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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政鉴》十二卷，宋仁宗赵祯撰。《洪范》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相传为箕子所作。箕子名胥余，商纣王诸父，封子爵，国于箕，故称箕子。时纣王暴虐，箕子谏而不听。比干强谏，纣剖比干腹，观其心。箕子惧，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周武王率诸侯伐纣，斩纣后，箕子随武王归于镐京。由《尚书·洪范》：“以箕子归，作《洪范》。”伪孔安国传称：“归镐京，箕子作之。”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曰：“武王伐殷，既胜……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等记载可见箕子作《洪范》之说，其来已久。 《尚书》伪孔安国传解释“洪范”：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意天子治国行道，必须符合天地运行法则，否则即会受到惩罚。阴阳变化、五行交替、天垂异象，都是对人主行为、政绩的警示。所以历代帝王都常以此为鉴，约束个人行为，调整现行政策；忠臣良将也常以此作规劝人主的依据。宋仁宗赵祯躬自撰著《洪范政鉴》的目的就是用事例阐释《洪范》，使之成为政治之龟鉴。 此书成于康定元年（1040）前，英宗治平三年（1066），曾书于钦明殿的屏风之上，令君臣时时警戒。由于此为皇帝御撰，内容又是术数类天人预警之类，故向藏宫中，从未梓行。《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立朝之初，太史局就受命寻找过《洪范政鉴》等书，于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八日，令秘阁缮写《洪范政鉴》一本纳进。 此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书上钤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大本堂书”等印记，表明此本南宋为皇家藏书，明初仍藏内府。晚清此书曾入盛昱郁华阁，为傅增湘称为郁华阁之弁冕，之后入完颜景贤家。傅增湘曾请求借以录副，而未得应允。仅就半亩园中展阅片晷，略纪梗概。就仅仅是当日一瞥，其“古香异彩”就令傅增湘先生梦寐不忘十余年。十余年后完颜氏辞世，其所收藏，散落如烟，《洪范政鉴》因秘惜不忍去手，傅氏得以质于书库数月完成录副之愿望。不久书终落书估之手，书估悬以高价，傅增湘先生终“舍鱼而取熊掌”，将珍藏多年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出，换得巨款购回此书。并为此书深藏四朝宫禁之中，巍然长存，虽一时流入民间。仍然保存完好，“玉楮朱栏，新若未触”（本书傅氏后跋）而庆幸不已。感叹天壤间似有神物护持。 傅增湘曾命藏书处曰“津寄庐”。1916年，重金购得端方藏百衲本《资治通鉴》宋刻后，与祖所遗元刊《通鉴》合为双璧，改称藏书处“双鉴楼”。1918年傅购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屋，旁拓小园，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藏园”，“双鉴楼”亦即移至其中。1928年，将所收得传世惟一完整的宋人写本《洪范政鉴》，替换元刊《通鉴》，改《洪范政鉴》与百衲本《通鉴》相配成“双鉴”，“双鉴楼”及其藏书更加名重一时。1930年，傅增湘即认识到：“文字典籍，天下公器，此殊尤绝异之品，宁终必为吾有？”并“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至晚年，他目睹数十年来诸前辈藏书大多不能世守，在动乱中相继散失的现实，对自己身后藏书的归宿深感忧虑。1948年，傅增湘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叮嘱后人将“双鉴”捐赠北京图书馆，并嘱身后所遗善本精粹不能分散。藏园老人辞世后，后人遵嘱，将善本转与北京图书馆，藏园外库普通书赠予家乡四川。 “双鉴”入藏国家图书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书家向国家捐献的第一笔珍贵善本。 陈红彦 人民日报海外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