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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似乎是一个谈不完的话题。最近，关于中学课本是否要删减鲁迅作品的话题又沸沸扬扬。在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鲁迅？本报特约作者、评论家姜广平近期专访了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其中王教授对鲁迅及其研究现状深入的剖析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鲁迅研究在等待新高潮 姜广平：客观地说，你是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学者。现在，你对鲁迅如何看？对鲁迅研究的现状又如何看呢？ 王富仁：至少在我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的，正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屈原、司马迁这样一些人物，在现当代的中国，鲁迅意味着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传统。 鲁迅研究者总希望鲁迅一直热着，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龙头老大，只要坐上鲁迅研究这班车，就会青云直上，成为永远的先锋派，这是不可能的。它也会有低潮，并且低潮的时候多，高潮的时候少——极少。但也正是在低潮的时候，鲁迅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才呈现得特别清晰和强烈，并为更多一些的人感受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在过去，我们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拉到鲁迅这里来接受审判，到后来，我们则更注重将鲁迅拉到别人那里去接受审判：拉到外国，看他继承还是没有继承外国的传统；拉到古代，看他继承还是没有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拉到现代，看他对别人的态度正确还是不正确。好像鲁迅得为任何一个人负责，而别人却可以不为鲁迅负责；所有人的缺点都是可以原谅的，独有鲁迅的缺点是不可以原谅的。鲁迅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了，甚至连中学生也莫名其妙地厌恶起鲁迅来。鲁迅尚且如此，鲁迅研究著作的价值就更难进行评判了。我认为，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需要等到一个新的鲁迅研究高潮期的到来，到那个时候，才看得清谁在这个时候仍然坚持并推进着鲁迅的文化传统，而谁又将鲁迅转售给了别的文化传统。 姜广平：你论及鲁迅时，曾经如此立论：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把自身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贯彻到社会意识层面上，而且连他们自己，也很难尽人生的全程来承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像鲁迅那样终其一生承担着中国现代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为什么几乎竟成了一个孤例。你是否同样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现代文化使命，从而对鲁迅展开深刻的研究，继而开始转向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研究？ 王富仁：中国有两千年的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但中国又是一个文盲大国。少数的知识分子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又与广大的社会群众没有关系。直至现在，在中国，主动读文学书的人仍然少得可怜，读社会科学著作的人就更少。中国知识分子在出名以前，在青年时期，大都是很有抱负的，也关心社会，认为只要自己掌了权或者发了财，一定不会像现在的官僚和富豪一样，一定能够把社会治理得很好，但一当自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渐渐也就走上了老路。成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可以在书本里讨生活了，就不太关心现实社会的问题了，更不愿因一两句在社会上未必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话而得罪了自己不敢得罪的人。 当然，鲁迅似乎是个例外。除了一些客观条件之外，鲁迅之能够走通自己这条路，与他的文化意识有很大关系。他不太像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有时将自己的“文化”想得太神奇、太重要；有时又把自己的“文化”想得太卑微，太不重要。所以，在文化界，鲁迅不抢上座，不树旗帜，只找自己愿意做的、能够做的事情去做，但只要做，他就认真做，绝不马马虎虎，敷衍塞责。我认为，这就是他为什么成了唯一沿着“五四”新文化的方向走到了底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我之所以研究鲁迅，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太大的才能，也没有鲁迅做人的骨气。我出身农村，对现代城市社会素无了解，政治更像我头顶上的“天”一样，高不可攀，是依靠鲁迅和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才对社会有了一点了解。中国社会为我提供了一个写文章的机会，我就心满意足了。从小没有做过当大官、发大财、成大名的梦，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低的，低到了一个尼采所说的“末人”的程度。但有一点，我很自信，就是我爱我的学生。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带过硕士生、博士生，我不认为我的教学有多好，但我真心爱他们，愿意他们有一个较好的前途。我的一生，特别是前半生，活得很艰难，幸亏我极早地读了鲁迅，使我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倒下去。我也希望鲁迅能够成为我的学生们的精神支柱。我自己没有什么成熟的思想，我希望他们通过鲁迅作品的阅读和体验，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有人格的人，既不要无端地侮辱别人，也不要无端地受人侮辱。活得像个人的样子。 我们没有鲁迅的骨气 姜广平：我认为，一种宏大的意识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或谓之当代鲁迅式的拓荒者精神，是您能够在世纪之交保持一个知识分子高标的根本原因。没有一种学术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也就无法使您的学术之路延伸到现在并日渐宏大磅礴。 王富仁：还是一句话，不要忘了鲁迅。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在鲁迅作品中早已有所表现、有所论述、有所针砭。正像李泽厚所说，《鲁迅全集》是个百科全书，但我们的国民、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想读它，读了也不敢正视它。这是个悲剧。 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原本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喜剧，权力文化发展到极致，自身的问题自身无法得到解决了，这时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调动自己思想的能力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开辟出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但大家不想做坚韧的努力，连先锋派知识分子自己也抢着树旗帜、立山头、乱抢一气，上世纪九十年代原本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幕正剧，在英国有密尔顿，在俄国有普希金，在中国有鲁迅后期的杂文，都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情景下产生的伟大文学。在这时，权力文化转化为商业文化，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开拓自己的精神文化的大好时机，但中国知识分子却抢在中下层社会群众之前而进入所谓“消费时代”，不但自己千方百计地消费别人，也让别人尽情地消费自己，在中国社会上成了一个只会插科打诨的阶层，演出的是一幕滑稽喜剧。我们祭起1927年之后林语堂的“幽默”，却肆意贬低同一个时期鲁迅的“讽刺”，荒唐到了连自己最起码的艺术感受力也横加蹂躏的程度。当然，这说的不仅仅是别人，也是我自己。我们没有鲁迅的骨气，我们患的是软骨病。 “国学”不仅属于古人 姜广平：你近年所提出的“新国学”是一个全新概念，在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你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鲁迅研究，对于新国学的关注，肇始于何时？又是何种原因促成您在这条学术之路上开掘的呢？ 王富仁：最早萌生这种想法，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召开座谈会，出席的有各个方面的文学研究专家。在会上，照例谈到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关系。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彼此都是平等的，文化大革命中大都受到过冲击，但学术研究刚刚兴起，彼此就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别而弄得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又使我们想到，在我所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不同学科的教师有着不同的教学内容，但所有这些内容，都是讲给同样一些学生听的。这使我突然领悟到一个道理，即不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在我们的文学院，都是为培育新一代的文学学科的大学生而开设的。这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扩大到全部中国文化的不同学科，只要是在中国，不都是为了塑造中华民族的一代代人而存在与发展的吗？到后来，国学越炒越热了，并且一直将中国现当代文化、包括介绍研究西方文化的翻译文化排斥在“国学”之外，表现出一家独大、一手遮天的霸权倾向。好像这个“国”只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的“国”，就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国”了，仅从语言的精确性的角度，那样理解“国学”也是不行的。在来汕头大学的时候，让我报个题目，我就报了“新国学”这个题目。 姜广平：“新国学”与以往的“国学”相比，到底有何区别呢？譬如，与章太炎和王国维他们的国学观相比，您的新国学到底有哪些不同？ 王富仁：以往的“国学”是一个既成的、封闭的、凝固的概念，而“新国学”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流变的概念。在以往的“国学”这个概念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在“新国学”这个概念中，在不同领域从事着不同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是平等的。 姜广平：您提出“新国学”的概念并不是站在某一个学术流派的立场上，而是立足于“中国学术”的全局发表意见。但作为一个学人，您当然有您的学术立场与价值判断。这样一来，“新国学”如何与您作为个体学者的个性取得融通呢？ 王富仁：这实际是一个自己的学术个性与学术整体的关系的问题。属于个人的只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任何整体都不仅仅属于一个人。我提出“新国学”这个概念，但“新国学”并不属于我。在中国文化界，常常用整体界定个体，好像研究鲁迅的就比研究路遥的更杰出，研究孔子的就比研究李商隐的更有成就。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荒诞的观念，是“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的方式。 学术不能变成鸳鸯蝴蝶派小说 姜广平：在现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譬如草根盛行，大众文化低俗而伧陋，而您所要寻求的精神归宿，即所谓具有“整体性”的民族学术，在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同时，是否又过于精英化或精神贵族化呢？ 王富仁：学术本身就是精英化的，所以它必须具有超越世俗观念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国家变成一个君子国。就是我们知识分子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必然是世俗的成分多而贵族的成分少。提高一级工资就高兴，降低一级工资就不高兴。但这并不意味着谁给我的钱多我就写文章歌颂他；谁不给我钱我就写文章诅咒它。到了学术中，得有点超越性，得有点责任感，得有点良知，得有点骨气。 我不反对草根文化，是草根就有草根的文化，这是人家的自由。但我们不是草根，不是草根装草根，是连草根文化都不如的。当代的中国，关心学术的人还是很少的，和者寡也是当然的事情。但不能因为和者寡就不这样做。如前所言，一种文化有一种语言，《狂人日记》不能用说书人的语言表达，陈景润不能用天津快板的语言演算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同样，学术的东西必须用学术的语言进行表达。我们可以写得尽量通俗些，但不能转变成鸳鸯蝴蝶派小说。自己用自己的语言，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读者。 王富仁 姜广平 信息时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