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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儒家提倡人文精神，重视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强化了民族凝聚的主体因素；弘扬道德理性，认为道德义务是从“应当”到“规范”再到“责任”的发展历程，在社会中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民族凝聚创造了重要前提；积极追求理想人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激励民族成员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加强了民族凝聚的社会基础；努力实践和合目标，追求“天下一统”，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统一大业。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作为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构成了民族精神的主干，并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因素，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维系着全体民族成员的情感与信念。 演讲人:宋志明 演讲人简介: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哲学分会委员、哲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院二级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主要著作有《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华儒学源流》、《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等20余部。 阅读索引 ■“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激励民族群体的功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 ■“和”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对于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宽厚包容、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的民族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礼”这种理念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维护族群的和谐、团结、统一，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 ■“用”这种理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走向，除了现代性向度、全球化向度、本体论向度、价值论向度之外，还应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向度。在这一向度上，现代新儒家虽然也有所涉及，但没有进行充分的、深入的研究。在他们关于儒学现代转化的哲学思考中，所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个体意义上的人，并非是中华民族群体。最早从民族精神的向度上思考儒学现代转化问题的思想家，当属著名国学大师张岱年。他认为儒学“生生不息”和“刚健有为”的观念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他指出，儒学主张变革，反对墨守成规。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知老之将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士不可以不弘毅”等说法，蕴含着刚健自强、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目前从民族精神的向度研究儒学的现代转化，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于加强。 以人为本 儒家倡导的第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是“以人为本”。简言之，就是一个“仁”字。《中庸》写道:“仁者，人也。”按照儒家的看法，人的本质就是“仁”。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明显的人文色彩。儒家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最为天下贵”，历来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尊重他人。儒家认为，人禀天地之精气而生，人有生命、知识、智慧、道义，优于万物，是宇宙万物中最高贵者。在“天、地、人”三才中，人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历代儒家都关注人的问题，他们不仅从学术思想上给以论证，而且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身体力行。 儒家一向把人道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不太关心宗教神学问题。学生子路向孔子请教鬼神问题，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向孔子请教关于死的问题，孔子的答复是:“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对于鬼神以及死后的情形，孔子讳莫如深，“敬鬼神而远之”，不愿意谈论怪、力、乱、神之类的事情。他关心的是此岸，而不是彼岸，即应当怎样做人的问题。孔子“以人为本”的理念集中体现在他对“仁”的诠释观念中。孔子的这种人生价值观包含着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倡导崇高的节操，对于中国人培养正义感曾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伟人壮士都曾从孔子的人道至上的价值理念中受到启发和熏陶。在孔子以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荀子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舟和水的关系，劝告统治者要平正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大学》围绕着治国以民为本，以修身为本的原则而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这些都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论述与展开。 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儒家相信人性是善的，认为在人性中就存在着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因而不必寄希望于外力的救赎。人经过不断的修身努力，在此岸世界就可以成就圣人人格，不必仰慕虚幻的彼岸世界。儒家所说的人性善，其实是说人性可以善，即人经过努力可以实现自我完善，只是为自我完善预设的前提而已，并不认为人在事实上已经达到完善的程度。从现实的人到完善的人，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性和主体的能动性。“为仁由己”的深层含义就是指人应当树立德性修养的自觉性。儒家排除神的主宰，主张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实现人的道德本性。 人的主体能动性不仅仅体现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儒家在解答这一问题时，突出了人事的重要作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凸显了人对于自然界的能动性，强调人与自然鼎足而立，人可利用自然，掌握规律，运用规律，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与宗教的出世主义不同，儒家历来主张积极入世，有着深沉厚重的现世情怀。儒家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理念，用来反驳以鬼神为中心的虚妄观念，主张以投身现实的积极态度，来抗衡宗教出世主义的消极态度。 我们从儒家“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可以看出，儒家崇奉人的尊贵地位，弘扬人的主体价值，重视人的社会作用，鼓励人的入世态度和参与意识。这是一种鲜明的人文精神。儒家“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激励民族群体的功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一个民族是否具有积极向上的活力，取决于组成该民族的成员。只有设法提升每个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提升每个人的道德素质和能力素质，这个民族才会保持旺盛的活力。儒家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把重人思想与奋斗精神、经世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倡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千百年来这种理念培育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坚韧不屈的人格品质，激发了民族成员努力开拓、勇于创造的旺盛斗志。依靠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优秀的文化，始终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 “以人为本”的理念还具有凝聚民族群体的功能。儒家以文明程度作为评价人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标准，以文化作为联络民族情感的纽带，作为民族融合的基础。在众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下，中华民族并不把血缘种族放在首位，而把“礼乐”作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体现了人文化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间的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没有宗教文化通常有的封闭性、虚幻性和排他性，以一种注重现实的人文精神处理民族关系，讲究“天下一家”，避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互相敌视、互相攻讦的现象，消解了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排斥，在客观上加快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以和为贵 儒家倡导的第二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是“以和为贵”。简言之，就是一个“和”字。先秦儒家所讲的“和”，有包容、和谐、适中、恰到好处等意思，讲究的是“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先秦儒者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如:孔子弟子有子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讲:“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以和为贵”是“以人为本”的引申与展开。“以人为本”是对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说的，是安顿个体价值的理念；“以和为贵”是就民族群体内人与人的关系说的，是安顿群体价值的理念。 “以和为贵”理念的内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普遍和谐的意识，注重整体的观念，群体至上的追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造就了中国人顾全大局、讲求团结、舍己为人、以国为重的精神品格，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儒家所讲的和谐涵盖面很广，汤一介先生称之为“普遍和谐”，主要包括四个层次: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这种说法是比较全面的。不过应当注意到，从儒家学术思想的价值关怀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来看，讲和谐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落实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张载在《正蒙·太和》中提出“太和之谓道”，认为天地万物的通理是太和。这就是儒家常说的“天 人合一”。由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引申出人与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的关键在于个人德性的修养与完善。儒家“普遍和谐”的最高层次是政治上的和谐，即注重个人、家庭、国家一体观念。 在儒家学说中，通向和谐目标的途径便是“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朱熹的解释更是简洁:“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冯友兰先生则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句话概括了“中庸”之道的实质。“中庸”之道并非不讲原则地一味作老好人，而是“极高明”的处世哲学，是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避免和克服片面性与极端性的基本原则。而由“仁”引申出“忠恕之道”，则是儒家提倡的做人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成为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的底线。“中庸之道”是孔子根据自己丰富的学识和实践经验，形成的认识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趋向的方法。它的核心是“执其两端而用中”，主张做人办事，应无过无不及，只有适中才是最好的，处理矛盾和冲突，要适度，要有分寸感，引导事物向最好的方向发展。“中”是因条件而变的，关键是做到“时而中”。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的本质就是在平衡中应对常变。 儒家的“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每个民族群体中的成员自觉地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统一，而且影响着每个成员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使人们认识到在维系社会群体和谐中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因而能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一种亲和力，从而提升全民族的综合实力。经过历史的不断选择和重塑，“以和为贵”的理念为中华民族广大成员普遍接受，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精神观念，对民族的团结、民心的凝聚起了稳固与促进作用。“以和为贵”的理念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对于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宽厚包容、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的民族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和为贵”的理念，儒家主张用中庸之道来处理人际关系，主张人与人和睦相处，互谅互让，为达到“中和”状态找到了现实途径，使“中”在维系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中处于核心位置，起到融众人为一体的作用，引导全民族的成员协调一致，同舟共济，共致中和。儒家主张用中庸之道来处理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希望造就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国际环境，培育了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被赞誉为“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由“以和为贵”的理念衍生出的群体至上的观念，直接铸就了团队精神，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要求每个民族成员忠诚地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国家事业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历经种种历史变迁后仍保持统一，保持民族的独特风格和顽强的生命力，正是儒家的群体至上观念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形成了全民族共同的心理认知，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缘故。 以礼为序 儒家倡导的第三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是“以礼为序”。简言之，就是一个“礼”字。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把“礼”学看成是儒家最主要的特色，他说:“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家关于“礼”的论述很多。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荀子·富国》)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仁”、“和”、“礼”三者是相互联系着的。“仁”的实现离不开“礼”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己复礼为仁”；维系“和”的局面离不开“礼”的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之用，和为贵”。“仁”是儒家设想的应然的人格状态，“和”是儒家设想的应然的社会状态，二者的实现都必须以“礼”为手段。倘如没有“礼”，“仁”与“和”都将成为空谈。 礼对于社会而言代表着一种秩序，而对于个人来说，礼又是一种行为规范。孔子对此有充分认识。他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完美的人，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文以之礼乐”(《论语·宪问》)，即用礼乐进行教育和熏陶。倘若没有礼乐，人肯定就会行为粗野鄙陋，只是一个举止不当的野蛮人。因此，孔子大力提倡学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并要求人们言行举止合乎礼，应当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国以礼”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主张，因此历代儒家知识分子对于“礼治”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历来的儒家大师都主张，一个贤明统治者应当学会以“礼”治国，即把一切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认为，社会上的每一个 人，都应该了解礼义，遵从礼义规范，不仅要以“礼”治国，而且要依“礼”做人。 “仁”与“和”，比较抽象，可以作新的解释，实行现代转化比较容易；“礼”则是具体的制度设计，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实行现代转化比较困难。近年来，在关于儒家思想的研究中，对“仁”与“和”表示同情的理解的人比较多，而对“礼”表示同情的理解的人比较少。还有相当一些人，仍然未能摆脱“左”的思想的阴影，把“礼”看成“吃人的封建礼教”，主张予以彻底的否定。我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扭转。儒家所说的“礼”，作为具体的制度设计，是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当然不可能不受到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的影响，但不能把儒家看成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的设计者。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是农耕时代历史的产物，同儒家并无必然的联系。在农耕时代，其他国家和民族没有儒家存在，照样实行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因此，要儒家为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负责是不公道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应当承认，在儒家的礼学中的确有维系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的因素(如三纲)，但这并不是礼学的全部。礼学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站在民族群体的立场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维护族群的和谐、团结、统一，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礼学中的这些内容具有普适性，是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可以实行现代转化的。比如儒家十分讲究伦常关系。“伦”的意思是辈分或类别，“常”的意思是经久不衰、普遍适用。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每个人依据辈分、年龄、身份的不同，而处在特定的位置，承担某种角色，这就是人伦。儒家概括出五项最主要的人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强调这五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乃是天下古今所共同遵循的“达道”。一个人在社会中，要充当一定社会角色。因此，儒家要求人人都要担负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社会规范和精神追求不断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格，为“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实现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经世致用 儒家倡导的第四个价值理念是“经世致用”。简言之，就是一个“用”字。儒学讲究内圣外王、自强自立、奋发有为，注重现实，是一种实践哲学。在以往一些对于儒学的诠释，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儒家只讲动机，不看效果；只会空谈道德性命，不懂经世致用。这是对儒家学术精神的误解。儒学作为一种入世主义的学理，讲究经世致用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儒家“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和为贵”的理念、“以礼为序”的理念，最终都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仁”、“和”、“礼”、“用”四个字相互联系，构成儒家完整的关于如何培育民族精神的理念体系。 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明确地提出知行密切相关的原则，认为行才是学习知识的目的，主张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按照孔子的看法，只会死记硬背《诗经》上的诗句，却没有从政的本事，也不能充任专对应酬的外交使者，这种没有什么用处的书呆子，算不上有知识。他在评价自己的弟子时，首先要看他们是否具有治理国家的本事。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也特别看重行，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为圣人。”(《荀子·儒效》)荀子把行视为检验知的标准，视为求知的目的，认为知必须服务于行，行比知更为重要。如果脱离了行，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他所说的“行”包含着效果的意思。清儒颜元强调儒学就是实学，宣称“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三)实学的范围包括正德、利用、厚生之学，包括兵、农、政事等经世致用之学。按照他的看法，《大学》所说的“格物”中的“格”，就是“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实斋记余》卷六)例如，学习弹琴，光看琴谱是不行的，必须亲手操弄才能学会。他倡导实学，更倡导实行，主张“习而行之”，“亲自下手一番”，“只向习行上做功夫”。的确有些儒家过分看重心性之学，有忽视经世致用的倾向，但这不能代表儒家的基本的学术精神。从儒门走出来的，不都是书呆子，也有辅佐刘备成就“三分天下”大业的诸葛亮，也有敢于变法的王安石，还有建功立业的王阳明。 儒家本着“经世致用”的理念，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到理想境界；在人生实践中自强自立、奋发有为，成就理想的人格。这种学风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并由此培育出中华民族注重人生价值、敢于担纲、负重致远、刚毅进取、自强不息、谦恭有礼、不为人先、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求真务实、厚德载物、忠恕之道、利群爱国、乐观向上等一系列优秀民族精神。儒学以积极的处世态度，入世的精神以及讲求奉献的价值取向，教育并鼓舞着一代代华夏儿女发奋进取，在现实人生中成就了无数功业，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宋志明 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