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睢阳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前身为南都学舍，原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县城南，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创，并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于繁华闹市，历来人才辈出。靖康国难时(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沦陷，应天府书院被毁，学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府书院没落。历朝虽有人曾重修书院，但未能成功，今天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的建筑，供人瞻仰。 应天府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当时有邑人杨悫“乐于教育”，在将军赵直的支持下，聚徒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楚丘人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使应天府书院扬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个吟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产生原因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 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历史沿革 草创 唐哀宗天佑四年（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应天府书院由此而生。 书院历史最早追溯到五代的后晋，杨悫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聚众讲学，后来他的学生戚同文继续办学，应天府书院的前身就是当时归德军的南都学舍赵直为其筑室聚徒。 北宋立国初期，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睢阳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学校一度关闭。 北宋盛世 宋真宗时，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开创宋朝，1005年将其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改名应天府。1008年，当地人曹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悫）之庐”，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1500卷，并愿以学舍入官，并请令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院，以曹诚为助教，经由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受到宋真宗赞赏，翌年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学化书院 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经应天知府、文学家晏殊等人加以扩展。范仲淹曾受教于此，及后曾在书院任教，盛极一时，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应天府的办学模式，令当地书院风气大盛。李觏先在南城创办了盱江书院，求学人数曾达1000多人；杜子野在宜黄兴办鹿冈书院，曾巩在临川办起了兴鲁书院，并亲自制订校规并任教，还聘请欧阳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靖康国难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应天府书院毁于战乱。同时也因南宋偏安，就读于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学大盛日时，应天府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未能扮演文化传承角色。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蔡瑷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而沿用旧名，重建书院，但万历七年(1579年)，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应天书院遂废。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陈锡格又重修应天府书院，但为时不久，书院又废。 课程设置 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要求“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上执政书》提出“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强调“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亦把“德”说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学，但大多是提纲挈领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只给学生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应天府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范仲淹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著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学问上堪为表率，学风甚浓。 历史地位 宋仁宗庆历年三年（1043年），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苏湖教法改革当时教育系统，期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在范仲淹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校)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