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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这个称呼的由来，历史上多种多样，至今都没有一个被各方都认可的统一的定论。 曾经有位学者提出，胡同最早见著文字的写法是“衖通”。清翟灏《通俗篇》说，衖是古字，并不是俗字，它的读音和意义，与巷相通。可以理解，这个不俗的字就没能沿袭使用。 元朝末年，熊梦祥在传世年代最早的北京地方志《析津志》中（析津：北京），也只记载了元大都的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这里简单地记述了城市道路建设的规范。这时也还没有出现“胡同”一说。直到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爵的《京师五城巷衚衕集》与万历二十一年沈榜的《宛署杂记》里，衖通则写成衚衕了。在这之后的书刻中才不断地出现并逐渐简化成“胡同”了。但是，对胡同的具体解释仍然并不明确。 目前，多数人认为，胡同这个称呼的发音与蒙古语中“水井”一词的发音“忽洞格”相似，联想到元朝建城，认为这就是胡同的“来源”。 大家都知道，两个不同的语种，如果读音相似，其意可能毫无关系。 我们还知道，北京因为地质构造的原因，多数地下是“苦涩水”。因为甜水难寻，老北京做打井这一行的都说：“十井九废。”所以，多数的胡同并没有水井，有很多还是大街才有。物以稀为贵，水又是民生之必须，甜水井被私人占有，占有者雇工用水车送水入户，以从中渔利。而井，不代表胡同。 现在北京城确是元朝所建。但是，追溯北京更久远的历史，三千多年以前，在琉璃河附近，就已经出现西周的古城了。曾经是“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都城蓟，就在今天的广安门一带。秦汉五代，北京也是北方重镇，虽然具体位置有些变化，但是，人文、风俗的传承，自有它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容否认的。因此，笔者认为“胡同”的称呼，就是北京的方言，因而对胡同一词的来源，也有自己的理解。 让我们来分析这个方言的本意。 先说这个“胡”字。一提到这个字，很多人立刻联想到“元大都”、“胡人”。干脆，有人就臆断地理解为“胡人大同”或者是“把胡人同化了”，政治色彩颇浓，但作为解释“胡同”来源，似乎并不足取。 其实，这个胡字还有一层很重要的解释，那就是：随便、任意的意思，例如“胡来”、“胡作非为”等。 再来说这个“同”字。前面我们提到了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衖通”，没离开“通”。胡同作为街巷，就是为了通行的，当然古时也有隔火功用，不过通行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北京的方言中，胡同这个“同”字的发音，仔细辨听，它实质就是个“通”字。所以，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通”字，并与实际用意相符合，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如果将这两个字的解释连接起来，似乎可以理解为“任意通行”。 有人可能要问：“这同和通怎么差这么多呀？”您看，从“衖通”经过几百年变成“衚衕”，又过了几百年变成了“胡同”。更何况在市井民俗中将繁字变简或假借，也是常有的事。有些方言好说不好写，例如北京方言，把跑了说成“颠儿了”，说成“撒丫子了”等，这里都还是含有几分耐人寻味的俏皮。兴许方言“衖通”就是“胡同”的音绎，也未尝可知呢。 有件事我跟您顺便聊聊。北京解放以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地方政府为老百姓做实事，将路口残破不堪的路牌更新，挂上路口墙头的新牌很多写的是“×××糊通”，也有写成“糊筒”的。很快议论就出来了，没多长时间就重新制作，统一写成“胡同”了。这当然，不是什么证据，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将方言写成文字出来，确实有点难度。 还有人可能又问啦：“那‘死胡同’怎么讲？”实际上据考证，如果建成不能通行的小巷，名称一般不称为“胡同”，而是称为“里”，例如宣外校场小八条西侧的“权盛里”（现在南半侧四座四合院已改建成楼房），西四南大街路东有个保存完好的“义达里”。也有叫“店”的，例如宣外大街东侧有个“柿子店”等。从现存最早的地图上看，胡同绝大多数都是畅通的，至于也有不通的死胡同，那就很可能是后来有人胡搭乱占或买断，把路堵死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胡同串得多了，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胡同不仅首、尾连通或都通向某条大街，就是相邻的胡同中间，也有很多的“夹道”连通，这里还没将穿堂门计算在内。笔者曾经居住过的宣外校场小六条，它与东面的五条有四个连接口，与北面的大六条有三个夹道相通。经常有外地人来北京逛胡同，或者寻亲访友，在胡同里很容易走迷糊了，像是走入了迷魂阵。但就是因为这“任意通行”，也是北京胡同的魅力所在。 大家都知道，地名这个概念，应该本身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传承称谓，让我们来认识原本属于它的地方性特色。符合大众、合乎民情风俗、有独特生命力又经久不衰的“胡同”，就是来源于北京方言，您说有没有道理呢。 所以我说，胡同一词的来源，就定位是北京方言，寓意就是——任意通行，这也是平民百姓将自己居住的街巷对外友善的一种公示。 张春生 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