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有《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等作品。他出生在北京，在城市长大，却为农民做事，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早在1938年就赴延安访问，同毛泽东纵论中国及天下大事；他只有中学学历，却凭勤奋和天赋自学，在佛学、儒学等方面卓有成就；他惯于独立思考，不讲假话，不随大流，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曾当面顶撞毛泽东。 从不唯上，敢于放言 1938年1月，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对他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民国七年（1918）我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图书管理员。梁漱溟称赞毛泽东好记性。 在毛泽东面前，梁漱溟可以放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梁漱溟不愿进京，但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于1950年再次邀请，他才从重庆到了北京，愿意被纳入“政治协商”范畴。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工农有“九天九地”之差！ 梁漱溟的发言呈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斥梁漱溟坚持地主阶级立场，非难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在12日的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梁漱溟。梁漱溟觉得毛泽东曲解了他发言的本质，要求澄清并解除对他的误会。可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定性逐步升级。17日将他说成是野心家，伪君子。18日下午，梁漱溟对毛泽东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泽东回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书生梁漱溟怒道：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你；若你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 梁漱溟终究未能遂愿，他成了众矢之的。不过，“没有雅量”的毛泽东保留了梁漱溟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他的生活待遇照旧。 作为“反面教员”，梁漱溟本色依然不改。他在1953年被宣布“一贯反动”，1955年又被重点批判，不让他发表文章，却幸免于“反右”劫难。但在20世纪60年代政协委员开会时，他发言胆敢不讲阶级斗争；70年代初，他发言“宪法草案”有“很多问题”，尤其是不该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去！林彪死于异邦后，政协组织“批林批孔”，在同仇敌忾中，梁漱溟却“不批孔，只批林”。因此，他又遭到批判。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974年9月23日，梁漱溟就这样在批他的会上拒不“认罪”！ “四人帮”垮台后，“两个凡是”仍然笼罩全国。1979年初，已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却敢于在会上全盘否定“文革”。 无党无派，和而不同 1953年9月，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说，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 梁漱溟的确和国民党许多要人熟识。譬如他1931年赴山东邹平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时，邹平县作为“特区”，不用向省里交税；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还兴办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那时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给了梁漱溟许多优待。梁漱溟原籍广西，和李宗仁也算同乡。他和并非国民党人的张东荪有关系，是因为他们同在“中国民主同盟”——毛泽东这样“点名”，是因为张东荪已经卷入1951年破获的“美国特务案”。 梁漱溟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指责。1949年初，毛泽东提出和谈“八项条件”，第一项是“惩办战争罪犯”。2月13日，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敬告中国共产党》两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凡是在国民党高位的，应表示负责精神，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但梁漱溟又说，国民党这样做了以后，共产党应宣布3年作战，事非得已，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绝不用兵，以免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 3月10日，他又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说，过去国民党与我作对，我不能与它硬来时，只有让他一下，我知道它必不会久。今天我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它只能“和而不同”。 梁漱溟对蒋介石的印象不好。1980年他接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采访时回忆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感觉对他很客气的蒋介石十分虚假。 不肯妥协，“叫板”现实 梁漱溟1917年23岁时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直到1924年，一直在北大任教，先讲“印度哲学”，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再讲“儒家哲学”，连梁启超都亲自上门向他请教佛学。 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骂熊十力不懂佛学。1919年，熊十力从天津给梁漱溟寄明信片，两人“不打不相识”，梁漱溟向佛学家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为熊十力成才助了一臂之力。 1921年，梁漱溟又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闻名遐迩。可是，他却在1924年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一边办学，一边考察。自1931年起，把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接到山东邹平。 一个出身“世代诗礼仁宦”家庭、在北京长大的人，居然到乡村生活。他的长子梁培宽后来回忆：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全家生活在那里，喝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父亲平时在研究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回趟家。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7年。半个世纪后，梁漱溟在《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 7年后，这项试验因1937年日寇入侵被迫停止。梁漱溟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在枪林弹雨中，他与国民党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及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罗荣桓等都进行了会晤，历尽艰险。 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几乎没有过春节这个概念。1930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他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 1941年，梁漱溟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们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黄炎培曾和梁漱溟戏言：我们是“黄粱一梦”啊！ 梁漱溟把金钱看得很淡。1941年，他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给自己定的是月薪100元，给经理定的却是200元。后来他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又贴给家里人口多的经理。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的都接济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着落的友人。 与自己较劲 梁漱溟说，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他的父亲梁巨川，是位任过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等职务的举人，也是位体恤下层的“怪人”。在60岁生日前3天，梁巨川留下“国性不存，我生何用”的遗书，自沉离家不远的湖中。 梁巨川临“走”前，还和儿子讨论局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他离开了污浊的世界，给梁漱溟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也给了他持久的影响。 梁漱溟从小时起，父亲就对他实施“宽放”式教育，给他自由，任他“胡闹”。发现错误，点到为止。梁漱溟5岁开蒙，和普通儿童不同的是，梁巨川没让儿子读经，而是送他到中西小学堂读书。1906年，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后，养成自学习惯、博览群书的他没有上大学，而是担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梁漱溟甚至想出家，梁巨川都不明示反对。 梁漱溟因思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但是在父亲自杀后，他立志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 20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的打击，梁漱溟挺了过来；“文化大革命”中，年逾古稀的他被赶出居室，他不仅坚强地活着，还在暂住的小屋内，凭记忆写出《儒佛异同论》。 梁漱溟的人生观转变，是他自己所“悟”。他受父母疼爱，家境又好，却苦闷不乐。而家中天天为生活劳作的女工，脸上却有笑容。梁漱溟参透：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 一生钻研佛学的梁漱溟，却从不烧香拜佛。可见他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而走进佛学。后来他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又研究儒学。他的两个儿子，一名培宽，一名培恕。取名可见追求。 梁漱溟时常向人“叫板”，似乎非儒家所为。梁漱溟这样解释，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新儒学奠基人的称誉。他却说，对孔子的学说，自己只是在殿外往里看到一些，不敢说登堂入室。 进入耄耋之年后，一生思考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痛斥的梁漱溟判若两人。他成了一位温和、中庸的长者，他甚至写了《纪念先妻黄靖贤》的文章，言辞颇具温情。殊不知1934年夫人黄靖贤在山东邹平逝世后，梁漱溟当年的“悼亡诗”写的是：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更令人惊奇的是，当艾恺教授1980年问他“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时，他脱口而出：毛泽东！ 1988年6月23日，年轻时多次想自杀、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梁漱溟，徐徐垂下95岁的人生大幕。他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