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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一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其对中国人的艺术感染力，正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之于英国人。最近，随着作家刘心武第四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讲述“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引发话题无数，《红楼梦》也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在这些之外，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领域，那就是《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和研究。 林黛玉，金陵十二钗之首，别号潇湘妃子。曹雪芹或许不会料到，他笔下的这位哭得最美的女子，走出潇湘馆，离开大观园，来到大洋彼岸后，摇身一变成为“江河王后”（River Queen）。因为她的潇湘馆被译为Naiad's House,Naiad是希腊神话中的水泉之神，潇湘妃子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江河王后”了。不过，潇湘馆的意境实则在竹而不在水，英译本《红楼梦》显然是望文生义。学者裴钰称之为“Naiad版黛玉”。 《红楼梦》以其规模宏大的建构表达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人生命题。《红楼梦》在海外的翻译传播已有近二百年之久，其英文全译本也有数十年的历史了。那么，老外眼中的《红楼梦》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对这一中国文化的代表理解多少呢？对此，笔者采访了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研究，并在“红学”研究中独辟蹊径的著名文化学者裴钰。 笔者：你是从《红楼梦》的海外传播问题这样一个边缘红学研究着手的，有人称你为“红学堂吉诃德”，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裴钰：《红楼梦》的海外传播问题，是我选择的一个分析样本。透过曹著在英语世界的170多年传播遭遇，大家可以清楚地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学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情况，以及规律和未来——这是我研究的入手点。在此，我想先声明一下：有的人给我贴上“红学家”的标签，我感谢这份善意；但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要远远超出“红学”范畴，我的方向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文化传播研究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2008年，国内对“文化传播”还比较陌生。有人认为我研究英文版《红楼梦》，没有用处，浪费时间。所以，我一度被称作“堂吉诃德”，寂寞独行，爱好幻想。可我的著作《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震动了整个华文媒体。这股震荡波，从港台地区、东南亚和北美，倒流回内地，终于促使国人明白了一点，即当大国和平崛起后，中国文化确实面临着一个对外传播的问题。 政府也在逐步关注这个问题。2009年9月，国家“汉办”启动了“五经”英译工程，这是中国最基本哲学思想的对外翻译工程。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杨洁篪外长提到“当前,各国的情况、世界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大家都存在着如何‘调焦距、对光圈’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希望外界能够了解中国的独特性和真实国情”。我们不仅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要注重自己在世界中的形象，这说明我国政府已经把“对外传播”提升到战略层面。 我在国内主流媒体上，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解读了杨洁篪外长的思想，提出了我们对外传播的新的根本原则，即要让西方世界对我们“看得懂，想得通，关键是后者。”举个例子，刘姥姥口念“阿弥陀佛”，这个口头禅应该译为Amitabha，这本不是翻译难题。但霍克斯偏偏译为Holy Name，将刘姥姥的个人信仰由佛教变为基督教，这就抹杀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虽然传播的范围大了，但传播的质量极其低下。这个例子就是文化误读的典型。 今年年初，我因对《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的贡献，入选《中国日报》社主办的“2009年中国英语教育十大新闻人物”。这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这个研究方向的荣誉。仅仅两年，我的研究就摘掉了“堂吉诃德”帽子。这就是大国崛起所带来的一个强烈的震撼效应。 笔者：你对于当下中国红学研究有何评价？ 裴钰：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红学研究受制于当前较为封闭的文化大环境，是“关门红学”。从学者到爱好者，绝大多数人都把研究的方向和精力放到了三大类：版本、考据和文艺批评，而且占据了垄断地位。而对《红楼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遇到的误读难题，没能及时地给予关注，尚未把文化传播提高到应有的学术高度。《红楼梦》在海外传播了170多年，比红学本身的历史要长得多。比如，“红楼”一词，我们都知道并非“红色的楼”；但在英译本中，却都译为“红色的阁楼（庭院）”，这是一个传播中的文化误读案例。 有人认为文化传播研究难度大，周期长，成果出来慢；而我认为，进行文化传播研究并不是捞出国的机会和物质收益。我有一颗宁静的学术责任心，我做了，在海内外引起反响，能够拉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质量，能够给中国红学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这就是我的价值。 笔者：你曾写过一本书，名字叫《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及中国文化。那么，就以林黛玉为例，老外眼中的林黛玉是什么样子？ 裴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林黛玉在英译本中，被译为“Black Jade”，吴世昌先生指出，这个译名有一个引申义——黑皮肤的荡妇，并加以激烈批评。后来，霍克斯接受吴世昌的批评，改译为Lin Daiyu。名字虽然翻译正确了，但黛玉的“潇湘妃子”，被译为“River Queen（江河王后）”；潇湘馆译为“Naiad's House”，Naiad是古希腊的河边女神，是快乐、幸福的化身。这和林黛玉的悲剧性格大相径庭，完全颠覆了林黛玉的悲剧之美，是一种破坏力很强的对外传播。经我披露后，林黛玉在西方的传播遭遇，引起了华人世界广泛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触痛了华人的内心。我们寄希望于新的英译本继续对林黛玉进行修正。 笔者：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与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你怎样评价这两大译本？ 裴钰：霍克斯译本是目前英语世界普遍流行的标准本，在英美世界的主流图书渠道发行，英语读者随手可以买到。译文达到了英文母语小说的水平，创造力极强，是生动性和艺术性最高的译本。比如，霍克斯准确翻译了曹著的书名，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这是众多英译本中唯一一个非常精准的英译名。但该本没有完整地保留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文化误读较多，比如将刘姥姥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杨戴本最大特点是译文严谨，对中国文化保留完整。但译文的生动性和艺术性均不足，属于《红楼梦》研究资料性的读物，影响力目前局限在中国内地。 一般来讲，普通读者阅读霍本为佳，而专业研究者适合阅读杨戴本。 笔者：你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化红学”观点的学者。这是一个怎样的学术命题？它的提出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有何借鉴意义？ 裴钰：我讲过“曹雪芹在中国，红学研究在世界”。红学并不是一国之学，中国红学和世界红学间的壁垒必须打破，“全球化红学”体系是五个部分——版本+考据+文艺批评+对外翻译+对外传播。一个跨国界、跨学科的完整的红学研究模型，无论哪个学派，无论哪种治学方式，都离不开上面五个基本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和“对外传播”路径相吻合的。 谈到“全球化红学”的理论根基，我想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国在迅速地和平崛起，中国文化也由此以最强烈的力度，融入世界。如杨洁篪外长所言，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格外维护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尽力减少文化误读，促进不同文化实现和解。 中西文化交流，从根本上说，是彼此核心价值观和传统哲学的融合，绝不是麦当劳和海尔冰箱的交易。《红楼梦》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提高曹著的传播质量，就能让西方世界完整地了解《红楼梦》，也就能客观和真实地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生活方式和哲学传统。如果我们自己漠视对外传播，或者急功近利，不但不能促进中西和解，相反，还会大大加深彼此的隔阂。 2010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国际和解年”。我想《红楼梦》就是一个机缘，让中国和世界在“大观园”里，取得文化的和解，这不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梦想，而是通过我们的努力，确实可以达到的目标。每一个中国学人都应该为此而努力！ 如是 渤海早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