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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我收到一则短信: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浙江著名田野考古学者朱伯谦先生今晨五点谢世，享年85岁。噩耗传来，让我悲痛不已。这是一位和善而令人敬仰的老前辈。 50余年来，朱伯谦先生考察发现的浙江省各地窑址数以千计。他曾数十次去龙泉窑遗址考察，著作《龙泉窑青瓷》是海内外公认的解读龙泉瓷的权威著作。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出版了《中国陶瓷》一书，朱先生就是此书的主要作者。 去年，浙江龙泉青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瓷器第一次进入世界非遗名录。为此，我专门去电朱伯谦先生报喜，朱先生说:“青瓷可以说是中国瓷器的始祖，而浙江龙泉窑则是中国青瓷史也是中华陶瓷史上的一个名窑。因此，龙泉青瓷进名录是众望所归。” 朱先生与我是同乡，都是浙江诸暨人，彼此交往亲切不少。8年前，朱先生来沪上光临寒舍聊叙，对我说:“你在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诸暨有不少春秋战国古窑遗址值得关注。当年发掘时我去考察过，那里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残片，质量都不错，年代这么早的窑址在国内并不多，它们在中国陶器发展史上有独特的地位。”朱老的一席话，引起我对诸暨春秋战国窑址的关注。后来我特地去诸暨春秋战国窑址考察，拙作中诸暨陶瓷文化占有一席之地，朱先生看后赞赏有加。 受朱先生影响，我对龙泉青瓷情有独钟，曾先后8次去龙泉大窑遗址考察。龙泉青瓷以粉青和梅子青为代表。粉青釉光泽淡雅柔和，可与碧玉媲美；梅子青丰盈滋润，既像雨水淋过的青梅，又仿佛蓝天映照下的清澈湖水。但令我遗憾的是，中国制瓷业如此发达，可文献资料却少得可怜，这给后人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如宋代文献资料中龙泉青瓷记载不多，文人骚客也很少提及，难道是美轮美奂的南宋官窑的盛名掩盖了龙泉青瓷的光辉？ 当我向朱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时，朱老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宋廷南迁，临安成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江人口大增，外销活跃，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从遗址发掘来看，龙泉大窑可能设有官窑。窑工们根据南宋官窑制瓷工艺，将胎釉配方作了调整，创造性地生产了白胎厚釉青瓷，犹如翡翠碧玉，深得宫廷和官僚的喜爱。这种白胎厚釉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南宋六陵墓地均有大量出土。由于我国士大夫文人对手工瓷业往往不屑一顾，文献记录较少，完全可以理解。 朱老说，龙泉青瓷能够恢复生产，还要感谢外国人。上世纪50年代，一些外宾来中国访问，他们向当时外交部的外事人员打听哪里有买“雪拉同”，外事人员不知何为“雪拉同”，就说没有。后来，有位苏联援华专家在回国前也提出要“雪拉同”，大家就重视了。为此事，他们专程到故宫请教陈万里。这位被周恩来总理亲点而调进故宫博物院的著名考古学家笑道:“雪拉同”就是中国青瓷。明代随着郑和下西洋的船只，龙泉青瓷漂到了欧洲，在巴黎，人们被它青翠典雅的釉色所陶醉，而法国当时正上演小说家杜尔夫的《牧羊女亚司泰来》，剧情描写牧羊人雪拉同和牧羊女亚司泰来的爱情故事。雪拉同出场时穿一件非常漂亮的青色衣裳，“雪拉同”便成为龙泉青瓷的代名词。 “雪拉同”的趣闻逸事惊动了周总理，1957年，他指示“要恢复五大名窑生产，首先要恢复龙泉窑和河南汝窑”。朱先生告诉我，恢复龙泉窑，文物部门首先要搞清楚龙泉窑的历史；其次要能提供龙泉青瓷的标本，以便做研究参考。当时，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就派朱老前往龙泉考古发掘。在龙泉调查时，朱先生他们发现浙江龙泉有500多处古代的窑址。后来朱先生撰写出版了《龙泉青瓷研究》一书，在当时引起轰动。 2007年元月，相隔4年后，我重访浙南龙泉窑。龙泉到处是崇山峻岭，车，在曲折的山道上颠簸，让人感到受不了。联想这个当年日寇都无法侵入的地方，陈万里、朱伯谦等却翻山越岭亲临龙泉实地考察，遭受的艰难可想而知。在他们精神的感召下，我考察了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的50座古窑遗址，并撰写了《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此番来到龙泉，触景生情，想到“文革”中陈万里先生被迫害致死，尸骨无存，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在龙泉为陈万里建亭竖像立碑，以纪念他为中国田野考古作出的巨大贡献。回沪后，我第一个电话打给朱伯谦先生，朱老说:“坚决支持，功德无量。”他还带头捐款3000元，以实际行动支持我的创意。他的支持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激励着我克服重重困难，为陈万里建亭竖像立碑的愿望终于在龙泉实现了。 拙作《日照香炉》出版，朱老不顾年事巳高，亲自写序加以鼓励；去年春天我的藏友赵月汀举办百壶展，他欣然答应来沪参加研讨会，还即席发言。他希望年轻人多多努力，将中华古陶瓷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让中华文明代代相传。沒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让人唏嘘。朱老的精神和思想已深深烙印在我心中，我想，继承和发扬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才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朱伯谦先生(中)陪同本文作者(左)考察窑址 钱汉东 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