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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 解玺璋，文艺评论家。北京人，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曾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编报、编书二十余年，对文艺评论情有独钟，有《喧嚣与寂寞》《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张恨水卷》等专著。 就我个人而言，读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闻其人，再读其书，另一种是先读其书，再知其人。唐德刚属于后者。 10年前，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唐德刚的作品，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以后陆续读了他的《袁氏当国》《张学良口述历史》和《五十年代的尘埃》，增加了对他的了解，也在心里慢慢描绘出这个人的轮廓。不过，这种了解都是纸上得来，很肤浅。 唐氏专治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他的《晚清七十年》就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构成和展开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我读这本书，有豁然开朗和眼前一亮的感觉。他把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看作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现象”，他认为：“在历史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所谓转型，在他看来，就是“中国固有文明”现代化。具体讲到康梁戊戌变法，他认为，这是“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对此他还有个形象生动的描述：“康梁师徒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歌可泣，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唐氏之“转型说”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在历史研究方法以及历史观上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因此知道了，在教条、僵硬、定性、学究式的历史叙述之外，还有这样鲜活、生动的表达。唐黄二人还有一点是相同的——作为知名史学家和杰出史传作家，他们不仅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具备超强的文学想象力，使人想到《左传》和《史记》。他们都是来自海外的历史学者，却能够始终追随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的历史叙事传统，除了理性的思考和规律的揭示，还有逼真的细节、场景，以及活生生的人物和动人的事件。 再以《梅兰芳传稿》为例，有人赞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就是用了太史公的写法。他写梅兰芳在美国的影响，用了一个细节：“你可看到地道车上、课堂上、工厂内、舞场上……所有女孩子的手，这时都是梅兰芳的手。”这种细节的概括力足可以引发读者的丰富想象，它并不伤害历史的真实性，而是将“梅兰芳的色艺精绝、美国人的倾心、梅君的影响力”，全都表尽道尽了。他写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台上的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一句倒板，如何引得观众如醉如痴，他写道：“在这娇滴滴的声音里，舞台下千百个观众不觉都停止了呼吸。千百张‘剧情说明书’被人们不知不觉地搓成无数个小纸球。”我辈做新闻的人应该熟悉这种写法，这就是新闻要求的“现场感”啊。可贵的是，唐德刚的历史写作，也能做到“形象性的、写具体事实，并且往往现场化、故事化”。这种写作方式对于记录当下历史的新闻记者来说，不能没有帮助和启示。 唐德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为我们引进了“口述史”这个概念，他的几部口述历史著作陆续在内地出版，渐渐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也启发了我们对于口述史的理解和认知。口述历史又不仅仅是记录而已，它只是整个历史研究系统中的一部分，当然是基础的部分。口述历史则使得研究者有可能面对活的历史，这些有生气的活的人物，有可能为历史叙事提供更多的、鲜活的素材。他做过一篇《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其中就讲到了写作《张学良回忆录》绝非常人所想的“我讲你写”那样简单。作为《李宗仁回忆录》执笔人，他讲到写作这部书的感受，用了“真不堪回首”几个字，可见不是一件十分容易做的事。所以，他在接到张学良的邀请，准备做一部《张学良回忆录》时，才有“真使我心惊胆怕”的感觉。唐德刚晚年曾对《张学良回忆录》的流产感到遗憾，但也只能慨然叹之，无可奈何。再来看我们这里口述历史的热闹，一片繁荣景象，就有些汗颜。如今，唐先生已经走了，但他的这本“经”，尤其是口述历史的这本“经”，还是应该有人继续念下去的。 解玺璋 京华时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