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传统文化日趋衰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特征。尽管文化保守主义势力的反抗从未间断，但无法改变这一“历史趋势”。1976年之后，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终结，官方有组织地反传统文化活动停止了。但是，传统文化的厄运并未结束。伴随着新一轮对外开放，民间自发的反传统思潮开始泛滥。这一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1989年之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传统文化复兴。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或“传统文化热”。但是，好景不长，这一缺乏民间基础的思潮很快无疾而终。然而，在21世纪到来之际，由民间力量主导的、得到政府支持的、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现象”悄然兴起，并在短期内获得了迅速发展。 在这一“现象”中，参与者为数众多，组织形态丰富多样，而且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但他们并非“一盘散沙”，而是享有共同的信念，并且以此为凝聚力和团结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向主流价值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要求彻底重建社会的价值规范。可见，这一“现象”基本具备了“社会运动”的重要特征。又由于这场“社会运动”的宗旨非常鲜明，即复兴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涵盖了3种影响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力量：“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和“社会运动”。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支配中国命运的最持久、最深厚的力量。“民族主义”自1840年兴起以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其生命力超越了一般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代表了社会演变的趋势性力量。一种理论或思潮，只有与社会运动结合，才能成为影响社会命运的真实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社会运动”的“文化民族主义”才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研究对象如此重要，人们对它的关注如此强烈，但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深入规范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做一番扎实的研究。 本文关注三组问题。第一组问题是，这场运动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它们有没有广泛性、深刻性、持久性？第二组问题是，什么人参与这场运动？什么问题促使他们采取行动？面对这些问题他们作出了什么反应？他们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如何确定这些问题的成因？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他们采取了哪些行动？他们动用了哪些资源？运用了什么方法动员这些资源？第三组问题是，这场运动将带来什么可能的后果？对中国的文化有何影响？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有何影响？对中国和世界的命运有何影响？ 这3组问题分别涉及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后果，对它们的回答构成了对这场运动的全面描述和系统分析。 二、研究框架 本项研究运用的主要理论工具是社会运动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 本文运用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框架”[1]对运动的现状进行描述。该框架包括结构性紧张、集体行动框架、动员结构、行动方式、政治机遇结构等核心概念。本文认为，该框架可以很好的分析这场运动的兴起及过程：结构性紧张的存在是运动兴起的动因；而政治机遇机构是运动兴起和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集体行动框架为参与者提供新的价值观，发现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的成因，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提供催发行动的动机；人们认同并参与到运动中来，在行动中动员各类资源的投入。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分析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所面临的背景、集体行动框架、参与者特征和行动特征。 民族主义理论[2]探讨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民族主义强调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保持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强调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本文认为，正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认同，以及随着民族国家强大而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民族意识，导致了这场运动的兴起。 政治文化理论[3]认为，一种文化的兴起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不但会对道德、价值观特别是政治文化产生影响，还将通过影响政治文化进一步影响政治体系，包括它的目标模式、演变方向、发展途径。本文将基于这种思维逻辑，分析和预测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或后果，也就是运动成功以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特质，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三、资料来源 本项研究为实证研究。经验资料来自典型调查和积极分子问卷调查。典型调查涉及26个省级行政单位，40多个市县级行政单位，50多个组织，200多个核心访谈对象。问卷的设计基于典型调查之上，问卷调查执行委托给专业调查公司。 问卷调查对象包括积极分子和随机样本。“积极分子”的标准是“多次参与相关活动”或“在某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分子名单基本上是在前期典型调查中搜集到的。为保证总样本的“代表性”，调查中充分考虑了每一类行动的参与者的比例和绝对数量，参与者的身份特征以及地域分布。调查共提交积极分子名单954个，最终有效样本量382个，样本有效率40%。 随机抽样选取了10个城市，分别是北京、石家庄、保定、太原、太谷、成都、罗江、绵阳、射洪、资阳。在城市的选取上，主要考虑了地域分布和城市规模。首先，分别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选取一个大城市，分别为北京、太原和成都；然后，在这3个大城市周边，分别选取中等城市（地级市）和小城市（县级市）。在选取的10个城市中进行随机抽样。抽取的总样本量是1299个，有效样本量为1254个，样本有效率97%。 四、运动兴起的背景分析 这场运动最大的“根源”就是邓小平开启的“转型”。“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所谓的“结构性紧张”，它们使这场运动成为社会内在的需要。“转型”也塑造了全新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运动面对的“政治机遇结构”，它为运动开辟了空间，也限定了行动的界限。“转型”也带来了“大国崛起”，它使得文化复兴成为可能和必然。此外，中国文化巨大的生命力，赋予这场文化复兴运动深厚的基础。只有从上述“背景”入手，才能揭示危机和机遇的来龙去脉，才能理解这场运动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应运而生。 1、转型 本文所指的“转型”专指邓小平时代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转型”最深刻的后果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制度变革。经过30年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同时，政府不再全面地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私域”基本上获得了自由。思想、言论、新闻、出版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小范围的集体行动得以出现。但是，政府仍然严密地控制公共领域，并继续垄断政治权力。市场化也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地位，原有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失去了“霸权”，无法为执政党提供有效的合法性论证。从总体上来看，极权主义体制已经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威主义体制。二是阶级构成变化。原来被消灭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重新崛起，凭借手中的财富成为新的精英集团。原来被打入底层的知识分子，现在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而原来的“领导阶级”（工人）和它的“同盟军”（农民）则沦落为新的社会底层。三是统治集团确立了新的阶级联盟策略。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精英联盟”。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这场运动最深刻的根源。 2、结构性紧张 权威主义政府、市场化改革、精英联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就，也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领域全面而深刻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不成熟的市场加上被金钱收买的政府攫取了绝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广大工人和农民则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伴随经济不平等而来。政治领域除了无处不在的腐败之外，更严重的是官方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在文化领域，“思想解放运动”和西方观念的持续冲击使得中国进入了“价值真空”时代，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精神空虚，感到普遍的焦虑和迷茫（参与者所感受到的“结构性紧张”详见表4）。 上述问题从表面看是人的行为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看是制度和文化问题。人的行为受到制度和文化的约束，而文化是一种比制度更为根本的力量。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合理地把当前的各种问题，看作是一场文化危机。这也许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进行“问题诊断”时遵循的逻辑。 3、政治机遇结构 政治机遇结构理论认为，完全开放或完全封闭的政治环境都不利于运动的出现，而半开放、半封闭的政治环境最有利于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为经济变革的自然结果，中国的政治体制由集权主义变为权威主义，正好呈现半开放、半封闭状态，因而比较有利于社会运动的兴起。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共的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它所承诺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使中共放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历史唯物主义为它提供的合法性论说必然会受到侵蚀甚至逐渐丧失。面临合法性危机，政府意识到必须对抗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文化入侵，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同时，政府也意识到，要解决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文化的重建。中共高层采取的对策，一是挽救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找新的思想资源。而且他们不再仅仅关注西方资源，而是开始关注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于是，政府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从“五四”传人转变为儒家复兴的积极推动者。这是这场运动最大的政治机遇。 4、大国崛起 亨廷顿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遵循了“改良主义模式”[4]，即：初期，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终极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西方化进程出现逆转，本土的民族文化开始回归，同时出现拒斥西方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逐渐回归，文化民族主义随之兴起，在终极文化的西方化方面经历了一个倒U型曲线。 利用“专家打分法”对10个样本城市的“工具文化现代化程度”进行排序。同时假定它们能够指示中国“工具文化现代化程度”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1254个随机样本中认同（认同的标准见第五部分“参与者界定”）儒家的人数所占的比例，我们对亨廷顿理论进行了“不太严格的”检验，结果见图1。 图1：各城市高度认同者比例的“U”字形曲线 分析结果支持了亨廷顿的理论，随着城市的“工具文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认同本土文化（儒家文化）的人的比例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因此，可以用亨廷顿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文化运行现象。这一结论也告诉我们，第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并没有过时，相反，它正迎来一个复兴的时代；第二，目前的这场儒家文化复兴运动，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误会，而是理性的选择，不是稍纵即逝的泡沫，而是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开端。 5、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根据10个样本城市1254个样本的统计资料，我们评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状态，以及这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分析显示，中国人仍然热爱自己的文化，充满了文化自信和自负。60%的被访者为“历史文化”感到自豪。90.8%认为“虽然我们中华民族不是最强大的，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最好的”。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尽管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妖魔化，中国人仍然喜欢儒家，信任儒家。有24.7%的被访者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儒家思想的核心政治主张仍然被大多数人认同。绝大多数人是“父爱主义政府观”的支持者。90.1%的人认同“政府有责任推广好的道德和价值”，84.8%的人认同“国家有责任为人民创造幸福”，62.7%的人认同“政府应该决定某一思想是否应该在社会中讨论”。大多数人信任道德高尚的领导人。69.1%的人认同“如果领导人的道德是诚实正直的，我们可以让他决定政治事务”，53.5%的人认同“政府领导人就像一家之长，我们应该遵从他的决定”。绝大多数人主张“家庭本位”和“国家本位”。72.2%的人认同“为了家庭利益，个人应该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二位”，71.9%的人认同“为了国家利益，个人应该准备牺牲自身的利益”。大多数人尊重长者的权威，54.1%的人认同“如果出现了争吵，长者应该出面解决”。 不但如此，中国人还希望凭借本土传统文化资源重建道德和价值观。表1显示，47.5%的被访者认为，在重建中国道德时，中国文化是必须依靠的精神资源，位列第一，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位居第二，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排在最后，获得了4.5%的被访者的青睐，不足中国文化传统的1/10。 表1：道德重建必须依靠的精神资源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未来中国要进行道德重建，您认为下列哪个是道德重建必须依靠的精神资源？”此为单选题。 可见，中国已经告别反传统特别是反儒家的时代。传统文化依然活着，并没有死去，而且比其他文化更得人心。这就是这场运动得以兴起和迅猛发展的最深厚的基础。 五、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特征 1、参与者的界定 本文认为，运动参与者的必要且充分条件是“参与”和“认同”。“参与”，即至少参加了一项公认的属于该运动的行动。根据典型调查资料，我们构造出该运动的行动类型集合，见表2。 表2：行动类型集合
参与者的另一标准是“认同”运动的基本诉求。我们构造了一个李克特量表（见表3），用7个陈述来测度人们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程度。这7个陈述属于同一维度，既没有无关陈述，也没有完全相关陈述。陈述1、2、3构成了这场运动的“共识”。如果调查对象在这3个陈述上的得分都在4以上，则判断他认同运动的基本诉求。 表3：测量认同的李克特量表
2、参与者群体特征描述 通过对参与者与非参与者进行比较分析，以确定参与者的群体特征。“参与者”是指积极分子总样本中的参与者样本组，“非参与者”指随机抽样总样本中的非参与者样本组。 参与者具有以下特征： 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参与者中男性比例达68.5%。 中共党员的比例很高，达40.9%，是非参与者的4.6倍。这意味着，中共党员并不拒绝儒家信仰。考虑到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儒家的理念并非没有矛盾，可以推测，在现实生活中，中共党员对本党的理论缺乏真正的信仰。同时，还可以推测，中共并不限制其党员参与这一运动。 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参与者最高学历为大专以下（不含大专）的比例为10.4%，而大专及以上的比例高达89.6%。非参与者75.7%为大专以下学历。 参与者的职业地位较高。参与者中，党政机关干部的比例为13.3%，雇主和经理的比例为14.0%，白领的比例为52.0%，蓝领的比例为2.3%。而非参与者中，对应的比例分别为0.9%、3.8%、22.2%、30.2%。前者的非蓝领人员比例明显高于后者，而蓝领人员比例明显低于后者。离退休人员、在校学生、家庭主妇、无业和其他职业的比例之和，参与者为17.2%，非参与者为42.4%。 参与者的个人收入水平较高。以3000元月均收入为分界线，分界线以下，非参与者的比例较高，为65.9%；分界线以上，参与者的比例较高，为68.8%。 参与者更多关注媒体，他们对国内外时事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类新闻更感兴趣，上网时间更多，上bbs的时间更多，看杂志的时间更多。 参与者有更多国内外流动的机会。其中出过国或去过港澳台的比例（35.1%）明显高于非参与者（2.4%）。前者是后者的14.6倍！最近一年去过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比例（83.5%）明显高于非参与者（25.3%）。前者是后者的3.3倍。“去过的国家和地区的个数”，参与者的均值是非参与者的32.3倍！“去过的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个数”，参与者的均值是非参与者的6.8倍。 关于媒体和外界接触的统计分析有力地支持了亨廷顿的理论假设——国际交往会刺激人们寻找文化认同。 参与者对个人和家庭生活更加满意，对政府官员的评价更加积极，但是认为社会问题更加严重。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参与者会更倾向于积极行动解决问题，更倾向于与政府合作而不是对抗。 参与者对他人更加信任。除“家庭成员”之外，参与者最信任的是“志同道合的人”和“多年交往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这也许是他们更容易参与那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体行动的原因之一。 参与者有更强的社会行动感。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利用现代社会建制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也说明，他们更加熟悉这些组织及其运行机制，同时更加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这不是社会中相对愚昧、贫穷、闭塞、猜忌、自私、没有发言权、没有政治权力、没有行动能力的人掀起、推动、主导的运动，而是有文化、富裕、开放、信任、关心公共事务、有发言权、有政治权力、有行动能力的主流人群掀起、推动、主导的运动。一句话，这是一场中层主导的运动，而不是底层主导的运动，是既得利益者完善现实的改良运动，而不是受损害者的反抗、起义、革命。 六、运动的框架 本部分分析运动的集体行动框架，包括参与者感受到的问题，复兴传统文化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们采取的行动，以及参加活动的动机。本部分的分析对象为积极分子总样本中的参与者，共计279个样本。 1、参与者认识到的问题分析 在典型调查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问题集合”，如表4所示，覆盖了文化、社会、政治、国际等领域。调查显示，参与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所有问题被确认的频率都在60%以上。 表4：问题集合
其中，社会问题得到了最高频率的确认，92.8%的参与者认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85%以上的参与者认为存在严重的文化问题特别是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拜金主义严重”、“德育缺失问题”和“精神世界空虚”得到确认的频率分别为88.9%、87.1%和86.4%。政治问题和缺乏文化方面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也得到了80%以上的参与者的确认。82.4%的参与者认为“政府官员腐败”，80.3%的参与者认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缺乏文化魅力”。 2、参与者认为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可以解决的问题分析 参与者认为复兴传统文化有助于解决问题集合中的所有问题（见表4）。其中，解决文化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最高频率的认可。60%以上的参与者认为复兴传统文化可以解决道德沦丧、精神空虚、文化衰落问题。76.7%的参与者认为复兴传统文化可以解决“德育缺失问题”，74.6%的参与者认为可以解决“精神空虚问题”，73.1%的参与者认为可以解决“道德沦丧问题”，70.6%的参与者认为可解决“金钱至上问题”，60%的参与者认为可以解决“理想缺失问题”。同时，73.1%的参与者认为复兴传统文化可以提高国家的文化竞争力，65.9%的参与者认为可以抵御西方文化入侵，60.9%的参与者认为可以解决“文化衰落问题”。 总的来说，参与者认为复兴传统文化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文化、社会、政治、国际问题。 3、参与者参加的活动分析 表2“行动类型集合”中的11、6、4是被参与者采用频率最高的3种活动类型，被选中的频率分别是84.2%，69.2%，67.7%，它们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活动。祭孔位居第四，被实践的频率为64.5%。这说明，绝大多数参与者对孔子怀有宗教性的崇拜。运用传统文化进行日常管理的频率也比较高，为57.7%。推广传统音乐、服饰、礼仪、书院之类的活动类型被采用的频率居中，分别为51.6%，46.6%，44.8%，41.2%。网络讨论被采用的频率并不高，为40.9%，排位第十。被采用频率最低的3种活动类型依次为3、14、13，分别占9.7%，27.2%，34.4%，它们都属于“政治性”活动，风险较大，而且难于实施，参与者知难而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见，在选择活动类型时，参与者充分考虑了各种活动类型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实施的难度。当然，他们自身的能力和所面对的外部的机遇与风险，也会影响他们的现实选择。毫无疑问，他们是理性的行动者。 4、参与者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与所采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 分析显示，针对任一问题，被参与者选中频率最高的行动类型都是相同的，被选中频率位于前4位的行动类型依次为表2中的11、6、4、10，其中11、4、6属于教育行动。也许参与者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人心坏了，而解决之道就是通过教育重塑人的心灵。被选中频率最低的行动类型也是相同的，依次为3、14、5、13。他们均属“政治性行动”。由于政治体制的开放度不高，而且该类行动的风险较大，参与者以较低频率选择它们是非常合理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所以没有能力“制定、颁布、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此外，这些行动类型的另一特征就是“门槛高”，像出版杂志和书籍、成立正式组织都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资金、关系网等等，一般的参与者很难拥有这些资源，所以难于实施这类行动。 上述分析表明，参与者对运动的目标有清醒地认识，有大致相同的归因逻辑，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可供选择的行动有合理的分析，而且能够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政治环境的特征，理性地选择行动方式，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寻求最优化。可以说，他们是典型的“理性的行动者”，而且他们的集体行动框架也是非常“理性的”。 5、参与者动机分析 分析显示，参与者参加活动有8类动机。通过计算某一动机的均值表示参与者群体认可其为参与动机的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运动的最强烈的动机是为了解决道德和道德教育问题，其均值最大，为4.47，大于4。挽救民族文化，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用儒家替代现在的官方意识形态等，是第二位的动机，均值为3.74，大于3，接近4。第三位的动机是用传统文化解决现实的社会、政治、国际问题，均值为3.65，大于3，靠近4。第四位的动机体现了佛教势力参与这场运动的诉求。排位第五的动机是寻求志同道合者，均值为3.52，介于3、4之间，这说明建立社区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动机。排列在最后的是“投机性动机”，或是为了政治目的，或是为了商业目的，或是为了沽名钓誉，或是为了追求时尚，或是简单的随大流，总之不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这类动机是自利的，而不是利他的。它们把运动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对运动进行工具性利用。此类动机的均值低于3。 以上对参与者群体的框架的统计分析显示，运动的框架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导性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运动缺乏共识。事实上，文化混乱危及所有人的利益，文化危机有可能成为全民族共同的危机，作为一种应对文化危机的策略，复兴传统文化也才有可能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的诉求。也正因为如此，以道德和价值观重建为直接诉求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才有可能成为各个群体共同参与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社会运动。 七、运动的行动特征 本节统计分析的对象是积极分子总样本中的参与者集合，共计279个样本。 1、行动主体特征 调查显示，有77.4%的参与者以个人身份参加活动。16.2%的参与者，他们是政府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媒体从业人员，不但参加了活动，还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可以支配的行政资源投入活动。6.5%的参与者是学生。而非精英人士，不超过38.7%。 就参与者参加活动时的地位和参与程度而言，50%的人自认为是活动的核心成员，即活动的组织者、发起人、召集人，或是协会等组织的创办人等等。这意味着，或是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或是活动的平均规模比较小，或是活动的参与性比较高。30%的参与者是“积极的跟随者”。10%的参与者是“三心二意的人”。而11.5%的参与者以“支持者”的身份参加活动。 2、行动方式特征 调查显示，教育、学术、宣传是最普遍的经常性行动类型。参与频率最高的行动类型是“读经”，频数高达84.2%。紧随其后的是学术、宣传、祭孔，频数均超过了60%。推广传统音乐、礼仪、服装的行动类型也被广泛采用，频数均超过40%。建书院、参与网络讨论的频数也超过了40%。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借助正式注册的组织参与运动。27.2%的参与者参加过签名呼吁行动。立法和执法类行动频数最低。把传统文化理念运用于日常管理以较高的频数被参与者采用。可见，教育、学术、宣传、祭孔是最普遍的行动类型。 3、组织形态特征 我们将这场运动所利用的组织形态分成三种：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紧密联合体和松散联合体。正式组织指正式注册的法人，有章程和组织结构，有固定人员，有经常性的活动。非正式组织指未正式注册，但有章程和一定组织结构，有固定人员，有经常性活动。紧密联合体指未正式注册，无章程和组织结构，所包括的人员相对稳定，有经常性的活动。而松散联合体指未正式注册，无章程和组织结构，人员比较开放、流动性高，有经常性的活动。 调查显示，这场运动中正式组织接触的频率最高，为69.9%。它们主要是已经存在的组织。这说明，参与者积极地、有效地“利用”或“占用”现有的社会基础设施。或者说，既有组织，在资源动员方面，对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有运动中诞生的“运动专用组织”，如柳河东、炎平发起成立的儒家组织。 松散联合体位居第二，占47.7%。它们很可能是在这场运动中诞生的，而且是这场运动“专用的”。典型调查阶段，此类组织是“运动组织”的主体。选择这类组织形式是参与者理性决策的结果。这是适应政治机遇结构的恰当策略。 紧密联合体（36.2%）、非正式组织（45.2%）之类的过渡形态接触频率最低，说明“专用组织”发育、升级不太顺利，或者说组织成长还处于初级阶段。当然，对于社会运动来说，“过渡形态的”组织也是“正常的”组织。组织的多元化、非正式是社会运动的特征。 4、资源动员 人员动员 在动员渠道方面，社会网络在人员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动员同事、朋友参加活动的比例为67.7%，动员家人、亲戚的比例为48%。这一点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一般结论高度一致。40.9%的参与者曾动员素不相识的人参加活动。 在动员方式方面，31.9%的参与者利用互联网进行人员动员，这也许与其他动员方式难以利用有关。64.9%的参与者利用既有组织体系进行人员动员。只有26.5%的人员动员利用了专门组织。 在动员对象方面，参与者重视精英。46.2%的参与者动员过社会精英，21.9%的参与者动员过政治精英。在成功地动员了其他人参加活动的参与者中，90%以上的人宣称动员对象是无偿参与活动的，只有不足10%的人宣称动员对象是“付薪酬的”。可见，这场运动的“志愿性”是很强的。 资金动员 68.8%的参与者“自掏腰包”开展活动。 53.4%的参与者没有得到外界资助。他们或是自己出钱，或是参与活动的方式使其不用花钱。9%的参与者得到过财政拨款。19%的参与者得到过本单位的资助。27.2%的参与者得到过社会捐赠。可见，政府和社会都为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来自社会的无偿资金支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3.3%的参与者通过活动收费、产品和服务销售获得资金。这暗示运动在财务上具备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能力。 媒体动员 参与者高度重视媒体，积极利用媒体，也得到了媒体的重视。68.1%的参与者接受过相关采访或在公共场合露过面，43.7%的参与者主动接触过媒体。很多运动积极分子的“曝光率”很高，如傅路江、李浬、庞飞。但是，民间参与者并不是动员媒体的唯一力量，也不是最主要的力量。在媒体动员方面，政府发挥了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党管新闻制度和政府对运动的态度息息相关。 5、政治机遇结构 在参与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外部支持中，社会网络的支持是最大的。60%的参与者得到了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事的支持。46.2%的参与者得到了媒体的支持。民间团体、知名人士也给予了参与者较大的支持。得到政府、企业、宗教组织、海外组织支持的参与者的比例排在后面。 在各种形式的“阻力”中，被参与者选中的比例，经济压力最高（54.1%）。周围的人的不理解、误解、排斥、打击位居第二（29%）。参与者往往很重视周围的人的态度，初级社会网络的影响力很大。而受到媒体批评和攻击位居第三（16.3%）。来自（广义的）政府部门的阻碍还是存在的，但比例均低于10%。考虑到中国政府对待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态度，这一运动获得这样的待遇已经是非常难得了。相对而言，这场运动的政治环境还是比较有利的。 6、行动特征及原因分析 研究发现，这场文化民族主义复兴运动不同于国外的社会运动，与台湾、香港的社会运动也有巨大差异，甚至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体现出明显的行动的非对抗性、非破坏性、非冲突性、没有使用物质损害逻辑、整体上缺乏组织性、微观层面的组织形态也很原始。 造成上述特色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政治机遇结构。政府对游行、示威、结社等的有力限制，使某些行动方式和组织形式无法利用。其二，这场运动的性质。这场运动以复兴儒家文化为核心诉求，而儒家文化的性格是“中庸”，所以参与者一般不会热衷于参加那些“激烈的”行动。其三，运动的策略。调查中发现，在参与者中，99.3%的人认为政府应该直接参与这场运动。72.4%的参与者认为应该主要由政府推动这场运动。78.5%的参与者认为政府推动这场运动更有效。可见，绝大多数参与者期望政府协助、支持，甚至领导这场运动，他们没有把政府当作自己的敌人，自然也不会处心积虑地与政府作对。 八、政府的框架和行动 这场运动不同于一般社会运动的最突出的特色在于政府角色的多样性，政府既是参与行动的主体，也是运动的支持者、盟友或投机者。本部分集中讨论政府回应的问题以及行动的策略。 1、框架 从中央政府文件和国家领导人讲话来看，对于政府来说，弘扬传统文化主要是为了回应一些紧迫而重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其行动的目标。 其一，重建全面崩溃的道德和价值观。例如，2001年9月，中共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其二，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例如， 2004年3月，中宣部和教育部在《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和争夺下一代的图谋，面对日益开放的环境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在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不断增强广大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其三，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例如，2005年6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联合颁布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充分运用民族传统节日，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推动形成团结互助、融洽相处的人际关系和平等友爱、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四，提高国际竞争力。例如，2006年11月，胡锦涛在第八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2、行动的策略 政府应对上述问题的总战略是复兴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具体的行动策略包括： 其一，调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放弃长期以来敌视传统文化的立场，并逐步接受乃至推崇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1976年之后，中国政府中止了批孔运动。1977年10月，中央政府拨款重修“三孔”。1978年5月，时任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拜访“三孔”。1981年2月，中国政府安排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访问孔庙。1982年9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匡亚明的文章“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2年11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曲阜，并下令重建曲阜孔庙大成殿孔子塑像。此后，邓颖超、李瑞环、江泽民等众多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曲阜和“三孔”。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祭祀孔子，而且规格一年比一年高。到2007年，主持祭孔的单位已经由县级市升格为山东省政府和文化部、教育部等中央部委。 在最高层面上，政府逐渐放弃西方话语体系，转而用中国的传统话语来描绘自己的未来蓝图。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界定自己的理想。这是西方左派的概念。到邓小平时代改为“现代化”。这个概念比较中性，但是偏向西方右派的话语。到了江泽民时代就转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已经是中国传统话语了。胡锦涛时代则提出“和谐社会”。这是典型的儒家式社会理想的核心概念。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以中国传统文化解说“和谐社会”理念。在上述演变过程中，“回归本土”的趋势十分明显。 其二，直接行动，即动用政府自己的资源，发起、组织、实施相关行动。 近年来，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如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些讲话和文件的颁布和实施，有力地引导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政府还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展开了持续的、大规模的、高规格的宣传活动。例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设《百家讲坛》栏目，相继推出《于丹〈论语〉心得》等一系列传统文化讲座，在社会上掀起了“论语热”等高潮。又如，2006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连续播出了由中央文明办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7集电视片《我们的节日》，详细解读了我国的传统节日。这部系列电视片还在中央电视台的其他频道相继播出。 同时，政府也直接发起、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活动。例如，1998年“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实施。2000年，济宁市政府向“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提交了在孔子故里济宁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报告。2004年3月，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对这项建议作出重要批示。又如，2004年9月2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官方祭祀孔子大典在曲阜孔庙举行。中央电视台向全球直播了这次公祭活动。此后公祭活动年年举办，而且规格不断提升。 其三，引导、鼓励、支持民间行动。 主要表现为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态度和活动，宣传民间的典型人物和做法。例如，自2004年官方首次祭孔开始，每次祭孔活动都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并组织国内外数百家媒体同步报道。民间祭孔、李浬、傅路江及其私塾、逄飞及其一耽学堂、蒋庆及其阳明精舍、王财贵宣扬儿童读经的演讲，以及各地的读经活动，都得到了各级官方媒体的广泛报道，强化了民间行动的示范效应。 政府也对民间诉求和行动做出积极回应。例如，1998年9月，叶嘉莹上书江泽民主席，呼吁倡导幼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泽民很快做出批示。1998年6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始实施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也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央各部委相关领导、地方各级政府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其四，政府积极主动地向国外输出中国文化，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文化交流的被动局面。通过文化输出，建设国家的软力量，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为“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 例如，中国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自2002年开始酝酿借鉴各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的经验，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2004年3月，海外语言推广机构被正式定名为“孔子学院”。2004年7月，“汉语桥”工程开始实施，内容包括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等10个项目。截至2007年4月，已建立140所孔子学院，分布在52个国家和地区。该项目的运作特征是政府主导，以非政府方式运作，同时利用政府资源、国内的公立大学和海外的本地资源。 3、运动的性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既不是纯粹的西方意义的社会运动，也不是纯粹的毛时代的政治运动。与西方社会运动最大的差异在于：第一，缺乏对抗性，激烈手段很少见，没有使用“物质损害逻辑”，行动基本上都在现行法律和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第二，运动的目标与现政府的目标基本一致，行动上也比较默契。第三，政府不仅是诉求对象，潜在或真实的镇压者，也是直接的行动者和支持者，甚至是运动的主力军。 这场运动与毛时代的政治运动也有重大差别。第一，社会参与者具有自发性，不是被政府直接动员起来的。第二，社会参与者具有自主性，尽管他们要考虑政府的反应，但是政府只是作为政治机遇结构在发挥影响。第三，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之间不存在垂直的隶属或领导关系，彼此平等互动。第四，政府不是唯一的指挥中心，唯一的发动者，也没有提供一套占据主导地位的框架，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系统对社会进行动员，社会成员的参与也不是外部强制的结果或迫于政治压力的结果。 本文认为，这场运动是西方社会运动和毛时代政治运动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默契合作，并且这种合作使运动获得了迅猛而稳健的发展。在今日中国，只有这类“混合型运动”，才能同时获得社会和政府的支持，才能在现实环境中诞生，才能够持续生存并获得迅猛发展，才能够最有效地传播理念，发动群众，动员资源，组织行动，才能够最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影响社会规范和政府制度的演变，甚至影响世界格局。纯粹的西方式的社会运动和毛时代的政治运动，都是无效的，而且注定是短命的。 九、运动的后果 本部分按照政治文化的逻辑，分析和预测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或后果。 1、预测的方法 由于目前运动还没有形成一个主导性框架，而运动的狂热分子或核心成员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对运动的影响至深至远。因此，可以用他们的价值观替代运动的主导性框架，并据此对运动的后果进行预测。具体的方法和程序为：确定“核心参与者”的标准，按此标准确定“核心参与者样本组”，通过统计分析确定“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再把这个价值观看作“预测的依据”，并据此进行趋势外推。 操作层面的具体方法和程序为：第一，确定两个样本组，一个是积极分子总样本中的高度认同儒家的参与者样本组，即李克特量表中的7个题项的得分均大于4的样本，简称“核心参与者”；一个是10个城市随机抽样总样本中的非参与者样本组，简称“非参与者”。第二，在两个样本组之间进行比较。这既是在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比较，又是在高度认同者与非认同者之间进行比较。第三，根据比较结果，推测运动的效果。此处，把非参与者的价值观看作将被改变或替代的现实中的主流价值观，而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看作将成为主流的未来的价值观。 本部分所有结论都是建立在详析分析的基础之上。详析分析的检验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所在城市、国际流动、国内流动。净关系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0.1。详析分析的结果不作陈述。 2、预测：对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1）文化与宗教立场 表5显示，核心参与者对古代思想家的认同高于现代。排位1、2、3、5的思想家均为古代的儒释道的鼻祖，排位4、6的思想家是现代的毛泽东和马克思。非参与者对现代思想家的认同高于古代。排位1、3、4的思想家是现代的毛泽东、孙中山、马克思，排位2、5的是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和老子。 两组人对本土思想家的认同均远远高于外界思想家。得到10%以上的人认同的思想家中，只有一位属于外界（马克思）。并且属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资本主义阵营。在两组中，亚当•斯密、卢梭、达尔文均排位靠后。 表5：对思想家的评价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下列人物中，您认为哪几位是最伟大的思想家？”(限选三项) 表6显示，核心参与者对儒教的认同远远高于非参与者。其对儒教的认同比例超过位居第二的佛教一倍多。非参与者对佛教的认同最高。 两组人对本土宗教的认同均远远高于外来宗教。核心参与者对外来宗教的认同程度更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合计只有0.6%。 表6：对宗教或文化传统的评价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下列宗教或文化传统中，您认为哪个是最伟大的？”(单选) 推论：这场运动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特别有利于提高儒家思想家，以及作为宗教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地位。有利于抑制外来思想家、外来宗教、外来文化传统的影响。 （2）对民主与权威的价值判断 对民主与权威的价值判断 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更加信任政府或国家。更加认为“国家有责任为人民创造幸福”、“政府有责任推广好的道德和价值”，而且核心参与者的均值高于非参与者。可以说，在政治文化方面，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加倾向儒家。更确切地说，前者比后者更加认同“儒家式权威主义”。 表7：对儒家价值观的态度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下面这些陈述与您的想法符合吗？是非常符合（5）、比较符合（4）、一般（3）、不太符合（2），还是非常不符合（1）？” 对民主化后果的态度 民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多党制和普选，表8测试被访者对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后果的预测，实际上是从制度层面测试他们对民主和权威的态度。调查发现，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对多党制和普选更加不信任，对其预期后果更加悲观。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实行多党制和普选制之后，政府不会更加公正地对待任何人、经济不能繁荣发展、犯罪率会增加且社会秩序会更加混乱、政治会更加腐败、阶级斗争会加剧、民族关系会恶化、领土完整会受到威胁、台湾有可能独立。这证明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加不认同民主。 表8：对中国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结果预测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国家实行多党制和普选，您认为会出现什么情况？”（多选） 对改革方式的态度 表9显示，核心参与者是更加“激进”的改革者，而非参与者更加“保守”。选择“保持现有体制不变”而不愿进行变革的比例，前者为2.9%，后者为15.1%。就“改革方式”而言，核心参与者更加“保守”，而非参与者更加“激进”。选择“激进式改革”的比例，前者为2.9%，后者为12.4%。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比例，前者为87.7%，后者为55.2%。可见，核心参与者更加有利于稳定。 表9：对改革方式的看法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对于我国现有体制的改革，您倾向于下列哪种改革方式？”(单选) 推论：这场运动直接有利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复兴，有利于儒家式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这场运动会强化或扩大对民主正当性的怀疑，对民主有效性的不信任，对政治民主化危害的担忧。其直接结果是不利于政治民主化，并通过抑制竞争对手的方式，间接有利于权威主义政体的稳定。同时，这次场运动有利于渐进式改革方式的推行和维持，进而有利于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 3、预测：对国际行为的影响 （1）文化民族主义立场 表10显示，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加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最好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应该流传下去，政府应该保护民族文化并承担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责任，国家还应该有组织地向外输出文化。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但要保护自己的文化，防止其它文化侵犯自己，而且还有向外输出文化，影响（征服）其他文化。这显示出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具有更加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 表10：对民族文化的态度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您是否同意下面这些说法？是非常同意（5）、比较同意（4）、一般（3）、不太同意（2），还是非常不同意（1）？”(单选) （2）大国理想和责任 表11显示，核心参与者选择“应该追求成为超级大国”的比例低于非参与者，选择“不应该追求成为超级大国”的比例高于后者。这说明前者比后者更加“和平”。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超级大国”可能是一个负面概念。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它与美国的所作所为联系在一起。 表11：对超级大国目标的态度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应该追求成为超级大国吗？”（单选） 推论：这场运动有利于提高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有利于本土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复归或复兴；有利于文化输出，特别是有利于政府推动的文化输出；有利于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崛起”或“王道”。 （3）对国际关系的态度 表12以对日本的态度为例考察了核心参与者和非参与者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调查显示，选择“不管怎样都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比例，核心参与者远低于非参与者，说明前者不如后者强硬。选择“如果将战犯灵位移出靖国神社，是可以参拜的”的比例，前者远高于后者，说明前者似乎更“讲道理”。选择“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中国无需发表意见”的比例，前者略低于后者。总的来看，在对日问题上，前者比后者更加“理性”，更加“非情绪化”。 表12：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态度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部分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政府和公众的不满。请问您的态度与下列哪一项最接近？”(单选) 推论：有利于提升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理解水平；有利于中国人理性地对待国家间的关系；有利于中国人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各国的国家利益；更加宽容地对待其他国家；减少情绪化、极端化的判断和行动，尤其是减少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敌意；降低政府宣传的有效性，提高个人独立地对国际问题作出判断的能力；有利于世界和平；最终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总之，本文的分析显示，这场运动很有可能改变中国的文化格局，一方面，降低外来文化——主要是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提升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力。如果运动获得足够的成功，将直至确立中国本土文化在中国的文化领导权。按照葛兰西的理论[5]，儒家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将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合法性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儒家倡导的王道政治。这场运动还将通过影响文化和政治，进而影响中国的其他领域，并通过影响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最终影响世界的文化和政治格局。所以，这场运动不仅可能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还可能影响人类的命运。 注释： [1]参见Donatella della Porta、Mario Diani，《社会运动概论》，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何明修，《社会运动概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2]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 [5]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008-10-07 作者授权儒家中国网站（www.rujiazg.com）发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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