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入门心得（二）——“公羊学”与公羊家族 作者：承冯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初四日甲子 耶稣2015年12月14日 在一次儒学会议上，一位长者说当他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叫“公羊学”的学问后，私下里就在琢磨既然有“公羊学”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有“母羊学”。听到这个段子的人无不“呵呵”直笑，是啊，谁不是这样的反应呢？这个段子也是今天经学荒废的真实反映。 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个儒生叫廖用贤，他编纂了一本记载各个姓氏来源的书《尚友录》。根据《尚友录》的记载，春秋时期有一位鲁国国君的孙子叫公孙羊孺，公孙羊孺的后代中有一个支脉以“公孙羊孺”中的“公羊”二字作为家族的姓氏，这就是“公羊”这个复姓的来源。因此从源头来说“公羊”这个复姓本出于鲁国周公之后，按春秋时期“姓”的划分属于“姬”姓。“姬”姓是轩辕皇帝的本姓，《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以公羊作为复姓的公羊家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鲁国，后期逐渐向齐国、宋国、卫国扩散。夫子弟子中“宗圣”曾子的夫人就是公羊氏，另外在《礼记•杂记》中还记载了一个“失士礼”的例子，这个例子中的人物就是公羊家族的人，名叫公羊贾，这段文字就是“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 公羊这个复姓，在宋朝编写的《百家姓》中排名第420位，在复姓中排名第十二位，即“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赫连、皇甫、尉迟、公羊”。公羊姓的郡望是“顿丘郡”，就在今天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一带。 过去公羊家族宗祠中常用的6副对联有： 1）承系姬姓；望出顿丘。 2）祀崇异代；传诂圣经。 3）圣门列高弟；贤裔成春秋。 4）传春秋以遗世；与左谷而齐名。 5）羽麟经之正脉；开虎观之专家。 6）源自周代祖脉远；望出顿丘苗裔多。 在这6副对联中，第1副和第6副强调的是公羊姓的源流和郡望，其他4副对联强调的都是公羊家族和《春秋经》的关系，并且很显然，公羊家族对于他们的祖先能够传承《春秋经》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所以历史上公羊姓的堂号就叫“春秋堂”。 根据汉朝人的相关记载，公羊家族中第一个传承《春秋经》的人叫公羊高，公羊高是子夏的弟子，因此我们通常说公羊学是夫子的再传弟子。公羊家族这一系《春秋经》的传承谱系就是“夫子——子夏——公羊高——公羊家族”。因为公羊高传承《春秋经》的功劳非常大，因此从唐朝开始公羊高就进入文庙从祀系统。在今天曲阜的文庙中，公羊高的牌位在西庑，是西庑先儒第一人，这也可见后代儒生对公羊高传经的功劳是非常认可的。 我们一般认为夫子在修《春秋经》的同时就已经跟众弟子讲解过《春秋经》的修订方法及修订原则，在《公羊传》鲁昭公十二年的传文中还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春秋经》：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 《公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 鲁昭公十二年夫子已经23岁，因此夫子知道《春秋经》经文中的“伯于阳”是错的，“伯”应为“公”字，“于”字应为“子”字，“阳”字后面漏了一个“生”字，“伯于阳”的正确格式应是“公子阳生”，正确的经文应该是“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公子阳生”，翻译出来就是“鲁昭公十二年，齐国的高偃率领军队辅助燕国的‘公子阳生’即位成为燕国的国君”。夫子说清楚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夫子身边的弟子（应该是子夏、子游等众弟子中的一个）就问道既然夫子知道这一件事情记错了，那么为什么夫子不把经文改正过来？夫子回答这个弟子的话通俗解释如下： 鲁国的国史是根据诸侯会盟的赴告忠实记录的，如果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那么他们在安排诸侯次序的时候是根据德行、爵位等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的，如果不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那么诸侯的次序就是主持会盟的人安排的，其次序不一定合理。但是无论是齐桓公、晋文公确定的次序还是主持会盟的人安排的次序，我一般是不会进行变更的，因此当这些次序（或类似于安排次序的事情）有了错误不要找我，因为我真的不会去改变。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比如称谓、词语顺序，我有很大的改动，如果这些地方的讥讽、褒贬大家不满意，那可以找我，这些地方确实是我孔丘的罪过。 在上面的传文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夫子在修《春秋》，并将修订好的《春秋经》给弟子进行讲解，弟子有地方不太明白，夫子就又随口进行解答。在这个传经过程中，《春秋经》是实体竹简，而夫子对《春秋经》的解释以及针对弟子疑问的解答就是口传。这个场景也就是公羊学中夫子传经给子夏的真实场景。 在子夏传《春秋经》给公羊高的时候，也是类似这样的场景，子夏和公羊高对着《春秋经》的实体竹简进行问答、解释，再问答，再解释。一般认为公羊高在学习过程中为了学习方便曾经以子夏所保存的《春秋经》为底版又复制了一套《春秋经》，这套复制的《春秋经》实体竹简在公羊高之后就一直由公羊家族的人保存，但是《春秋经》的解释仍然是口传。虽然公羊高复制的《春秋经》实体竹简一直由公羊家族保管，但是《春秋经》的解释并没有仅仅在公羊家族内部流传，通过公羊家族的弟子及同道好友春秋大义一直在鲁国和齐国等诸侯国之间流传。 为什么在秦以前夫子关于《春秋经》的解释没有和《春秋经》一起写在竹简上？在东汉蔡伦造纸之前，经济可靠的书籍载体为竹简，战国时期中等长度的竹简长约27厘米，平均一片竹简可以书写35个字，按这个计算方法，《春秋经》18000字需要大约514～540片竹简就能写完，但是如果我们想把《公羊传》也写出来，同样形制的竹简大约需要1200多片，而同样规格的《论语》竹简才不过320片，同样规格的《尚书》竹简才不过730片。 竹简本身的材质决定了大规模书籍的制作、存储、运输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在夫子以前，大规模竹简的保存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根据内容可以分为6大类，即诗类、书类、礼类、易类、乐类、史类。夫子晚年对这6大类进行了整理、删定，儒学后辈尊夫子删定后的竹简为《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经》，以便于和以前旧有的官方竹简相区分。儒学中的“六经”乃夫子亲自删定，于夫子离世前全部完成。 夫子于鲁哀公十六年离世，当时有子39岁，子夏28岁，子游27岁，曾子26岁，子张24岁。三年丧毕，子夏、子游，子张推选有子继承夫子，并希望曾子能和他们三个一样以有子为师。虽然有子也是孔门高徒，并且在年龄上也比其它4人大11～15岁，但是显然有子的才智还不足以让其他诸子心服，儒学的分化也就无法避免。 以夫子团体的能力，只能保证夫子亲定的“六经”最终以竹简的形式流传。而夫子与弟子之间的问答，并不能一一刻为竹简，而是继续在夫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之间口头流传。儒学分化后，夫子的弟子遍布天下，司马迁说：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后来夫子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忧虑夫子的道失传，于是由仲弓、子游、子夏等弟子牵头，其他派别的弟子参与一起把夫子与弟子之间的问答及相关故事辑录起来，其中众弟子都认可且非常重要的摘录出来这就是《论语》，《论语》之外的集录为《孔子家语》。因此若从夫子弟子的角度来说，“六经”皆有口传，而《论语》本身就是口传的辑录。只是由于《春秋经》是夫子晚年寄予了自己理想的一部著作，因此《春秋经》的口传，就成为“六经”口传中最重要的部分。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去读一读《公羊传》的传文，我们很快就会明白《公羊传》里面的许多内容，是根本不用写出来的，只是简单的随口说出就非常好。比方如果我们生活在汉朝，那么我们会看到《公羊传》前6支竹简的内容如下：
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 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 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 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 上面《公羊传》的传文对应的《春秋经》经文为“元年春王正月”，《春秋经》的经文一共6个字。我们可以看到《公羊传》针对《春秋经》经文先问“元年”是什么，然后问“春”是什么，接着再问“王”什么，紧接着又问为什么说完季节，不接着说月份，而非要在季节和月份之间加一个“王”字。大家读《公羊传》前6片竹简上记载的这一系列的问答，像不像祖孙（或父子、师徒）两个对着一片写有“元年春王正月”的竹简促膝闲谈的场景呢？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的感觉，反正我在读《公羊传》的时候，眼前浮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如果你在以后读《公羊传》的时候，眼前也能浮现这样的场景，那么恭喜你，公羊学入门第一步，亲近公羊学已经基本完成了。 秦始皇灭掉六国以后，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焚书坑儒”等一系列的措施，并于秦始皇三十四年颁布了“挟书令”。“挟书令”规定如果有人敢私自藏有《诗经》、《尚书》和百家书籍，就要灭其全族。在这样的暴政下，六国儒生所藏有的儒学典籍几乎被搜刮销毁殆尽。我们估计公羊家族的《春秋经》实体竹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藏匿的，虽然作为实体的“《春秋经》竹简”不存在了，但是公羊家族历代口耳相传的《春秋经》的解释却无法被销毁，就这样公羊家族依靠父子口耳相传，又把《春秋经》的解释多传承了60年。多传承这60年，天下也就到了西汉汉景帝的时候。当然这是按最不利的情况来考虑的，因为“挟书令”颁布于公元前213年，这个法令在公元前195年汉惠帝的时候被废除，这个时间是18年。因此从实际情况来考虑公羊家族可能在公元前195年以后就又找回了藏匿的《春秋经》竹简，并又开始根据《春秋经》竹简进行传授，也就是在没有实体《春秋经》竹简的情况下进行传承的时间仅为20年左右。公羊家族的子弟从15开始授经，到30岁学成，即便经过20年的等待，50岁仍然可以进行教授，最多不过是把传给儿子变为传给孙子而已。 到西汉汉景帝的时候公羊家族的公羊寿在其弟子胡毋子都的建议及帮助下，把公羊家族历代口耳相传的关于《春秋经》的解释写在了竹帛上。对于胡毋子都来说，这套解释性文字是公羊家族传下来的，并且亲自传给他的老师是公羊家族的公羊寿，因此胡毋子都尊称这套解释为《春秋公羊传》（或简称《公羊传》），也就是注明这是公羊家族传下来的关于《春秋经》的解释。 《公羊传》形成文字以后迅速在儒生之间传播开来，经过许多大儒的学习和研究，对汉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后代儒生把学习研究《公羊传》很有成果的人称之为“公羊家”，而公羊家关于《公羊传》注解就逐渐发展成一门比较专业的学问，人称“公羊学”。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汉朝人读经的时候，《春秋经》是《春秋经》，《公羊传》是《公羊传》，两者是两套不同的竹简。《春秋经》的第一片竹简上书写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最后一片竹简上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而《公羊传》第一片竹简上第一句话就是“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最后一句话就是“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后世人为了学习方便把《春秋经》和《公羊传》逐句拆解放在一起了，这就是历史上的“以传附经”。这样做虽然学习方便了，但是对一些大义的理解会有妨碍。比方公羊家认为《春秋经》是“始元终麟”，也就是《春秋经》的第一个字是“元”，最后一个字是“麟”，并且公羊家认为《春秋经》之所以这样编排夫子是有深意的。而当后人“以传附经”以后，这条大义理解起来就费点功夫。另外公羊家通常认为“左氏不传春秋”，也就是公羊家认为《左传》本来是一本和夫子的《春秋经》没有很大关系的书，如果《春秋经》和《左传》经、传分开读，这个感觉还是很强烈的，如果不分开读，这个感觉就非常淡了，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我想写到这里，我们大概也就明白了，我们现在谈的“公羊学”中的“公羊”是指一个姓氏，而不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公羊母羊”中的公羊。而对于今天学习《春秋公羊传》的人来说，自称在学习“公羊学”并不代表我们认为自己在学习夫子教导之外的东西，而只是想表达一种对历代先儒的尊敬之心。在学习公羊学的人看来，公羊学源于夫子，传自子夏——公羊家族，其儒学的身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