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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蛮荒之地”成为“海滨邹鲁”？专家：北方士人入闽有着巨大影响 邹鲁是对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为什么作为中唐以前“蛮荒之地”的福建或者福州之后会成为“海滨邹鲁”？甚至后来的声望堪比一些文化发达的北方城市呢？文史专家们也做了详细的解释。 应该说北方人士的入闽对福建的教化和文风习尚有着巨大影响。”据黄仲昭《八闽通志·秩官》和陈衍《福建通志·名宦》记载，“昌国初为蛮地，俗不知学。弥之教之稼穑，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嚣。”这说的是，早在南朝刘宋元帝元嘉年间（424-453年），江左人阮弥之任昌国郡（即晋安郡，治今福州）太守时，福州设立学校教化民众，并有所成就，这也是福州地区作为闽中首邑开始布施教化的最早信息。而后福州人为感念阮弥之的功德，特建祠庙以祀之。 后来五代著名诗人学者黄滔曾任闽王王审知御史，他力劝王审知“宁作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也”，所以王审知的治理期间，一直“安民和众”。福建也因此进入中华文化范围，以至于后来居上。 有史书记载，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治闽，对福建文化教育的发展也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在《三山志》卷8《公廨·庙学》、《新五代史·王审知传》卷68中都有记载。这些都证明，唐五代福建文教的发展是迅速而普遍的，其风俗一变而为齐鲁洙泗，儒学之兴盛独擅东南。 福建成为被公认的“海滨邹鲁”其实是到了宋代，因为唐代福建虽有“邹鲁”之风俗，但尚不为世人所重，到了宋代才因“贤才之出，彬彬焉轶于唐”。到了宋代，北方传统文化受到游牧民族的反复扫荡。南方各地却因祸得福，由南宋朝廷的偏安而获得发展的机遇。所以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北宋庆历、熙宁、崇宁年间，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前后三次倡导兴办州学、县学，因此官学遍于郡县。南宋时期，福州、泉州更设宗学，以教育赵宋宗室子弟。南宋时，福建1府、5州、2军、58县全面建学，许多州县学还附设小学。福州共计办州县学14所，治城内集州学及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学于一城，规模庞大，养士最多。此外，宋代福建各地家塾、义斋、乡学、书社等各种私立学校广布于各地。福州地区尤为兴盛：“凡乡里，各有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北宋崇宁年间，福州州学生员达到1200多人；大观年间，建州州学生员也在千人左右。这一点，《宋书·地理志》里也有记载，闽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传统儒学由众多学者继承发展，形成理学，至南宋由朱熹集其大成而为“闽学”。 南宋时期，地方办学变为以书院为主，且多为民办，据统计，福建书院多达60所（一说80所）。福州因是八闽首府、文化精英荟萃之地，所以儒学最为发达，书院多达21所。朱熹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 由于教育盛况空前，特别是书院、官学发展，加上各种选举抡才的科目繁多，读书以求仕进者甚众。因此，“福建出秀才”被列为当时“天下第一”的社会奇观。宋代福州人由进士及第而入仕途者比比皆是。这一点，在清乾隆时徐景熹主修《福州府志》中有明确的描述，该书卷24《风俗》篇中说，福郡自宋以后，“风气进而益上，彬彬郁郁，衣冠文物之选，遂为东南一大都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