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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之后,相同的说法屡见于各种文献,如《史记》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 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 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是礼之三本也。” 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前1 世纪的《大戴礼记》,也有基本相同的说法:“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 无先祖焉出? 无君师焉治? 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记》的说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也说及这五者:“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由这些材料看来,对天地君亲师的尊崇,在西汉时期已经非常普遍,并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认同。东汉章帝时,在班固等人整理编纂的《白虎通义》中,也强调了君、父、师的重要性:“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师。” 二、排序定型 无论是《国语》和《荀子》,还是《史记》和《大戴礼记》,都只是分别说明了天、地、君、亲、师的重要,为“天地君亲师”这一排列次序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却没有把这五者连在一起。将天地君亲师连在一起,形成一种整齐而简明的序列,是在东汉时期。 东汉顺帝时出现的《太平经》,是一部道教经典,但它同时继承了儒家的旨趣,极力宣扬天、地、君、父、师的重要。如它反复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书中还多次提及“君父师”,并有“太上中古以来,人益愚,日多财,为其邪行,反自言有功于天地君父师,此即大逆不达理之人也” 的说法。这里最早将天地君父师五个字连在一起,整齐地排序,构成了后世敬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的雏形。 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特别是研究道教的学者认为“, 天地君亲师”的排列源自道教,具体地说,最早见于《太平经》。如颇为权威的《中国道教》就这样说:“道教承认忠孝节义,甚至最先提出‘天地君父师’的伦理序列,后演为‘天地君亲师’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在《太平经》中,用的是“天地君父师”这样一组概念。尽管它与“天地君亲师”有微小的差异,但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看作是“天地君亲师”完整序列的最早出处。 钱穆先生曾向余英时问过这样的问题:“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变成红纸条,贴在厅堂上的? 带着老师的问题,余英时平时留心相关资料,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最后写成了《“天地君亲师”的起源》一文。余英时先生认为,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天地君亲师’起源的上限,但是我偶然发现的一条记载,可以证明它不能早于13 世纪中叶。” 具体地说,余先生认为“天地君亲师”出现于南宋末期的理宗时期。 余英时先生论定“天地君亲师”“不能早于13世纪中叶”出现,根据的是南宋俞文豹在《吹剑三录》中所说的一段话:“韩文公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然其说不过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愚以为未也。记曰: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君以正而用之。是师者固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夫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则其为职必非止于传道、受业、解惑也。” 余英时先生据此指出:“《吹剑三录》俞序作于淳祐八年戊申(1248) ,此文所引‘记曰’出于何书尚待考,因为它和荀子之说及《国语·晋语》‘民生于三’之说都不同。但俞氏无疑是最早提出‘师’与‘天地君亲’当并列而为五之一人。此时‘天地君亲师’不但未成为制度,而且还没有形成‘里巷常谈’。这是可以断言的。” 如前所引“, 记曰”中的一段话,出自《礼记·礼运》。《吹剑三录》只是提出了“师”应该“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这与《国语》、《荀子》、《史记》、《大戴礼记》的说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不过特别强调“师”的意义和地位罢了。或许是因为这时这个序列还不是很完整,或许是考虑到俞文豹还在不遗余力地提倡,余英时先生这才得出了“天地君亲师”的出现“不能早于13 世纪中叶”的结论,并论定“俞氏无疑是最早提出‘师’与‘天地君亲’当并列而为五之一人”。在我们看来,有《荀子》、《史记》等相关论说在前,又有《太平经》“天地君父师”的整齐序列继之于后,俞文豹显然不能算作是最早提出“师”应当与“天地君亲”并列之人。 明朝末年著名理学家刘宗周曾有这样的说法:“王文康公父训诲童蒙,必尽心力,修脯不计。每与同辈论师道曰:‘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师位何等尊重? 后生以师事我,则终身成败荣辱,俱我任之。若不尽心竭力,误人子弟,与庸医杀人等罪。’” 很多文献特别是传统劝善书都记载有这一情节,但这里王文康公所指不明。历任后周太祖、世宗、恭帝以及北宋太祖两代四朝的宰相、著名史学家王溥,寇准的女婿、宋仁宗时的宰相王曙,金朝最后一科状元、元初大臣王鹗,三人均有“文康”的谥号,都被称为王文康公。 我们认为,这里王文康公指的是王曙。第一,在历史文献中,用王文康公称号的,往往是此人。因此《, 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一在《古人称号》的“王文康公”下,即注明为“曙”。第二,有文献记载说:“余为潞州长子县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为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为业。有儿年七八岁不能养,欲施寺之祖师。祖师善相,谓曰:‘儿相贵,可令读书。’因以钱币资之,是谓文康公。后公贵,祖师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公最受寇莱公之知,因妻以女。” 这则材料说明,王曙的父亲曾从事启蒙教育的工作“, 以教授村童为业”,与刘宗周所说“训诲童蒙”吻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