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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传来消息，说是杨绛先生提名要我主持《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编辑工作。原本我是想过了春节最热乎的这几天，再去拜望杨先生，这回只好和她电话预约好提前登门拜年，以便及早地聆听她编印纪念文集的意愿，以及对我做何差遣。听过她讲述了与陈奎元院长就此事商谈的经过后，我首先表示了对他们信任的谢意，然后说：“突然接到这一授命，有两句话涌上心头：一是‘力不胜任’，二是‘义不容辞’。” 说“力不胜任”，绝非虚情假义的客套话，而是区区略有自知之明的“实情”。钱先生是“通人”，学问博大精深，汪洋恣肆，会通中外古今。当年读他的书，我就常常苦于学力的不足。如今约请学界中的人士，来写纪念这位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匠的文章，人们自然会对其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做出充分评估。让我来评判和编辑这样一批文章，必定会愈加现出学力不逮的原形。至于面对钱先生倾心专攻的“文学的鉴赏和评判”这一专门领域，我又恰恰是个像他指斥的“不通艺事”的“学士”，而非够格的“文人”。老实说，就个人才识而言，我要应承下这项“力不胜任”的委托，便无法不违背钱先生的遗教：去充当一个不称职的“挂名主编”。 无可奈何的是，自己的本事再不济，我也不能够推辞杨先生的这项派遣；为纪念钱先生百年诞辰出点力，我“义不容辞”。 掰开来说，不容辞之“义”，有两重含义。一是钱先生于我的深厚情谊。钱先生比我整整大二十岁，钱先生和我交往整整二十年。二十年的交情，只把它说成是忘年之交，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之间存在着的，是深厚的师生之谊。虽然他一再写信训斥我称呼他为“默存师”是“蓄意折他的寿”，但是实际上他对我诱导教诲、从未间断。二十年间，举凡我向他请教问题，以及请求他帮助解决疑难事项，不管是合理的，还是古怪的，甚至是不情之请，他都一概耐心地解疑释惑，竭诚相助。与钱锺书先生对我的关爱之深、期望之殷相对照，我就愈加对钱先生有着一种愧疚之感。今天能够为他的百年诞辰编辑纪念文集的事稍尽绵薄，不但可以略效弟子之礼，而且也可以算是聆听先生教诲的又一次补课吧。 不容辞之“义”的第二重含义，远比个人间“师生之谊”重要得多了。编一本纪念钱先生的文集，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亲朋好友们寄托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更重要的，我们是想通过出版这本文集，再一次呼唤学术界文化界加深认识钱锺书先生学术贡献的重大价值，进一步推动新生代学人学习钱锺书先生学术成就的自觉；希望他们能够担当起传承与发展钱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宗师筚路蓝缕开创的文化大业的重任，以期更好地推进我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归总一句话，纪念钱锺书，就是号召一切有志于学的人，都来学习钱锺书。作为与钱先生在同一个单位共事多年的晚辈，我为办这件有益于学界的大事当个义工，还能不心甘情愿！ 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我写过两篇纪念他的短文。第一篇题目是《送默存先生远行》，第二篇题目是《走近钱锺书》；今天写的《向钱锺书先生学习》，是第三篇。设若将三篇文章的题目统一格式，那就可以依次表述为：《送别钱锺书》、《走近钱锺书》、《学习钱锺书》。三篇的写作角度有差别，命题自当有别，但是我这三篇短文也有着“一以贯之”的主旨，这就是衷心希望有心从事文化事业的人都来自觉地学习钱锺书。 学习钱锺书，应该学什么？笼统说来，自当是：钻研他的学术成果，鉴赏他的文学创作，接受他的丰富知识，领悟他的独到见解。不过钱先生是博学的大家，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以及语言学、心理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他都卓有建树，更不必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文字。我们自然盼望中国能够早日涌现出钱锺书式的博学大家；不过一时出不来这样的大家，倒也不用着急，能够有人把钱先生某个方面的学问学到手、学到家，那也是值得庆幸的事。“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我们能有几十个、几百个专家，凑一起，岂不也有可能“赛过钱锺书”吗？ 学习钱锺书，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认真地读他的著作。但是显然不能以读过了，甚至读熟了钱先生的著述为满足。正像冯友兰先生早年提倡的对待理学的态度那样：“不是要照着他说，而是要接着他说。”怎么才能跟上先贤的脚步“接着走”？首先当然得把钱先生认定是我们求学问道的指路人——为我们提供打开学术文化宝藏钥匙的开门人。知道了路径所向、宝藏所在，下一步那就得靠我们自己步趋前导，迈开双腿，独立地探险寻幽。比如要想学好《管锥编》，要想彻底领悟其中的精思妙想、微言大义，那至少就得认真钻研他所论列的十部典籍；要想透彻地领悟他所论列的西方典籍，那就不得不花力气去学通一门门外语。“通人”自然难成，能够按照钱先生点拨的路数，将自己造就成精通一部典籍，或者精通一门外语的“专家”，那也算得上是没有完全辜负钱先生寄希望于后学的良苦用心了。有人说：“钱锺书是不可复制的。”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钱先生过人的天赋，常人难以企及；但是钱先生的勤奋，人们是可以学习的。以勤补拙，收获也许能差强人意。所以，说到底，学习钱锺书，固然要学习他传播的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他的治学经验、态度和方法。 强调学习钱锺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的重要性，还有一层理由在。因为我们所有真诚尊崇钱先生的学界中人，谁都没有想把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完美化、顶峰化，更不会用迷信的态度把他塑造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天生圣哲。学通中外古今的钱先生，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学业也是有所长又有所短，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况且，作为博学“通人”的钱先生，术业当然还是有侧重有专攻的。如果说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领域，是钱先生所长的话，那么便应当承认，经济、政治、法律、军事之属，就非其所长，非其所专。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去向钱先生请教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如何根除贪官污吏，他老人家必定是无法应对，说不出学理依据，更拿不出有效对策。但是，话说回来，难道从事并非钱先生所长的某些专业的人士，就不能从钱先生学术成就中汲取营养吗？恰恰相反，他的不离不弃、永不懈怠的求知态度，他的不肯随波逐流、迷信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的首创勇气，他的知难而进、寻根究底、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他的博采众说、触类旁通、严谨推理、明辨是非的治学方法，对于各类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普适的价值。隔行的学者从钱先生的著述中的某些奇思妙想、隽语名言中得到启示，也不是什么鲜见的特例。至于钱先生在其专门研究的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人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将其完美化。他的成就再大，也不会变成消灭了一切瑕疵、终结了人类认知过程的绝对真理。在学术上特立独行、超凡脱俗、以“狷”自命的钱先生，其实是一贯坚持在学术探讨上平等待人的人。他不仅坦诚地尊重、而且真诚地欢迎人们和他商讨学术见解；对于能够指出他的著述中的错讹的，总是诚恳地道谢不已。他热忱于帮助、支持、奖掖后学的许多事例，更是学界中广为流传的佳话，感人至深。我凭借与钱先生的多年交往认定，钱先生内心深处是热切地期盼着“超越钱锺书”的新生代在中国学术界涌现。 “超越钱锺书”，大约是要靠几代人薪火相传地接力，才能办得成的大业。但是，大道通衢就在眼前，那就是踏踏实实地“学习钱锺书”——学习钱锺书为代表的一代卓越的前辈学人，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他们开辟的治学之路。 把纪念钱锺书的活动，变成学习钱锺书的切实行动，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大好前程就必定是可期的！ 丁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