Problem of Chin.和《罗素自传》）因此，世界已丧失和谐文化的修复功能，很难回到“正反合”或继续“阴阳易”，其结果或如《易经》所云：“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对于我们来说）唯一的生命星球将永绝生息！即老子曰：“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不过，汤因比寄希望于中国文化，他借用黑格尔的“正题（正/阴）→反题（反/阳）→综合题”（合/阴），这样说道：“人们尚无法预测中国……是否能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题’。”（《历史研究》第394页）——古诗云：“我思天地灵长之气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然后运穷劫尽荡而为灰。” 二、政治文明的中西比较 此情盛行，人类的政治文化及其智慧已经倒退了好几千年；此风劲吹，文明的航船正驶向死亡之海。“人之迷，其日固旧”；不知真民主、真文明为何物！ （一）文化比较 西方政治或现代政治的历史地位如何？它处于人类的政治文明的低谷——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政治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现代自由主义反封建如狂犬吠日；而且较之远古也是最差的，即属于社会蜕变和人性堕落之际的政治，亦即属于“黑铁时代”或“据乱世”的政治（民主西方看似其中的佼佼者，实为人祸之根源）。——第一、希腊神话：A.黄金时代→B.白银时代→C.黑铁时代；第二、儒家史观：A.太平世→B.升平世→C.据乱世。亦即，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属于韩非子史观之最低阶段——“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争于气力”也就是诉诸力量。西方不正是这样吗？其政治之权力制衡，社会之法律强制，国际之实力均势，霸权之威慑征伐，凡此都是用力，都是作用与反作用。进言之，西方政治或现代政治在精神方面，并非像“传统东方”那样基于尚善之人性，从而以“不治而化”、“无为而治”、“在宥天下”来升华政治文明；而是像“生物社会”那样基于竞争之意向，从而以“法律强制”、“政刑之治”、“权力制衡”来俗化政治文明。 上述“生物社会”何谓？欧美学者回答：“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前者使我们一体同心，从而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托马斯·潘恩）“在涉及任何政体和确定该体制的一些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并假定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谋权私利，别无其他目标。”（大卫·休谟） 上述“传统东方”何谓？亚洲学者回答：“在亚洲伟大的思想与宗教系统中——如佛教、印度教、儒家，甚至古代基督教彻底克服了人←→我、主观←→客观等分化。由于这个缘故，人类互惠、非我之战胜私我遂成为亚洲文明构成的中心原则。”（桥孝三郎）“所有亚洲人都爱宇宙之终极，由于这共同的脾性，所有伟大的宗教才都在亚洲产生。”（冈仓觉三）印度学者拉德哈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概括东西方，云： 西方文化机械化多于精神，政治多于宗教，较留意暴力而忽视和平……。东方的人民不为霸力而组织，是完善而聚合；他们不恨也不杀戮，不怀疑也不忌妒；他们爱惜并崇拜生活，且互相尊重……。倘若欧洲能达到东方作人的理想，她将有一个比过去更光耀的未来。（《反现代化思潮》第144页） （二）历史比较 西方文明为何物？它属于社会生物学家E．O．威尔逊所说的“文明”——“文明产生于好战的民族。……文化演变与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交织在一起，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在今天这个时代，文明已经发展到距用原子弹自我毁灭只有以一步之遥的境地。”（《论人的天性》第五章 攻击性）若论道德，其非文明。汤因比说：“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种种暴行……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兑现过。”（《人类与大地母亲》第23页）进而辜鸿铭指出： 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中国人的精神》第184页） 西方民主，即当世所崇尚的民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文明之中的粗糙品与畸形物，此与往古那些旨在征服的部落民主或种族民主乃如出一辙；诸如古希腊与日尔曼、罗马与蒙古以及近现代之“民主”，皆同出异名，性质相仿，都是生物层次上的“内部合理”的权力争衡和欲望索求；形式化与排他性于今为烈，亲和感与道德力反不如初。从汤因比检讨古今西方之民主政治，可知雅典酷似今之美国；汤因比说道： 雅典……利用海军力量，使……其他希腊各国陷于附属国的地位。以后雅典公民就靠这种优势物质力量，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进行威逼和掠夺。当时雅典的知识阶层，例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哲学家柏拉图，都曾把雅典的民主政治作为最坏的政治体制谴责过。……民主主义最坏的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家与其说是注意真正的公益，不如说是……更注意自己的当选和连任。民主主义这个弱点，在杰克逊时代以后的美国总统制的历史上，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民主制中的司令官制的历史上，都得到了如实的证明。（《展望21世纪》第272－273页） 西方民主有悖于“万物之灵”之旨趣——勿溺物欲、众生共生、和谐和平。所谓“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无论怎样合乎情理和精微广大；按照中国文化，它都仅止于“形而下”（器：制度权利），而非达于“形而上”（道：天下太平）。《易经》云：“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进而，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据此，政刑之治、法律强制乃低级政治，西方民主是也；德礼之治、道德自觉乃高级政治，华夏政治是也。 上世纪中叶，新儒家以“民主与科学”来弥补儒家之“政统”和“学统”，此乃趋时而损道。殊不知，民主与科学在中国早被涵融且超越——两者皆是“双刃剑”：争权于社会、争利于自然；故当其“开物成务”，就被“人文化成”，使之利而不害，却也有实无名（科技方面，华夏冠于世界历史和奠基现代科学）。 （三）实践比较 西方民主的产生需要前提和条件：前提是人心的物化或异化，人性本恶或迁恶，智动斗争和自我中心；条件是内部宽松而令其人具有“理性”，这取决于社会矛盾能够疏解于外，否则便是“非理性”，即战争、革命或极权乃至民族自杀。社会矛盾之疏解于外，最先是借助外来文化和科技克服精神桎梏与地理障碍，然后是通过战争与霸权来造成损人利己的国际秩序。欧美文明及其民主之产生，有因、缘、果三要素：因是物化异化（人心邪恶），缘是天朝天下（东学西渐），果是毁人毁己（世界末日）。儒经《礼记》论“物化”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为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恶，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中国传统政治岂是“封建专制”或“东方专制主义”！如用西方的话语，中国传统政治不仅是“民有”（邦本政本）、“民享”（民生厚生），而且还是“民治”（选贤选能）。若按儒家的讲法，第一、形而下/器：西方所恃，华夏亦有，如“民有民享民治”。然所不同的有两点：A.西方乃矛盾宣泄，安内祸外，牺牲生态，故能平衡于“有形民主”；华夏涵融内忧外患，中枢易倾，权且妥协于君主世袭，而制导于德礼。B.近代欧美的文明及政治乃与华夏有“母子关系”，彼政治的文官制度宗本于科举制，民主政治则透过启蒙运动而仰撷中国文化（后文详述）。第二、形而上/道：华夏独有，西方则无；即华夏政治原则基于：A.人性善——德心佛性，西方是本恶原罪；B.道义性——仁义道义，西方是功利权利；C.天下观——太平大同，西方是国争族纷；D.天人合——人和天和，西方是弃人弃物（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西方置人类长存于不顾，而令战争无限升级；置生态共生于不顾，而使资本愈益膨胀）。 西方政治（乃至现代政治）俗囿于“器”——政刑之治、法律强制的“形下政治”，华夏政治（不含现代中国）雅逸于“道”——德礼之治、道德自觉的“形上政治”。后者乃“尽精微而致广大”：“尽精微”之三步曲：A.人性恶：猛政宽政（法家道家，中和于儒）；→B.人性善：礼制德治（法家辅用，儒家主体）；→C.性至善：无为而治（儒释道融，政隐治臻）。“尽精微”之推而广之，就是“致广大”，即“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亦是三步曲：A.“内其国而外诸夏”（六合同风，九州共贯，齐其政，不变其俗）；→B.“内诸夏而外夷狄”（德洽四海，协和万邦，天朝藩贡，宾服远夷）；→C.“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民胞物与，天人合一）。此第三步被西方打乱（海洋暴力、最大忧患），或许能被克服；除此之外，华夏的“尽精微、致广大”则知行合一，效用千载。 华夏的“普天之下”何以走通？因为它是天下观或世界主义，和而不同，万物一体，施王道，以情感人，立己立人，所以《易经》云：“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正如梁启超指出：“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先秦政治思想史》第5页）西方的“普世价值”何以难行？因为它是国家观与民族主义，同而不和，扼杀异端，施霸道，以力服人，以暴易暴，尽管康德倡导“建立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这正如汤因比指出：“现代西方民主……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却表现为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历史研究》第8页）美国学者罗思文（Henry Rosemont）指出： 为了美国人民利益、及那些不得不生活在美国外交政策阴影下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由道德、政治及形而上学的基础出发挑战美国现有意识形态，看来已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追求普适价值是无可指责的。事实上，这种追求应该加强，如果我们真心希望消除自文艺复兴以来便充斥的民族、种族、宗教及两性间血与仇的暴力斗争。必须指责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只有我们或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全面拥有并实现了这些价值；因此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仗着经济和军事的威慑力量，将这些价值强加在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头上。古典儒学提供了这样一种选择。（《儒家与自由主义》第251页） 附录：对照中国传统政治与古今西方民主十个方面，如下： A.超越性。华夏：形而上（道）：依靠教化与楷模示范；西方：形而下（器）：全然组织与制度运作。 B.治理观。华夏：德礼之治，道德自觉，良民自治；西方：政刑之治，政法强制，运用权力。 C.人性论。华夏：人性本善，从善如流，推己及人；西方：人性本恶，自我中心，原罪爆炸。 D.价值观。华夏：道义取向，反求诸己，礼让为国；西方：利益取向，向外用力，争取权利。 E.人民性。华夏：作新民，节欲尚德，礼乐化；西方：人逐利，饮食男女，物欲横流。 F.动静观。华夏：仁者静，“天下有道，庶民不议”；西方：智者动，人人皆为政治动物。 G.众贤论。华夏：从众尤从贤，贤人高于能人；西方：众人说的算，能人高于贤人。 I.世界观。华夏：天下观或世界主义，实行王道；西方：国族观与国家利益，对外霸道。 J.多元化。华夏：和而不同，道德风范下的多样性；西方：同而不和，推行强者的价值标准。 K.稳定性。华夏：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西方：牺牲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而稳定。 三、民主“常识”，吾人须知 人在宇宙万物的体系中，人类本来是平等的……。阳性与阴性是自然做出的差别，善与恶是上苍作出的差别；但是有一类人降生世间，怎么会高出于其余的人之上，俨然像一个新的人种那样与众不同，倒是值得加以探究，了解他们究竟是促进人类幸福的手段还是招致人类苦难的手段。——《常识》（托马斯·潘恩） 1．民主条件。在今天这个国际纷争的时代，一个国家如何实现自由和民主（西方式的、即以人性恶、尚竞争、谋利益为前提的自由民主）？首先必需内部宽松，从而能达成公民妥协与社会有序，以确保它的“生存竞争”是良性的，绝非残争恶斗。怎样才能做到“内部宽松”呢？是“理性”？它是果，不是因。那么，“因”究竟是什么？是在客观上，该民族能够顺利地参与世界、从而获取越来越多的生存资料（市场、资源、技术等。实际上是在哄抢生物圈的过程中占上风）。 2．谁享民主。要想促成民主所必需的内部宽松，就得顺利地参与世界、占有生态，而这又取决于实力、外交和地缘政治。质言之，大国之享有民主须靠霸权，来强有力地推行国家利益，营造宽松和解之“内环境”。次级国家或相对较小的国家的民主化的条件是：要么以其“文化亲缘”或“地缘价值”加入霸权联盟，要么以其“宗教力量”或“资源强势”益于社会稳定。今之中国周边之民主化，多与地缘政治有关，是以加盟美欧、危害华夏来分享“西方优越性”的（殖民文化盛行的香港，也是这方面的无形的受惠者）。 3．必要之恶。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上述条件，即其内部很紧张，那它一定要采取“极权”，以防止民族自杀和外患灭顶。此种极权是“必要之恶”、“幸存手段”或“权宜之计”。尽管如此，极权之下的国民不得不忍受极大痛苦（政治高压、权力滥用、官员腐败、自由窒息）。但是，若是不顾条件许可而强求民主，则意味着该国深陷战祸，四分五裂，结果是要么民族毁灭，要么“忧患众生”投身于一个更强极权。另一方面，既成极权过于腐败，就会被推翻；此以生存危机为前提，而以“启蒙”为向导，再以恶性循环为后果。 4．洪水猛兽。人民如水火，或利或害：生存宽松则为人力资源、是公民选民；反之，生存困厄则为祸水之源，是刁民乱民。如果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则民生崩溃，政治颠覆；暴民暴政相因，民有民治难产。权贵亿万和官富几代全是“革命对象”——自由主义重演法国革命：旧贵族上断头台；激进主义再版苏俄专政：剥削者惨遭消灭。或者，新左派重蹈文革之“浩劫”：资本主义及走资派均打倒；保守派模仿汉武之“告緍”：中产以上富甲一方者皆破产。当然，这是“封闭时代”之场景，而今中国活跃于地球村，世界不垮，中国不致如此（传统智慧抵销其经济之畸形，后者乃逆境翻身之在所难免）。 5．长河恶浪。作为一个非附庸和“文明型”的国家，不要指望通过全国起义或暴力革命来实现民主；那样做只能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兵连祸结、外患接踵。如前所述，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是对外成功而内部宽松。古希腊和罗马以及近代英国的民主化直接取决于战争与霸权。地缘政治乃至关重要——能够控制海洋，就能扼制其他强国从而握有霸权；能握有霸权，就能使其内部宽松从而实行民主。早年的美国民主倚靠灭绝土著的边疆政策（“天赋人权”则剥夺印地安人的生存权）。在法国大革命及《人权宣言》（1789年）之后，该国连续动乱80多年，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战败导致内阁倒台），它从清朝获得越南，加上不久之后参与瓜分非洲，其民主政治方能渐渐稳定下来。 6．自由乐章。英国《自由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均已被神圣化。1215年《自由大宪章》是国王被迫分权于贵族，虽经反复，但其精神和形式则影响后世。然而那时民众主要受害于贵族，而非国王。从中古到近代，西欧的“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障碍，形式上是国王，实质上是贵族等级和神权禁锢。贵族等级在英国乃资产阶级化，在法国是被消灭；其在行政方面逐渐被源于中国科举的文官考试所取代。而神权禁锢之被打碎则得力于中国文化的“启蒙”。至于两个宣言之否定专制压迫，无可非议；但其“天赋人权”所基于的“自然法”，则背离文明真谛：A.和谐于自然，万物共生（欧美以“人类中心”而征服自然、灭绝物种）；B.和谐于世界，万国咸宁（欧美以“西方中心”而征服世界、灭绝土著）。以上三个文献虽堪称“公平合理”，却也是狭隘的、冲突性的和不可普行的。 7．人类劣根。民主与极权都是“双刃剑”。极权之双刃剑大部分对内，民主之双刃剑大部分对外；后者或是直接宰制世界、压迫异族，或是加入霸权联盟来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尽管极权乃对内高压，但它的主旨是向外的，是改变其国际逆境或被动地位，即以最大组织力、动员力和以战斗序列、战争机制来应对霸权集团的致命重压，也是为了谋取国家利益（例如苏俄吞噬弱邻，包括制造蒙古独立。再如冷战时的中国，“合纵连横”于两霸之间，而成为真赢家和开启现代化）。另一方面，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均乃生物圈之恶魔：一是有效破坏、一是粗暴劫掠而已。 8．政治奥义。西方或现代的政治乃至全部文明，看似进步，实则退化；在精神上基于人性恶，俗争于两端（民主/极权），恶行于列强（霸权/战争），凡此属于人类社会之阴暗面。传统中国乃向上升华：从“形而下”（器：像今之权力制度）到“形而上”（道：圣贤之感通向化）；其有三个飞跃：A.人性恶须政法强制，导于教民新民；B.人性善用礼制德治，行于成己成物；C.性至善乃无为而治，止于尽善尽美。随着“东学西渐”，传统中国“启蒙”近代欧美（启蒙运动），并衍生彼方之政治及民主（科举促成文官考试，诸子百家启发民主政治）。（见拙作：诸玄识：《近现代西方是华夏的子文明》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0x7ke.html）但是，西方对于中国文化，偏用致邪恶，反动于治道——权利代道义，从众不从贤，国族乱天下，物欲害天人。 9．塑造极权。“上帝的选民”须要替罪羊，西方离不开敌人，民主倚靠极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极权国家（主要是欧亚两洲，除了苏联，后者却也被西方所拯救），大抵是被1945年美苏英三强《雅尔塔密约》所设计和安排的。在东亚，美国安排了共产主义的国际会师，旨在：A.扼杀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及其富国强兵；B.作为交换，苏联不接应西欧及希腊的革命高潮；C.其做法是，由美国资助的远东苏军全面装备中国共产党，美国却对国民党禁运军火，捆绑军事，妖魔政府，以致推“落水狗”于革命洪流之中，置中国于阶级斗争之战场（见拙作：诸玄识/《历史揭密：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国际阴谋》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13emm.html）。刚遭罹世界大战，中国再拥抱西方文化的暴力之最，以内战与浩劫、死几千万人，来让欧洲复兴、让世界暂免“热战”而幸存，让西方及其“物质文明”更大膨胀。然今之世界已是市场饱和、生态超限，这意味着人类将会致命性地重蹈20世纪人祸之覆辙。当此之际，西方故伎重演：又以牺牲“不民主”的中国来救赎世界，反正她是个“承受忧患的国度”——历史上承受了千年的“草原暴力”，近现代最大程度地承受了“海洋暴力”。然而，“共济会阴谋”若再得逞，则中国乃灭顶之灾，世界也万劫不复！ 10．文明转型。历史中国，传统政治偏于“形而上”（道），今人鲜知其奥；疏于“形而下”（器），类似现代政治。中央集权有名无实，权力制度隐而不显，五刑备而不用，四裔怀而不征。其旨趣之对内：“圣人在上而民不重”（老子语）——万民免于政治压力；对外：“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经》）——万国免于以暴易暴。如此政治却不堪外患或大型战争，幸亏其文化生效，同化夷狄，有容乃大；但它实在不能胜任于近现代——西方所造成的“世界战国”，所以必须“转型”。此乃自杀式的转型，尽管冠名“进步”。换言之，应对致命忧患所进行的“转型”本身也是致命的：A.万民蜕变为洪水猛兽，此需驾驭，避免民族自杀；B.国家至上，权力膨胀，旨在获得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形成战斗序列或军国社会，因而政治超重，反弹尤烈；C.本想一战而霸，跻身列强，实则一波三折，救亡未遂，从而社会内耗，矛盾聚爆。而今虽是现代化，参与世界，民众已从政治动物变成经济动物，社会也渐宽松自由；但如此“形下政治”之双刃剑有增无减——权力滥用，行政腐败，官民冲突，如何化解？ 11.中国政改。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怠慢于法），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苛残于政），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中庸中和）。对照古今，春秋的政治是：主观之“性迁恶”和客观之“内向型”。而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升华于人性善的治道：人性善辅于德治，“性至善”治则无为（儒释道，道德自觉，乡里自治，朝廷无为）。现代中国，政治乃“性迁恶、外向型”，在有机会参与世界之前，实行“猛政”，而后变为“宽政”；进而，只有克服霸权的致命重压，她才能有缘于民主，再作升华（返回治道）。在过渡期，最好的治理是“中庸之道”——宽猛相济。进言之，像中国这般“大一统、文明型”之国家，要实现以“各族团结”（而非四分五裂）为前提的民主化，首先须做到：A.摆脱今之霸权集团的致命重压（以华制华之分离手段、以亚制亚之围堵阵势）；B.确保她自己能够平等地参与世界、占有市场、获取资源（当然也是平等地嚼食地球生物圈）；C.必要时，建立她自己的“世界霸权”——先须“飞龙在天”方能“群龙无首”；但不执着于此（以免“亢龙有悔”），故而遵守“中庸之道”，以王道代替霸道。中国“胜出”的能力和手段，非仅实力，否则必败，如前苏联；尤须发挥其传统智慧——正合奇出，避实击虚，伐谋伐交，以夷制夷（正合奇出：实力抗衡，外交嬗变；例如新中国曾“合纵连横”于美苏之间而成为冷战的真赢家）。果真中国能够“胜出”（充分崛起、海洋立国），那么，天下大势就会按照孔子之“齐鲁道”而演变，即：美一变，至于中；中一变，至于道（霸道民主→王道民主→大同无为）。 11．新型民主。“王道民主”即传统中国的“治道”，它的现实意义是：道义取向代替利益取向，天下为公代替国族争衡，选贤与能代替“从民所欲”。因此，中国的民主化，并非是西方化或接纳西方民主；而是中国——以她的文化复兴为前提、以克服霸主的致命重压为条件——再次“启蒙”西方，从而医治和改良西方民主，首先是捡回那在上次“启蒙”的前后被其人所抛弃的“道”。美国学者赫大维和安乐哲在其合著《先贤的民主》书中写道：“一个民主化的全球化形式的实现，其希望很大程度上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亚洲——主要是中国——将能提供文化价值观和典章制度，而且这些价值观和典章制度足以对世界其余部分产生吸引力，以弱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的支配地位。”（第7页）“……这就是中国人不必为进入现代时代而抛弃他们以往的一切，因为西方本身也正在向一些新鲜的意识看齐，这其中有些还与古代中国人的视角有相当的共鸣呢。因此，（中国人）不必在现代西方的制度与言语中寻找文化适应的方式。中国能够更富有成效地转向其自己的传统过去……。”（第27页） 附录：中国传统政治从民本到民治的展开： ◇民本民欲。《尚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乃儒家政治之基础，但非治道全部。 ◇从众从贤。北宋司马光云：“圣人举事，与众同欲，故能下协人心，上顺天意。洪范曰：‘三人占，从二人言。’盖国有大疑，则决之于众，自上世而然矣。”儒家乃从众尤从贤。 ◇教民新民。《礼记》曰：“君子化民成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儒家致力于良民德治的建设。 ◇民德民行。西汉董仲舒云：“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儒家之治道：道德自觉，万民自治。 ◇选贤选能。《礼记》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儒家之选举，尚德为要。 ◇民有民治。《周礼》曰：“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儒家是最早、最彻底的人民治国，但侧重于道德方面。 四、自由民主的新启蒙 （一）、谁启蒙谁？ 唐诗云：“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一位老革命自由派（前中组部局长、毛的兼职秘书）最近（2012年9月7日）致词海外民主：“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高举这两面大旗；问题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三年也没有没有走好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这需要全民的努力，开展新的启蒙运动”。其精神可嘉，却终不闻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笔者诗云： 半生革命罹专政，耄耋尤昏更乱华； 相反相成左右派，朝秦暮楚纵横家。 20世纪初，当终古维系“天下太平”的文明母亲沦为受难者之际，她的新文化人竟以欧美的“进步法则”来启蒙祖国母亲，这无疑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从而加剧忧患、害人害己（五四运动开文化大革命的先河）。而且一代接一代，冥顽不化。就在内忧外患与“中国崛起”同步升级的今天，华人世界的自由主义不自觉地服务于霸主的“以华制华”。 《易经·蒙卦》曰：“……童蒙求我……，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耶稣会士来华布道，叹为观止，反而促成“用夏变夷”，引发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废除神权禁锢，治理以人为本。但西方则抛弃“育德圣功”，果行不义。法国学者彼埃·于阿尔指出： ……发现中国是西方中世纪最大的发现……。18世纪是一个亲华、恋华和仇华的时代，这也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某些方面首次被欧洲人了解的时代。……远东以其思想和物质文明，而对欧洲人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不仅仅是在物质文明方面才成为欧洲的楷模。莱布尼茨……赞扬了中国伦理的高尚性。他向伏尔泰提供了其论战武库中的最佳武器。……这些人（汉学家）继续关心魁奈及其学派（古典经济学及自由经济与中国的渊源关系——引者），甚至把法国大革命也视为一场受中国观念激励的运动。……官吏的考试制……也是由于中国的典范作用才得以广泛传播。（谢和耐《中西汇编》第475－476页） 中国学者辜鸿铭断言，中国文化的启蒙是欧洲结束中世纪、迈向近现代的关键，他说： ……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们不厌其烦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这对上帝神灵真是一个极大的嘲讽。……那些来到中国，要使异教的中国人皈依其宗教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成为给欧洲传播中国文明思想的工具。因为正是中国文明的思想，那些传教士花费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曾经成为打碎其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谢和耐《中西汇编》第475－476页） （二）、民主多因论 世界纵横是有机一体，今之全球化与极繁荣及其重创生态，乃东西方之合力与接力之所致。民主及其环境（包括它的对立面）亦为共生体与因果性，如佛教云：“依正不二”。民主（这里指西方民主或现代民主），看上去只是制度选择，很诱人，甚至为之狂热；实际上远非如此，尽管它本身既简单而又原始，凡俗而无超越。换言之，民主并非决定于其本身的制度选择，它与人性、生态、地缘和海权等密切相关。 ◇人性。人性善属于传统东方的范畴，它不会产生上述民主，但却涵融而超越之（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人性恶（物化，人心迁恶）、自我中心和生存竞争等人类的负面因素，是西方民主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及现代文明的前提。然而，人要为他自己的“原罪”付出代价，那就是“世界末日”（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西方文化岂不就是“阴谋”——正在实践上帝的“毁灭世界的计划”？ ◇生态。生态宽松（加上其他要素）有可能产生民主，反之必是专制、极权或战争乃至毁灭（因为生态压力，大抵是“马尔萨斯陷阱”）。但历史上，生态宽松的“乐土”（季风亚洲）无缘于上述民主，它根植“仁者静”的文明，即传统东方。唯有那些寄生于外部世界乃至全球性生态的国家或文明，方能产生民主自由。换句话说，民主是以牺牲异域和地球生态为代价的。 ◇地缘。地缘优势是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何谓地缘优势？即处于这样一种地理环境中，它易攻易守，便于向外宣泄矛盾，而非相反（承受外患），因而免于内忧外患；并且易于广泛利用或控制外部生态（市场、资源、信息和殖民等）。一言以蔽之，地缘优势意味着该国家或文明不仅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能够优先利用全球性生态。在这方面，海洋地缘胜于大陆地缘，后者易受阻碍，常处劣势。当然也有一些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者，却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缘”可被霸主利用（日、韩、台、蒙等），从而有幸享有民主。 ◇海权。海权是民主的保障。陆地霸权——苏联和往昔帝国——无缘于民主，这是因为陆地乃崎岖，难以向外宣泄矛盾，而易遭反弹报复，所以在这方面“有为者”恒处于紧张状态。海洋霸权乃相反：机动捷便，宰制四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列强，从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随着其“海洋性”越来越强，称霸（海权）的主动性就越来越大，民主与自由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反之则内部紧张，难行民主。战后至今，美国统合西方及盟邦，控制全球海洋及战略要冲，并且树敌于东方大国（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明冲突），此乃“民主化高潮”之原因。 （三）、社会生物学透视 老子曰：“天之道，利而不害。”人，自从其“脱颖而出”于动物界那一刻起，他就失去了“天道”的保护（《易经》曰：“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吉无不利，自天佑之”）。人是打破生态平衡、践踏自然秩序的动物。与别的物种不同，人的生存竞争是：愈益升级，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不会无条件地受制于自然法及一切法，否则他止于动物，莫能超越而为“人”。因此，除非创发至善文化合于“天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人恒为“害源”：害己害他而不能自救；荼毒生灵及万物，亦承受天灾人祸，愈演愈烈，变本加厉，直到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据此，人，作为一种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动物，他的社会乃“霍布斯邦”——相争相害，万人战争，冤冤相报，永无宁日。那么，一个民族、国家或文明是如何稳定、哪怕是短期存在的呢？ （甲）、向外平衡，趋顺“人类自毁律”而幸生苟活。第一、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不论成功与否，均是短暂的极权。这是因为人的“天性”有两：A.自我中心：任何人不服从任何人，委身强暴乃权宜之计；B.强弱易变：任何重新组合都会改变既定格局，比如弱者可以变成强者的对手的盟友。第二、如果能够从海洋方面长期称霸而宰制外部世界（很少遭遇反抗，更不承受人类的祸因乱源），该社会就会稳定于民主与法制（那些非霸权的、次级民主国家几乎都结缘于霸权）。这是因为在由霸权所带来的损人利己、内部宽松的（生态）环境中，人们易于、而且只能在“民主法制”方面达成妥协和趋于平衡。第三、在人类历史上，如此文明是“可遇不可求”：因为它原先的“霍布斯邦”（相争相害、万人战争）不具有“创造温床”（科技发明），故而无力自我突破地缘障碍或国际政治之障碍；唯在获得外来技术与文化的情况下，方有可能（一般来说，己方须踞海洋地缘，易于交流和出击）。正因为这个原故，由乍然相遇之因缘相聚所带来的短暂成功，易被人们看成是历史长河中的“人间正道”。 （乙）、向内平衡，扭转“人类自毁律”而自强不息。上述“人”及其文明之所以固有绝症（死亡律：自我否定、自我毁灭）？是因为原本自然界兼具斗争性与和谐性（两者平衡），人却抛弃后者、放纵前者。传统东方——主要是华夏文明——乃对症下葯，治本为要。那就是向内用力、向内平衡，从深层心灵上涵养德性与天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同时创发“大圆融智”来驾驭“理性智慧”——科技和知识（指令人“胜出”于动物界的、又被无限拓展无限滥用的那种智慧，因而也是造成人类自毁的智慧。老子曰：“智慧出，有大伪”；“虽智大迷”）。那么，华夏文明的政治为何物？答：它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或万民自治。但因为该文明没有向外宣泄矛盾（祸害外部世界），所以她就得承受极多的内忧外患或天灾人祸；由此，社会由此常常借助于那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制度（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和武装力量）来治水防夷及靖乱（老子曰：物或恶之，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这后一方面成了今人——受西方宰世所影响的现代人——所诟责的罪柄，故云“封建专制”或“东方专制主义”。实际上，此种权力制度稍有显功于有为，就会“金蝉脱壳”而变异，即它会浸透于和谐文化之中，而升华于德治与无为而治。 （四）、理性与国际争衡 民主需要社会内部是良性竞争，此须具备“理性”：妥协、和解、有序。理性从何而来？这是西方文化的独特品种吗？既然西方精神的内核是原罪、是人性本恶，何来如此道德自觉之优良品质？按照社会生物性，人有两种利他主义——无条件利他主义（基于行善的道德自觉）与有条件利他主义（合乎理性的妥协互利）。显然，西方是后一种，即有条件利他主义。那么它的“条件”是什么呢？答：西方的利他主义或公民理性的条件、和它的文明及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是生存竞争在外部世界、且占优势（因而其内部的竞争变得缓和，有利无害）；换言之，主要矛盾疏解于外，从而社会内部的竞争变得“利而不害”，而非生命攸关（民主国家内部的公民竞争就像体育比赛，其成败只决定荣辱得失，无关乎生死存亡）。反之，如果生存竞争在内不在外，那就不会有妥协与有序、不会有理性与民主。弗洛伊德说：“本能永远大于理性。”休谟更称：“理性是情感的奴隶。”那些生存竞争囿于内部的国家，就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的民族自杀的状态（相争相害、万人战争）；在此情况下，极权主义是防止恶性循环、彻底毁灭唯一办法。 怎样才能做到“生存竞争在外部世界、且占优势”呢？一个国家必须称霸或分享霸权的好处。它意味着霸主掌控世界地缘、市场、资源、粮食、金融、科技、资讯、话语、规则和仲裁等，这首先要拥有压倒一切的军事实力，确保有利于己方的国际秩序，防止发生变异。进而，压倒一切的军事实力如何获得和保持？三方面：A.经济科技的物质基础，B.胜者为王的历史惯性（例如“雅尔塔体系”影响至今），C.得天独厚的海洋地缘。 哪些国家可以“分享霸权”（即分享“西方优越性”）呢？有三类：A.天然联系：在种族、宗教、文化和地缘诸方面与霸主共生互存；B.安全相关：它们所处之独特地缘可被霸主及其盟友长期利用、从军事或非军事方面威胁其战略对手（包括港台，以华制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分享霸权”的民主国家，旨在迎合时潮、参与国际。亦分两类：一是“积极性的”：资源优势或宗教稳定者；一是“消极性的”：不具备条件而强行的（乱国）。 如果说，民主是应运而生；那么，极权是应劫而生。民主之“运”是倚靠霸权，优先分享，其国安和，宽松治理；极权之“劫”是不堪现状，矛盾内爆，其民倾轧，强制整合。关于现代极权主义，这里讲两类：第一、西方内部的争霸的失败者，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意志和俄罗斯等国（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受制于别的海权的竞争者；苏俄也属于此类，在战后又被美国当成其联盟之敌手。第二、惯于和谐、却不善于竞争的传统东方，在被强行拖入“世界战国”之后，又未能及时或顺利地“转型”；因而无力摆脱列强的侵略和霸权国家的致命重压，故内耗极大，它们须用高压手段来整肃内部，并且形成对外的战斗序列或军国机制。 五、社会制度之纵横谈 国人好以“普世价值”管窥于古今华夏，无视高卓文明，更不屑于近百年三朝两党之前仆后继之救亡奇功；因而难以应对与“中国崛起”同步升级的内忧外患。“自由派”华人（含港台）尤以“普世价值”压倒“中国认同”，这无疑是在积聚民族危机。因而须用中国文化来正本清源。 作为一个深陷西方文明的危机或遭受霸权的致命重压的国族，现代极权主义乃“必要之恶”，但仅是权宜手段。西方民主是内部之理性相安与良性竞争，它以霸权或分享霸权、从而摧残外部世界为条件。两种制度相依共存，亦是因果关系。它们在文化上皆是基于人性恶——万民成了洪水猛兽：在国际争衡中占优势的国家及其盟邦，其人是“公民选民”，从而可行民主政治；相反，处于逆境的国家，其人是“乱民暴民”，此需强制整合而一致对外（以免内耗自毁）。再者，现代文明及其制度之维持，均是以牺牲地球生物圈为代价——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对此，欧美及其民主应负罪责）。 传统中国，所谓“封建专制”或“东方专制主义”，有其名而无其实——除了帝王世袭姑且稳定中枢（待大同而恢复禅让）之外，实际上乃相反：显功于治水防夷靖乱之中央集权，大抵被礼乐化或浸隐于儒释道之中；这却是臻于人类社会之政治文明、无与伦比也！基于人性本善的乡里自治，经济上按照国学大师钱穆之论，是互助共生（通财之义、制产恒产）前提下的体制：A.仁政社会主义（中古以前：井田均田）→ B.伦理自由经济（自宋开始：义庄义田）。植根于人性本善的华夏政治与经济之制度，自始便跻于仁德之境，绝非唯物史观或西方话语之中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钱穆在其所著《国史新论》之“略论中国社会主义”篇章中，这样写道：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礼即人群大生命之体，人类大生命即以群为体；财货则仅为维持生命之一项工具，亦贵通不贵别。亦可谓中国自古代即已为一通财或共产之社会。如言农业，二十而冠，即谓成人，受田百亩，为其生资。六十归田。此为中国古代之井田制度。田属公，不属私，实可谓即中国之共产制度。……故中国春秋以前之封建时期，实不啻一共产社会，例证不胜举。战国以下，中国社会始大变，主要有士阶层之兴起。……自宋以下，士阶层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会通财之共产观念。即如宋代范仲淹之义庄制度，即其一显例。……同氏族中之孤儿寡妇之养与教，皆由义庄公田负其任。范仲淹创此制，初推行于范、朱两姓。后乃通行全中国。每一氏族，各有义庄，历元、明、清三代不衰而益盛。如余家无锡延祥乡七房桥，钱氏一门七房，而共有义庄三所。余幼孤，读书荡口镇之果育学校，亦华氏一义庄所主办。义庄非中国宋以后一明显之社会共产制度而何？……《周礼》云：“孝、友、睦、姻、任、恤”，孝友不仅专对一家父母兄弟言，亦对宗族全体言，扩而大之，亦可谓乃对全人类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而“任恤”二字，尤富广大通财之义。此见中国社会通财共产观念之远有来历。实则通财共产皆近代西方语。中国人道德学问皆主通，故财富权力亦主通。中国之通财，与西方之共产，相互间，有其同，更有其异。一抽象，一具体。一重义理，一务实质。此亦当辨。（第58－63页） 近代西方的经济学也与华夏有着渊源关系，只不过无情竞争和恶性膨胀的资本主义被“合法化”而已；在华夏本身，物器被人文化成，制度被礼乐涵融，旨在增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长生久视。中国朝廷实行仁政礼制和德治无为，且以“王道”推广“天下太平”，用朝贡制度安排国际秩序。保合大和，各正性命；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此种“理想国”饱经天灾人殃、内忧外患（而非转嫁祸外、致乱世界）的考验，长达数千年行之有效！这个涵融最多忧患（大陆的“草原暴力”和随后的“海洋暴力”）、因而致力于“为万世开太平”的华夏，还是一位永葆青春的文明母亲，她直接或间接激活及哺育诸多别的文明，包括欧美文明。她的政治文明早已超越了康德所言“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后者在西方的实践中，则是背“道”而驰——从殖民扩张到世界大战，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冲突最大化到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近百年之中国，为了救亡图存或保住“球籍”，进行了自杀性的“转型”——“向西方学恶”（罗素语。或曰“进步”），以求获得足够的组织力、动员力、竞争性与新科技，引进体制和党派，凡此皆是“双刃剑”：按照罗素之论，要么成功出海而内耗全人类（民族主义之富国强兵），要么闷在内里而浩劫本民族（共产主义之阶级斗争）。清廷、民国和新中国三者之更替，与其说是改朝换代，不如说是强势接力；前两朝之被推翻，并非是因为“专制独裁”，倒是因为它们在此方面做得实在不够——未能成功地驾驭“洪水猛兽”，来塑造“军国机制”（中华民族幸存于“全球战国”所必需）；虽然两者劳苦功高，但仍须“强势接力”，故而被时代潮流所淘汰。新中国可谓完成“转型”：先是让亿兆万民纵情于政治动物，一方面凝炼极具组织力和动员力的战斗序列，一方面以政治运动消耗过剩的“爆炸性张力”；再是通过出海（参与世界市场）来把政治动物变成经济动物，这个“否极泰来”的契机是中美结盟而对抗苏联（1970年代）。 今中国的以物质文明为内容的、面向大洋的现代化（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犹如打开数千年之“礼防”，释放“人欲横流”，从世界屋脊倾泻而下、注入东海、卷动全球，惊恐霸主。如果世界尚不至于战争毁灭或生态毁灭的话，中国必将在西方进一步衰弱的情势下“充分崛起”；这样，中国就不再承受西方的致命重压了！此乃“文明型”大国之民主化之条件。然而无论如何，将来中国的“民主”，绝非是西方式的人性恶、利益取向、国族争衡的体制，而是华夏型的性至善、重义轻利、天下为公的治道。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霸权→尚文→天下太平）。国学大师钱穆改写为：“美一变，至于中；中一变，至于道。”（霸道→王道→大同）。更是逆水行舟，何其山高水险。宋诗云：“莫道过岭便无山，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在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附表：政治文明之中西比较——本体与功用（四性十观）  六、民主新补课 （一）自由主义之殖民文化 “西方中心论”或“欧美优越性”是一种想当然的线性思维，它割裂现代世界的东方源头，而强调单个文明的本能作用。对此，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在其所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援引埃里克·沃尔夫的话，批判道： 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学到，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称作西方的实体，并且有人把这个西方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和文明，而与其他社会和文明（例如东方）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世界有一个按照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这样的顺序，自主产生的文明谱系图。工业连同民主以及后来产生的美国，都体现了生存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这是在误导，首先，因为它把历史变成了一部道德成功史，变成了一场由各个西方竞跑者向下一个接替者传递自由火炬的接力赛。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1028842） 近代以前的“西洋文明”本是世界历史之边缘的一条间断性的支流，它在不同时期受哺于不同的东方母体，直到“中学西渐”才获得爆炸性的“进化”——最大、最后的一轮“创世→毁灭”。今人唯见此“文明极致”，却茫然于其“因缘聚散”，尤不知它乃“梦幻泡影”（佛语。西方文明及其创造物实为泡沫，或致全人类与生物圈灰飞烟灭）。五浊恶世，末法时代，人难自救！ 在那些持西方线性思维的西化华人看来，港台及新加坡的殖民地经历与随后的“奇迹”，两者有着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据此类推，如果中国大陆沦为殖民地，反而是个好事。更有甚者，以其广土众民和历史重负为由，说中国“做三百年殖民地”方有希望。此乃低智逻辑之想当然！殊不知，之所以“边缘”更好，是因为中华文明承受着西方的致命重压；在此情势下，中国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韩等），在彼岸霸主看来，具有军事上或文化上“以亚制亚、以华制华”的战略意义，故被利用，幸而分享“西方优越性”。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只因其“地缘政治”欠佳（离中国稍远，又非战略要冲），久被冷落；最近南海争端令它受重视，但在西方衰落的大环境下，小的殖民地“因祸得福”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果真中国沦为殖民地，那么，边缘毫无价值，先被牺牲；整个亚太都会在“泛黃禍”罪名下，重演16－18世纪的殖民时代的历史悲剧（欧美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却用“普世价值”分裂对手，就像传播“福音”的基督教消灭异端一样）！ 回顾20世纪的中国，极左演浩劫，右派植祸根。新文化、新文学开风气、亦开潘多拉盒子；老子曰：“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打开进步的闸门而释放洪水猛兽，此乃20世纪中国内乱之原委。左派右派原先皆是废传统而弃历史，求激进而尚斗争。前清张之洞预言：“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今之所谓“自由主义”乃一脉相承、一丘之貉，贩卖殖民文化，充当隐形汉奸。他们蛊惑人心，颇有市场。但无论如何，他们及其信众皆中毒于西方。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故须对他们、对大家“启蒙”。古人云：“天下治乱视人心，人心邪正视学术。”所以首当在学术方面进行拨乱反正。——《易经·蒙卦》曰：“蒙以养正，圣功也。” （二）西方思潮之泛滥成灾 终古华夏虽屡罹胡患，但无不同化之，融而愈壮，有容乃大。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了忧患之最——“海洋暴力”（相对于往昔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暴力——胡患，它们是古今世界的两大战争源），险些亡国灭种。即使是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内忧外患也与之同步升级——她不仅负荷着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而且面对着来自中华内部的诸多挑战。后者在精神上，源于欧美思潮和西方宣传，是近百年神州动乱和分裂的“内因”（从国共内战、十年浩劫、到如今殖民文化甚嚣尘上，例如台毒等）。究其原因，所有的“用夷变夏”人士，对于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及其演变趋势，皆缺乏“正见、正思维”（借用佛语），因而不解真谛。追溯到清末民初，不少中国文人惊惧于“船坚炮利”，浸洗于“欧风美雨”，如唐诗云：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五四的负面影响既深且巨，孳蔓难图。舍己从人，东施效颦；鄙华崇洋之极，祸起萧墙之始。——张之洞所忧：“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五四开文化大革命之先河。然而若非五四，中华文明及其政治不能进行“转型”，也就不能有效地展开“救亡图存”；这真是进退两难而“内外交困”，一言以蔽之，现代中国承受西方所致的极大忧患！ 国学大师钱穆批评胡适等新文化人，是“有思想，无学问”，其“学贯中西”皆为皮毛，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佛教界太虚也曾说：“欲求国家安宁，先须有共同之思想和能力……。回观国中思想之纷歧，……走入迷途，……近来国人虽是好学外国，而未能吸其精髓，仅习其毛皮，……致使赫赫全球之东方古文明的……国魂，丧失净尽。”（《太虚大师全集·中国危机之救济》） 恕我多言：胡适赴美留学，辍农学转哲学，师从大哲学家杜威；后者于1920年来华讲演，与五四新文化（废传统、弃历史）唱反调，而云：“世界文明史上原是中国先影响给欧洲的；西欧再传到美国，现在则又夹带着新因素转回老家中国了。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文化绕地球一周的时候。”杜威的“文化循环论”被胡适等“疑古派”所压倒。宋诗云：“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眇眇万古历，回环今几周”。胡适在此之前未能通过博士论文，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名噪于“全盘西化”。他于十年后被美国母校补予博士，而且竟因为“五四导师”，陆续荣获了30多个西方博士。什么是“五四新文化”呢？不就是那导致十年浩劫的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吗（白先勇语）！文化人类学家郑德坤教授说： 现代物质文明的演进，一日千里，真是人类的奇迹。不过饮水思源，这些成就都是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古代这些发明传到欧洲是历史上的事实。可是到了今日欧洲人士，看到的只是目前自己的成功，而忘却、抹杀先前一切有功于科学的贡献。以为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赖于他们的科学家，……是他们优秀民族的专长，不免有得意忘形之嫌。……最可惜的是华人自己，……五体投地地佩服别人，……失掉自尊心。 不仅西方科技，就连其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也是撷取于华夏，后者“启蒙”了近代欧美（启蒙运动即中国文化“启蒙”西洋，助其挣脱神权禁锢和建立俗世文明），它是她的“子文明”（请读拙作《中西合流，剧荡全球》）。郭嵩焘—胡适开风气之先于殖民文化。他俩只看到民主西方的光明面，绝无承受内忧外患的中国那般乱象；却忽视其阴暗面，即西方乃制造殃患，嫁祸于外。泰西，寄生于海外，偌大的生态，就是动物也有民主（西方民主正是生物层次上的“民主”，以“生态帝国主义”为必要条件）！好的政治不扰乱天下，给世界带来和平；从郭嵩焘那个时代到1945年，民主是国际战争的祸源——立宪的英国与共和的法国在1945年前的两百年中，发动战争的次数为世界之最！ （三）宰世霸主之文化攻势 再说一事：至今备受中国学术界青睐的、已故西方首席汉学家费正清，毕生为了美国利益而研究中国；其治学政治倾向极强，即反对中国文化和儒学。而且，费正清是被美国情报部门派到中国（OSS,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参与颠覆蒋政权，这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国民党要传承儒家道统（蒋政权表面上败于内战，实际上是被美国颠覆的。另见拙作）。他們认为，只要破坏了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就会自我消解；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费正清及其同仁幸灾乐祸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竟然说：“归根到底只有中国内部传统发展出来的偶像破坏运动，采取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才有可能溶解乃至超越儒教的遗产。” 西方霸主及其盟邦把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所营造的“西方价值”，用来发动文化攻势。请看哈佛幕僚费正清是怎样说教的，即： 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正面对中国这个最后的共产专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专政背后的，却是一个成功的世界最悠久的专制政体。今欲达成经济现代化，却不要政治现代化──具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这是相当难办的。在美国人心目中，民主政治是其带给世界的救赎礼物。（《中国新史》） 费正清的话，乍听很动人心弦，却似是而非。第一、我认为，所谓的中国“共产专政”，是彼时她应对冷战和新的世界大战的权宜机制（以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来确保“中国球籍”）；“情随事迁、与时俱进”，而今中国政治则大有为于“现代化”。第二、费正清说“在中国共产党专政背后的，却是一个成功的世界最悠久的专制政体”。这样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是极不公正的；也使他本人陷于自相矛盾，例如费正清在其主编《剑桥中国史》中这样写道：“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参加地方管理……，而京城的市井之徒则与朝政无缘。科举考试的人才，来自广大平民。”（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pp.38）第三、费正清说“（中国）今欲达成经济现代化，却不要政治现代化──具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这是相当难办的”。我认为，在解除了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之后，内环境即变宽松，中国政治遂能实现理想（罗素说：“让中国人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以取代白人国家所热爱的战争……”）。然而未来中国所要采取的民主，必将是具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它融摄且超越“从民所欲”的层面，达到“君子尚德”之高度；它从众尤从贤，重义轻利；它扬弃了国族观，而回归天下观或世界主义。第四、费正清说“在美国人心目中，民主政治是其带给世界的救赎礼物”。美国民主带给世界的“救赎礼物”究竟是什么？是推行国家利益而予取予求、我行我素？是扼杀异端文明而以牙还牙、以暴易暴？是遏止华夏复兴而以华制华、以亚制亚？而是相反，坚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可是美国学者罗思文抱怨于此：“国际法可以比现在更为有效，如果美国能遵守自己的诺言；我们的海洋可以比现在更符合生态平衡，如果美国能签署海洋法；当今世界可以比现在更安全，如果美国能像她要求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儒家与自由主义》第227页） 费正清的上述言论说明他以汉学家与历史性之相辅相成，来支持对中国的“妖魔化”。持异议的两名美国教授赫大维和安乐哲揭露：“我们（美国）更倾向于把中国妖魔化。政客们与媒体向我们显示的是‘东方暴政’的中国图象，其政府致力于剥夺其人民的基本权利。这种病态最近在美国社会的某些部门和领域成了主流。”（《先贤的民主》第2页） （四）真正民主之东方故里 以“东方专制主义” 相形见拙于西方民主，此乃当世之学术冤案。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汤因比说：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可企及的。（《人类与大地母亲》） 应“治水防夷”而兴的中央集权（东方专制主义），不久便被儒术化于仁政德治，加上佛老化于无为而治（道德自觉、乡里自治）。它在“形而下”（器、制度）的方面，聚古今政治之至善，实为欧美立国之蓝本（文官考试、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而且举世无双地“致广大”（文治于超国家、泛世界）；它在“形而上”（道、精神）的方面，集东西理想之大成，作为华夏立国之指南，而且独一无二地“尽精微”（和合于众生心、万物情）。这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或儒家治道早已涵摄民主，而且超越之；其所达到的高度，甚至比“理想国”还要理想——自下而上的“选贤与能”，无远弗届的“修己安人”，而且一兩千年行之有效；如此公平合理的政治，还有谁能想到、谁能做到！ 传统中国政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为：一是道义取向与天下观，它带来天下太平；一是利益取向与国族观，它造成世界冲突。至于“臭名昭著”的皇权及世袭，我们应该理解历史，明了其情有可原：第一、西方民主的条件是向外倾压（牺牲异域与生物圈），故其内部宽和，人有“理性”，这不符合华夏的国情与文化。第二、儒家从不希望天子例外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但在西汉“禅国让贤”引起大乱之后，才不得不曲全其事；尽管如此，儒家在有效地限制皇权和发挥其积极意义的同时，还是坚持“以民为本”的（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反驳“封建专制说”，他指出： 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专制的政府：“那里无法无天，个人独断专行。”但这个定义不如用于我们（西方）古代的君主制，而不宜用于康熙的帝国。事实上，众所周知，中国帝王的权力受到官吏即“曼达林”维护传统礼法的限制。利玛窦在1609年撰写了耶穌會士最初在华传教的回忆录，……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两个重要特点：帝王几乎不能自己决定任何大事，以及他的私产和公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用于皇宫和王室的费用不同于用于政府机构的费用。（《中国人的智慧》第13页） 实质上，“民主”与“专制”的说法皆不成立。人是突破性的动物（打破生态平衡），因而也是“无法无天”的动物（不受制于自然法乃至一切法）；否则的话，他恒为自然物种，而不能“脱颖而出”。人只受其意念驱使，而不受任何“外在法”所制约（除非满足某种条件），弗洛伊德说：“本能的情感要比理性的利益更强。”因此，除非以东方文化调伏人心，人的社会是不能自我稳定的；它既不能自我稳定于民主之下，也不能自我稳定于专制之下。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人的社会才能暂且稳定于“民主”或“专制”之下，那就是：A.民主的条件是对外扩张或称霸，或者分享其功，从而造成内部宽和；B.专制的条件是战争或经济危机带来普遍痛苦和绝望，使人民委身于强权。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两者互为因果——专制，既是民主的受害者，又是其支撑物。据此推绎西方民主（三点）：A.它作为一种“生物制度”，只是生存竞争的成果，非由心灵升华而来。B.它的思想家只是凡俗思维，非具“圆融智慧”；因为仅是在中华文明为之打开“新世界”的情况下，他们的想当然才像似“真理”。C.它不是简单地“输毒于外、损人利己”，而根本就是牺牲全人类和生物圈！ 七、“东方专制”是西方民主的源泉 论华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首须说明两点：A.她是文明中心和母体文明，因而泽被四海、良范万邦；B.她乃承受忧患和屡经动乱，却不宣泄矛盾、向外平衡。因为后一点，她的文明成就和政治功绩就被内忧外患和周期动荡抵销了一大半，而不像近现代西方之祸外安内、损人利己，故能凸显其“光明面”。因为前一点（中华是文明中心和母体文明），她致力于“平天下”，即她总是涵融遍天下的祸因乱源，却又把和平文化赠予全人类。亦即罗素云，中华民族宁愿容受殃祸，而让世界分享她的文明。（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P10, Spokesman,1993 //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 1914-1940, P216, Routledge, 2001）华夏包荒善恶而吞吐天下，承受忧患而哺育邦国。 历史中国不仅是周边国度的母体，也哺育了近代西方。中国对“欧洲奇迹”的贡献，不仅在科技上（科学革命），而且在思想上（启蒙运动）。后者包括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例如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道： 中国哲学与其国民性之趋向民治，对于西洋政治哲学实有重大之影响。美国建国之始，若干贤哲倡导革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作风，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此种文化因缘，美国人士现多茫然无知。……中国文化实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为创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动力。（陈立夫 著《中国文化概论》P112，台湾，正中书局，1987年） 在创立宪政的方面，法国与美国乃殊途同归，法国革命文献中的1795年宪法载有孔子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哲学家牟宗三说： ……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正是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时候。除了德、法思想家崇拜中国外，连最保守的英国也崇拜中国。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茨都极端崇拜中国。有学者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考证出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的理论根据都是来自孟子。现在中国人却糟蹋孔、孟，……法国、美国的民主运动的理 论根据竟是靠孟子，……在西方却开出现代文明呢？（牟宗三 著/ 罗义俊 编《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再者，关于欧美引进传统中国的文官制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 &n, bsp; 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P265，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及其政治，既有共通之处，又有迥异之点；后者之美善及灵妙，非开发慧眼而不能观赏。唐诗云：“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进而言之，作为世界历史的政治中心，历史中国的宏观管理的有效性和影响力都远远超出国境，不仅历时最久，而且带来“天下太平”（基督教历史和现代西方皆相反）。如果考虑到她不像古今西方和现代国家那样地倾压外部世界和损害地球生态，反而承受内忧外患这一点，即她是自我调节，向内平衡，因而治理的难度极大；那么，中国政治，不论是以朝贡制度去安排天下，还是以内部行政来管理国家，此乃举世无双，古今奇观！关于历史中国的内部行政，谢和耐说： 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一种统一的行政制度能够在如此早期便延伸到如欧洲幅员的广阔地域，而其居民的多样性亦堪与欧洲相比，这确实令人惊讶，值得一书！请想一下米拉博就1789年之前的法国发表的言辞，他将其视作是：“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中国……系统安排自己的空间：道路、驿站、粮仓、城池、御敌围墙、河水调节、水库、运河等。中国政治功能发达……。（《中国社会史》第88页）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学说……。”（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8页）泰西各国原先皆仰慕中华，并模仿其国家制度；直到黑格尔（1770－1831） 较为系统地提出“东方专制主义”过一个多世纪之后，它们才反客为主、且恩将仇报的。但黑格尔也承认中国政治乃公平而高卓，因而是欧洲人学习的榜样，他说：“国家公职都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所以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历史哲学》第117页） 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成为“民主、理性、平等、人权和无神论”等理念的故乡。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指出，中国文化在17－18世纪的法国导致了“精神的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孔子哲学”甚至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杰斐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西方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等，皆源于儒学。伏尔泰对中华文明全面赞美：“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人类智能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 不少现代汉学家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场受中国观念激励的运动”。（第476页）戴密微说： 在18世 纪时，由于孟德斯鸠、伏尔泰和那些被称为“哲学家”学者们的活动，使欧洲感兴趣的已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了，而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但欧洲的思想阵地最终还是以最为激烈的方式感到了中国的影响。那些认为中国曾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的“启蒙哲学”的主要源泉之一，实在不乏其人。（第223－224页） 近代早期，脱离神权的欧美，均在草创制度，其思想之源泉和设计之灵感，主要是中国文化，几乎所有的启蒙学者都崇尚它；所以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皆浸透着儒家精神。总结欧美学者论述此事有四点：A.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中国热”，启蒙学者利用儒学来打破神权；B.“康乾盛世”是非宗教国家的楷模，以此证明非基督教的、俗世政治的可行性；C.科举制度是世界最伟大发明之一，它是近现代欧美的文官制度的蓝本；D.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之理念，颇多撷取儒家思想和中华文明。 顺便一提：轻蔑传统、挑战政治的西化华人，都把《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敬若神明，奉为圭臬；却鲜知其弊，且罔闻史实。凡是违反“修己安人”的原则讲人权，必起祸争，人性解放亦致“原罪爆炸”，从而殃满世界，物种渐灭。西方的任何理想（从基督教到今文明）一经落实，无不损人利己，而且总体相反。例如《独立宣言》怎样带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呢？是以灭土著而拓西部为其实现的条件！法国更成问题：《人权宣言》紧跟着长期动乱，全靠殖民扩张为之缓和；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两百年间，它是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英国）。（摘录于拙作《近现代西方是华夏的子文明》（全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0x7ke.html） 八、无与伦比的政治文明 （一）辛亥革命是结束封建专制吗？ 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主义吗？请看领导推翻两千多年帝制的孙中山是怎么说的，即： ……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那样利害。而且中国古时的政治……改良了很多，专制淫威也减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觉得十分痛苦。因为不觉得痛苦，便不为这个道理去奋斗。（《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三讲》） 我们回想民国以前，清朝皇帝的专制，是怎么样呢？十三年以前，人民和清朝皇帝有什么关系呢？在清朝时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抚，中有府道，下有州县佐杂，所以人民和皇帝的关系很小，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府、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受贫穷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间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这就是说，清朝被推翻的原因，与其说是“专制”，不如说是“积弱”；与其说是“积弱”，不如说是“专制不力”——因而对外抵抗力也欠缺。质言之，清朝政体属于传统的“天下太平”的模式，它不适应、不胜任于西方宰世的“全球战国”，因而才会发生改朝换代的。百年来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便是打造军国机制，旨在救亡图存——像孙中山所说，从传统的世界主义暂退到现实的民族主义，形成战斗序列，克服至大外患。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在传统政治之下，中国人民并非没有自由，恰恰相反，是自由“太多”了！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中国人这般“自由”，在往昔太平之世，确是“万民天放”；而在列强交侵之今，则为“一片散沙”——民族散漫而无组织力，国家阴柔而无动员力，以致不能形成“钢铁长城”一般的抵抗力，此乃20世纪中国的政治转型之缘由。毛泽东《祭文·祭黄帝陵》云：“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民国初期来华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似乎是“旁观者清”——洞见中国问题之症结：他认为，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祸害，中华民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自我保护；而奉行儒家德治的清朝则不胜此任，尽管它试图强化国家权力。然而，清朝如此“政治转型”的尝试，虽是顺应中外情势，但却令它开罪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地方自治）和西化的自由主义（学术新潮），因而加速了其自身的垮台。杜威的原话是： 清王朝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国际压力下，清政府试图强迫，尤其在财政问题上，实行集权管理。而这是与该国人民的精神完全相背的。这就在原先中立的地方造成了对立。……很显然，中国目前的软弱状况主要是由于她的分裂……，也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率的行政系统所致。……中国如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和稳定的中央政府，那降连修造铁路和实施普及教育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做到。……用强有力的集权的中央政府来治疗中国的疾病，无异于用驱除妖魔的办法来治病。（《中国印象》下册，第196－197页） 那只有等到外患内忧极深、人民痛苦万状之时，他们——特别是知识份子——才会拥抱一个超强政治！另外，杜威还提及中国传统政治：古代专制很短暂，中国人“依靠无为而治和一种宗教气氛才得以维持生存”。（同上，第196页） （二）国学大师与汉学家的见解 谬误成真理，当世多偏见——西方民主乃“文明极致”，传统中国是“封建专制”；此种说法，像似盖棺定论，实乃学界悬案。 上述杜威之论，共识于孙中山与国学大师钱穆，后者则是根本反对“封建专制说”的。钱穆指出： 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国史新论》P77，台湾东大图示公司，1989年） 前已提到，主张传统中国是“专制主义”的两位西方学者黑格尔和费正清，都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自相矛盾。专门研究“矛盾”（辩证法）的黑格尔却在他的“中国观”上作茧自缚，请看他写的一句前后抵牾的话：“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任何人都能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历史哲学》第117页）传统中国“没有任何自由”，这是黑格尔的凭空推想。黑格尔的这句话，前半截恰能证明传统中国是民治，而后半截却指其为“专制主义”；但推敲一下，好像是说：“内容”是民治，“形式”是专制（注：内容与形式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诸范畴之一）。若照此理解，则这句话又和黑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命题相矛盾了。黑格尔的矛盾陷阱真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然而在抱着殖民文化心态的中国人那里，则没有说不通的——其一、科举制度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其二、具有一定的阶级地位的人才能参政，其三、中国人（特别是古代士人）都很有“奴性”。由此可见，文化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任务，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至于费正清，这位以反儒、反中国文化终其生的美国汉学家，在晚年其言也善——他承认中国的“传统专制”较为公平与合理，儒家尤能发挥主导作用；因而中央集权受到限制，民间走向自治。费正清在其遗著中这样写道： ……汉代的掌权者学会怎样培训、挑选……致力于正统儒家理想及仪式的读书士人。……到了公元第七世纪，隋唐两代……开始利用考试制度选拔公职人才，从而削弱了贵冑家族的控制权。最后，宋代让奉行理学名教的地方士绅或士大夫阶级管理地方上的事务。 ……儒家注重君臣子民行止合礼……有助于维持文明社会……。皇帝在理论上拥有无上权威，是帝国架构中的拱顶石。但是，皇帝的中央权威从一开始就启发了许多自我管理的、自立的社会团体形成。结果，中国上下听命于一个理论上……至高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权威事实上却笼罩不到地方的活动领域。以清朝皇帝君临的版图之大而言，他实在是位诸事不管的统治主。大清皇上在理直气壮地消灭了所有的乱民、叛党、谋篡者之后，却几乎从不在国民生活领域里现身。地方士绅和农民凡事只靠自己打点，仅在紧急状况出现时需要请示朝廷。 地方舞台不给中央政府施展机会，关键因素在于礼仪和意识型态。上层阶级的生活以科举考试为重心，即便得第做官的人极少，科考制度却是肯定理学名教的。理学的理想是要训诫百姓黎民服从，教导士人菁英成为以地方事务为己任的自发领袖。军人屯田自行给养、地方士绅经纪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管理的工商行会制约自己的经济生涯、准备应考的举子在书院里自修……。（《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P488－489，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 （三）华夏政治乃人类政治之最高级 难道还有比西方民主更美好的政治？它竟是“东方专制主义”或曰“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对照华夏与西方的政治：一是基于人性善、君子尚德、王道修睦、天下观，它迈向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一是基于人性恶、从民所欲、利益取向、国族观，它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毁灭。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如果不算所有其他政府形式的话。”前半句乃认可古希腊贤哲之论，后半句似乎是说，民主相对最好，但远不完美。西洋政治仅此而已。中国人“却早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并且实践了二千年！（《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7页）实际上，中国先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民主。 第一、从文化标准上来看。梁漱溟说：“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在中国却不感生疏。”（《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3页）孙中山声称：“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须求之于中国。”（《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屈原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今我辈则是凝滞于物质文明，莫能通古今之变，所以迷茫于真知。孙中山进而断言，中国政治哲学到达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即： 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 两名美国学者安乐哲和赫大维，在其所著《儒家民主主义》一文中写道：儒家创造了臻于理想之政治，而美国民主则背“道”而驰，今人应该学习先贤，即： 我们打算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的眼光，结合他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先人的民主”(democracy of the dead) 进行考察。我们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方面，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相信，在未来东西文化进一步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北大西洋民主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视野。 ……我们和杜威一样，认为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将民主理想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制度很虚伪地声称它体现了民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政府是几乎无法充当民主的领头人的，尽管政府总是卷入民主化的进程。每当政府试图充当迈向民主的领头人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设计的民主模式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流产。 ……民主制度的变革理应沿着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继续向前发展，但是，我们要说，其实民主制度的改革并不见得存在非要这么做不可的充足理由。 ……我们认为，发展儒家民主主义不仅有益于亚洲的民主化倡导者，而且有益于西方社群主义民主的倡导者。 ……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日益相互依赖的情形之下，借鉴儒家思想资源对于美国民主来说，是暗示着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方向。最起码，当代美国的问题对一些亚洲文化可以起警戒作用。我们注意到，一些亚洲文化有抛弃儒家思想的倾向，却没有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对亚洲特色的民主可能作出的贡献。（http://www.iafcc.org/qingdian/anlezhe02.htm） 第二、从历史实践上来看。国史大师钱穆干脆说：“（从西汉到唐代）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中国文化史导论》P203，商务印书馆，1994年）辜鸿铭也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他援引英国学者的见解而阐述： 为了证明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民主，我在引用一位欧洲大学者——迪金逊教授在《中国旅行日记》中所讲的话，他说：“中国人是民主性的人种，其对己待人之态度，达到欧洲民主主义所希望的高度；中国几千年来一值就是民主的，中国是西方民主主义的理想境界”。（《中国人的精神》P16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这就是说，中国政治文明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西方民主，而进达于人类文明的最高层。梁漱溟说，西方人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在中国早就差不多实现了，即： 德国奥本海末尔(FeranzOppenheimer)的名著《国家论》，是从社会学来讲国家之发生和发展以至其将来的。他认为其将来趋势，要成为一种“自由市民团体”。那时，将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但中国从他看来，却早就近于他所谓自由市民团体了。（《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P26） 辜鸿铭再借西方学者的话，说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实现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即： [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Brands,1842-1927）说：]（瑞典学者）斯万伯氏说得好，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于亨利八世年间在他的乌托邦书中所梦想的社会状况，在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中国人的精神》P267） 法国启蒙运动者伏尔泰赞赏中国的政府组织结构，评价说：“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录用。……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伏尔泰还感叹：“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我已不得不主张只有中国是世界中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宋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大哲学家康德尤赞美传统中国的“君子之治”，他说： 古代的中国，他们苦心经营，完成了最完美的社会形态，犹如一个典型的模范社会。……中国人创造了为今日人们已知的最高级的世界文明。……这个国家的伟人们，跟我们德国人比起来，代表更高一层的文化水准，……那些君子型的人物，代表一种非常高尚社会的典型，特别是他们超群、优越的风范，使我映象特别深刻。……文明的中国人，谦恭有礼，是多么的完美，……中国人高雅的风采，在任何环境中都表现无疑。……可以说，中国人是所有人类中最有深度的人。（陈立夫等 著《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化论文集》P238，台湾 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罗素认为，中国文明及其政治远高于西方，至少因为两点：一是它爱和平而鄙弃帝国主义，一是它不具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对异族、对自然的“有效率的破坏性”。罗素说： 儒教……设想世界人类本是能够和平共处的。……儒教是官方教育的内容，任何人都要通过这方面的考试，才能进入文官行列。其结果是，中国政治长期被无神论者所掌握，他们的行政管理没有像西方民族对其统治者所要求的妄动性和破坏性。他们的治道近于庄子的格言（无为在宥、人和天和——引者）。事实上，除了内忧外患所致苦难之外，中国人民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藩邦被允许自治，异族不必惧怕中国，尽管她拥有巨大的人口和资源。（The Problem of China,P191－192） （四）国史治世：比民主还民主 用西方眼光或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传统文明，难免是管中窥豹、挂一漏万——唐诗云：“典籍将蠡测，文章若管窥”。我们不妨把现代世界纳入历史的长河之中——唐诗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从而神交于人类文明之整体生命；这样才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进而做到“追昔抚今，返本开新”。 辨析古今中西之政治文明的方法之一，是“道器之辨”。《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前者指道义情理，后者指名物制度。就政治比较而言，古今西方偏于“器”──政法强制，其“宽松式”乃民主法制，“紧张式”乃集权统制；传统中国重于“道”──道德自觉，其“正面式”乃心身自治，“反面式”乃政刑为治。简言之，古今西方的政治大抵为“器”或外在强制力，历史中国的政治多半是“道”或内在道德力；而今世界各国之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组织、管理、制度、权力等“工具理性”。难怪梁漱溟反复说明传统中国是很少具有现代国家那样“政法强制”的： 强制力在中国，是不被尊重的。（《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P199） 旧时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之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同上第三卷P198） 强制力在中国是备而不用的，而且事实上亦很少用。其最好之证明，即一面还是有政府、有兵、有刑，而一面则消极无为而治。史家所称狱讼清简刑措不用者，皆非虚语。（同上第三卷P203） 梁漱溟的上述观点被西方学者李约瑟所认同，后者用欧美的习惯用语来向西方人诠释传统中国，他说： 社会与世界的秩序并不基于权威的理想，而是基于循环的责任；因而机械式的、量化的、被迫的与外界强加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都不存在。秩序的观念排除了法则的观念。（杜奉贤 著《中国历史发展理论》台北 正中书局 1997年，第151页） 梁漱溟进而举出一例，以社会犯罪率极低来证明中国传统政治（德礼之治、无为而治），实际上是行之有效的；他说：“……在邹平乡村，尝闻父老谈，在从前若地方发生命案，极属希罕。光绪廿一年某村发生一命案，远近动色相告，或走数十里往观验尸。若甚新奇，又感严重。盖计算附近一二百里幅员内，二十年光景未曾有过……。”（同上第三卷P203）另外，明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作了实地考察之后，感慨道： 人民间的斗殴也从未听说过，最多以揪揪头发或抓伤而收场。也没有因为受伤便打伤人或打死人来报复的。正相反，一个人在打架时克制自己不还手的，将受到赞扬，说他谨慎和勇敢。……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45页） 辜鸿铭认为传统中国是道德自觉，人民自我约束，此可谓高尚之文明；近代西方是政法强制，凭借外力治理，故其文明乃等而下之。他说道： 如麦加温博士谈及中国人特征时，所说的那样：“国家须立于人人自治之上。”……可以肯定，基于人的平静理性之道德文化体系，……是个致广大之文明。……欧洲民众，……因其没有获得一种全新的道德文化，来约束国民、保持秩序；故今之治安，非本于道德，而纯靠警察或曰“军国主义”之外在力量。卡莱尔说：“现代的欧洲各国是无政府状态加警察。”一位法国作家说得更妙：“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中国人的精神》P151） 进一步分析政治文明：古今西方止于“形而下（器）”──刚显之政，其“宽松式”乃放任自由，“紧张式”乃警察国家；传统中国进于“形而上（道）”──虚隐之治，其“正面式”乃德礼无为，“反面式”乃严刑峻法。质言之，西方政治大抵为“形而下”或物质力量（权力制度），中国政治多半是“形而上”或无形力量（天理良知）。亦即梁漱溟说：“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P72）辜鸿铭再从这一方面比较中西文明，他说道： 因我中国人有良民宗教，故其皆感：以物质力量相保，为不必要；警察之外力保护，罕见其用。身家之安全，来自邻里之正义感、同伴之道德心。之所以在中国是如此，因为道义作为人所共遵的法则，被公认为高于任何外力强制。（《中国人的精神》P20） ……欧洲的社会结构全靠强制力。欧人持两物为治：一是宗教，一是法律。换言之，欧人之为治，基于其对上帝的敬畏、对法律的惧怕，而此两者皆含外力强制之意。……三十年宗教战争，实乃欧人意欲摆脱教士的举动。在摆脱教士之后，敬畏上帝之治安功能，便不复存在；欧人又试图单靠法律强制来维持其社会秩序。（《中国人的精神》P21） 塑造这般良民品质（和谐性、非斗争性）的确是一项最伟大的“人文工程”之一。传统中国基本上做到了董仲舒所云“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政治上人人以礼乐自治其心身，经济上乃互助共生，使得老弱病残孤寡皆有所养），这在当今社会生物学家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文化生活能不能改变人的行为，使之接近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是不是有可能触到某种符咒或设计一种斯金纳式的技术去制造出一个圣徒的种族！回答是否定的。”（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第七章 利他主义） 然而，这毕竟是“天下太平”之下的美德，加上儒家治道所带来的“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所以中国传统的国民性不堪于外患，更“落伍于”数百年后的“新时代”——物质文明与全球战国之生存竞争。正因为这个缘故，现代中国发生了“文明转型”，中国人民因而发生“质变”——变成了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以应对西方文化的致命挑战。这是后话，但无论如何，儒家的治道及其“天下太平”的模式，成功地实践了一兩千年，因而它不能不是防止人类自毁的最好选择。 九、结论 在进步史观、进化论者或科学主义及其所影响的世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来，近现代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其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等皆是“无比先进”的。然而，在更大的视野中，从传统东方的角度来看，则是完全不同的。详述如下： 第一、由于“先进”国家造成了和决定着它们和其余世界的彼此差别与因果关系，所以先进是落后的根源，民主是不民主的因缘。这就是说，现代文明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第二、如果把“先进”放到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它并不先进、并不文明。姑且不论如此“先进”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牺牲异域与生态，在空间上灭绝物种、污染家园，在时间上减少生物界的寿命达99％。假如地球无限大或有无数个地球，那即使耗丧其99％，“先进”也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能够“可大可久、日新又新”。近世以来，这般“高度发达”一旦达到地理极限，就爆发世界大战，虽未毁灭，却已置地球村于“恐怖平衡”之中，厄运即将降临；从今往后，人类在环境方面已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旦达到生态极限，就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因此，上述“先进”的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实际上是驱动人类自毁的机制与智慧，它们属于低级的文明层次，被魔性开发和神意滥用而已！ 第三、如此“先进”处于“正→反→合”之“反”（并非高级阶段——合），而且是传统东方的“正→反→合”之“反”。它既不能实现自我和合，又破坏别的文化及其和合功能，造成人类自毁而无法挽救。相比之下，华夏不仅能够自我和合，而且已完成许多个“正→反→合”（阴→阳→阴）；不仅是她自己的历史运动，而且是遍天下的融解忧患。就连这次西方之“反”（先进），也属于华夏的“正→反→合”，只不过阳亢太过，文化凌夷，再难和合而已！ 我们承认，仅就现在世界而言，“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今天下乃人类文明之低谷，世界濒于毁灭。再者，对于不民主的国家来说，政治改革谈何容易！民主化并非单纯的制度选择，它须具备更多要素。一些小国（地区）能在地缘政治方面服务于霸主，认贼为父，参与弑母，从而享有“西方优越性”。而对于承受着西方之致命重压的中国来说，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则是从逆境中胜出，乃至克服霸主本身，取而代之；这对双方和世界来说，都是致命的，或是加速全人类的厄运到来！老子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谁能把这个混浊之世变得清静？拯救之道在彼不在此，那就是复兴东方，改良人性——“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随其心净，即佛土净”！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