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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讲下面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依然来自《作家文摘》。《作家文摘》转载的面很宽泛，读者可以看到很多纪实的报导，或者小说的转载，等等。 2006年7月25日——又是前不久的事——它转载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争论。 束星北被誉为是我国天才的物理学家。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束星北的文章——这是口述的，由当年《光明日报》科技部一名记者把束星北的口述记录下来，像我做口述史一样，——文章的题目叫《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在看到这个题目时，如果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会想到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在怀念他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从作者的名字、从题目，我们已经深信不疑了吧？不会有任何质疑。文章回忆自己于“1928年5月”——大家记住，时间非常重要，人物也非常重要——他讲自己去柏林大学见到爱因斯坦后，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束星北说，在这期间他“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这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他说自己“也帮助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等等。大家记住这段话。这篇文章由束星北口述，时任《光明日报》科学部记者宫苏艺整理。 现在，质疑来了。质疑来自曾经做过束星北学生的科学史家许良英教授。许良英先查核了束星北本人填写于1954、1964、1965和1983年的四份履历表，发现这四份履历表当中，在有关1928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经历当中，全都没有涉及柏林大学。再经过进一步仔细考证，又发现了束星北回忆文章中存有许多破绽，认为“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但得找到证据啊。之后，1997年10月，曾作过许良英学生的另一位科学家胡大年，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第一句话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许认为此句的中文意思是“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并由此推断，“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这是确凿的吧？当时《南方周末》继而对束星北为什么要“虚构”那样的故事，做出了分析：“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当年可能有某种特殊的环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这也是留给我们的疑问。 然而，与当事人有关的另一方，束星北的女儿以及束星北的另一些学生和浙江大学的老校友，提出反驳，不接受许良英的质疑和结论，并提出对这个的反证。我们来听，非常有意思。他们的证据主要有三：第一，当年采访束星北的那位口述记录者，曾在当年的采访笔记上记录过“爱因斯坦帮我弄了大半工资的研究助手职务”，研究助手工资很低，“每月120马克，不是正式人员，属临时的”。这个证据是说口述者在当初采访束星北的时候，束也跟他在说这件事。但束是口述，他是不是口述时就已经在编故事呢？ 第二，束星北在1943年给爱因斯坦写的那封英文信，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解读的关键在那个英文词“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意思的理解。这有两个意思，查英文词典，一个是“相识”，还有一个是“深交、熟识”。束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认为那句英文making your acquaintance的意思应是指“深交”，而并非简单的“认识”。上海理工大学的王伯年教授按《英华大辞典》和《汉英词典》对acquaintance有“相识”和“熟人”的两种解释，将那句话分别翻译成：“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和“真遗憾，我至尽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如果是后者的话，意味着束与爱尚为达到“熟人”的程度。由这个一推断，就可能对了，尽管做过助手，但并不一定熟啊！到1943年还没熟识呢。没说谎啊！尽管如此，这位王伯年教授仍然认为，这并不能排除束曾短期内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有意思的是，愿意相信束的，从acquaintance这个词的细节，来替束辩护。但我们现在一联想刚才1928年的那个叙述，能不能马上提出一个反问，就是“熟识”的译法是说不过去的。回头看，想当年1928年8月的情形，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而且，“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难道不熟识吗？以后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得以这样的分析头脑去把它像剥葱头一样层层剥开，那样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史学家。 第三，据一些老校友和同事回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分别从别人那里听说，束星北是曾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是唯一与爱因斯坦共过事的中国人。但又有口述者在采访程开甲时提出疑问，问他束在40年代有没有可能就编造自己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呢？束星北的学生程开甲回答，绝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设问，不是实证。这个事情最早的质疑者许良英推论，如果当年束星北真的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为什么不在履历表中填写，而要“故意隐瞒”这段“光荣历史”呢？没有道理啊。 大家看，历史就是以这样复杂、多元、多角、多侧面、立体、超乎我们想象、纷繁、错乱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面对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点儿无所适从了？哪怕是刚刚发生或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情。在座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可以联想，您长到这个岁数，肯定在单位遇到过很多事，比如曾经有人在您面前说“某某某说了你什么什么坏话”，您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怒不可遏，还是说我冷静下来核实一下再说？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你去核实，那个人会告诉你，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可没这么说你，是谁谁说的。就又复杂了！如果你要跟那个人打架，一定要追本溯源，你怒气冲天地找他，“你为什么这么说我”，那个人也许会说，你冤枉我了，我才不会那么说呢。对吧？这样的事情可能现在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发生着。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层面认识这个之后，假如说我们再听到某个同事跟我说某某说你坏话了，咱就甭言语了吧。如果是谎言，不攻自破；如果是真的，你觉得你做人正派，那就让时间去证明吧。何必非要为自己去讨一个说法呢？有些事情，你既然觉得已经说它无用了，就由它去吧。我们听朱向前讲解读毛主席诗词的时候不是也提到，在向毛主席汇报林彪要叛逃的时候，毛说的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关注细节，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历史的判断给否定了。这里还有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我前不久看某本书的时候一滑就过了的，我竟忘了书名，太可惜了。关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当看到任何书中对此描述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热血沸腾过。“五四”学生游行，最后“火烧赵家楼”。说到游行学生领袖的时候，常会提及一位叫傅斯年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在描述历史的衔接上，常常是这样的，至少我看到傅斯年展览馆的介绍是这样讲的，说傅斯年是当年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然后文字就跳到“五四”运动和“火烧赵家楼”。如果我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傅斯年跟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一起去火烧了赵家楼。这个联系是必然的吧？不会有错吧？至少我也是这么想的。然而，我前不久看的那本书里写道，傅斯年确实是学生领袖，而且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也去了赵家楼。但当学生们要火烧的时候，他劝阻，不让烧，认为是过激行为，认为不能用这种火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当学生们执意要烧的时候，傅斯年走了，没有参与。但现在又没有任何史证来证明这个描述是真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描述是真的，那我们对于傅斯年的判断，可能因为这一个小的细节而做出非常不同的评价。傅斯年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在这个瞬间做出了离开而没有参与的行为，这对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的态度、想法，并由此牵引出他的知识背景，受教育的背景，等等，就都可以做纵深的分析和探讨。 还有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的研究员欧建平先生给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大英博物馆马克思读书的桌子底下到底有没有坑？至少我小时侯看对马克思读书破万卷的描写时，都说马克思天天去那儿读书，读的时候不停地思考，脚老在地下蹭，时间长了，底下就有一个坑。这当然对于鼓励学生像革命导师一样，去贪婪地读书，贪婪地汲取知识，是再好不过了。然而，欧老师告诉我们，他去了大英博物馆，问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并亲自到那个椅子底下去看了看，没有坑。图书管理员告诉他，当年常来这儿看书的享有一种优惠，不是说每次坐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而是前排。前排是一排，不是某一个座位。 另外我们还见到过书上的画儿，画的是马克思在那儿读书，边上是大窗户。欧老师又告诉我们，边上没窗户，窗户离地面多高呢？好几米呐。看看，我们所接触到的艺术的真实，或者叫文学的历史真实，可能离那个历史本真细节的真实差得太远了。可是这样的历史真空，怎么样来填补呢？很多种情形下，根本无法也无力填补。我们常是被动的，甚至被动到了毫无还手之力。人家告诉你，就是这个，你信吧！ 再比如，我小时侯从报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报导，比如说英雄人物救了人，记者第二天写出报道，他要描写英雄人物在救人之前瞬间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想到了谁，想到了什么语录，想到了小时侯受到什么教育，想到了父母曾经以什么什么话告戒我要如何如何做人，等等。但当时很少有人在看报导的时候想一想，他要是在救人之前想这么多，那个被救的人会不会早就死了？现在再有这样的报导时，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是相对真实了。而且，很多救人者也跟媒体很真实地说，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根本顾不得想，这是真实的。但是事后我们可以附加上一些东西，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他可以在那个时刻不加思考地挺身而出。我们在分析他为什么这样做时，可以联想到后来说的那些什么教育，成长，背景之类的。因为他受过这样的教育，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时刻这样做；而不是把后天的东西安到他救人之前的那个瞬间。这应该是历史还原的做法吧。 大家都知道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当中，有关于古希腊历史的真实痕迹吗？美国有两个口述史学家，是师徒俩，师傅叫米尔曼•帕里，徒弟叫洛德。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被后人称为伟大史诗、总数约达28000诗行的叙述作品，远非荷马一人所能作，而肯定是希腊人集体的遗产。他们经过前往当时还流传着很浓厚的口述传统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探察，并把探察的录音带回来加以详尽的分析，认为史诗中高度程式化的固定的“特定形容词”当中、背后掩藏着他们的一种发现。第一，发现这种演唱风格有着悠久的传统。第二，他又发现，正因为是这样的演唱传统，所以荷马史诗是历代地、叠加地、不断地创造、再创造形成的。 其实，早在“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岁月，关于“谁是荷马？他是何时创作出那些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诗作的”这些问题就已经成为悬而未决的公案，很像《红楼梦》。“荷马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没有留下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来做各式各样的主观推断。就像现在，对《红楼梦》的作者，我们也有很多人做出了不同的推断。有的说是曹雪芹，有的说是曹雪芹的父亲，还有的说根本就不是他们写的，而是一个抄书者——这个也当成一个笑话，有一个红学家，好像是陈维昭吧，在某次讲座时说有人提出质疑说“曹雪芹”这个名字是“抄写勤”的谐音。当初因为《红楼梦》的流传版本很广，很多人抄啊抄啊，流传了不同的本子，其中有一个抄书的人抄得特别勤，抄一部给人一部，后来人们就把抄写《红楼梦》的这个人叫“抄写勤”，“曹雪芹”是这么来的。这已经是笑话了。其实，这说明学者们也常是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根据很多的、零散的、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推断荷马史诗是多人写的。当然也有认定《荷马史诗》是一人写的。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双方各执一词，且都认为证据确凿在握。现在也还是这样。帕里和洛德提出了一个观念：荷马史诗是经过历代的歌手不断地传唱，不断地添加，而且在传唱过程当中又反复地使用那个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形容词，这个没有变。 这很像我们远古的神话。今天看中国远古神话，通过什么来了解呢？有一些得通过司马迁的《史记》。对吧？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黄帝蚩尤大战的时候，史料从何而来？从上辈、上上辈，一代一代地，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唱流传下来，也有民间的记录记载，民间的歌手在传唱时可能添加进了自己的想象。但传唱的过程当中，某些固定的形容词在保留着。这个没有变，一代一代都没有变。等到了后来，由写定者将这些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远古神话，跟《荷马史诗》在这个层面有相似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史记》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四世同堂》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它都有着那种文学的历史真实。而我们从文学的历史真实当中所获得的那种历史感，有时甚至可能超过了真的历史事件所给予我们的那种触动。因为我们往往没有机会，或者说并不愿意，没有那个习惯，去探寻真的历史事件它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获得的。 事实上，很多写得好的史书是以文的角度来写的。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是最早搞口述史的华人之一，搞了李宗仁、张学良等口述自传。他讲到口述史，讲到历史书写的时候，曾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写回忆录时，描述他曾经跟希特勒差一点儿会面。因为在会面之前丘吉尔的某些言论让希特勒不高兴，会见取消了。丘吉尔怎么说这件事呢？他的英文是说Since he has lost the chance to see me，意思是“他从此就失去了见到我的机会”。唐德刚用这个例子来说，历史要写得活生生，要写得让人爱读、好看。如果史家来写，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计划跟希特勒会面，后因某某事，约会取消。这是历史的记载吧？如果我们查历史档案，或许有这样的记载。它是没有错，是确凿无误的，记录了某个历史的真实瞬间。但这样的历史好看吗？我们不爱读啊！丘吉尔的这样一句很幽默的话，把丘吉尔的性情、政治家的智慧和对于希特勒的某种看法——我替你遗憾，你再也见不着我啦——活画了出来。 唐德刚是要用这个来说明，历史都是由后人书写的。如何书写历史？因为书写者的不同，书写出的给我们看的历史也就不一样。今天看很多史书，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写法很好看。为什么近年来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卖得那么好啊？它的写法似乎跟我们的史家不一样。这样，我们的史家就要思考了。为什么我们写出来的历史书不好看呢？是不是有史观的问题？是不是有写史的结构上的问题？是不是应由那些华人学者写史的方法上，来检讨一下我们的史学书写？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中青年的历史书写者，写史的时候已经跟老一辈的历史书写者不太一样了，我也看过一些，觉得不错，挺喜欢。过去有些前辈的史学家——我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他们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受到当时的特定影响——写出了那种具有特定局限性的史著，今天看来，那样的史著其学术价值已经要打折扣了。这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史家，或者作为一个学者在落笔之前最好要估量一下的，其实就是如何讲史德（或者叫学者的品德）。古代就有那样的史家啊，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如实书写，结果被国君杀了。让他儿子来写，依然这么写，再杀了。让他的二儿子来写，还是这么写，国君下不去手了——这是史德。宁肯死，也要把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但在中国的史库当中，像这样真实的史实有多少？多不多？不知道。这得去问大史学家了。 还有一些，从《史记》来讲，我想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因为中学课本里都选了《陈涉世家》，很多人都读过。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是陈涉在做雇农的时候，曾经跟他做雇农的一个伙伴讲了他超乎寻常的远大志向，说：“苟富贵，无相忘！”那人笑他：“若（你）为佣耕，何富贵也？”你现在是雇农，将来怎么可能富贵呢？还想那么远。紧接着，司马迁的笔让陈涉说出了我们现在也常用它来向看不起你的人所说的那句话，“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两个雇农的对话，司马迁怎么知道的？当时没有录音机，没有记录。是那个雇农在陈涉后来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哎呀，当年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还看不起他呢？或者是陈涉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我当年就有这样的志向，所以才有我的今天？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吗？如果都没有，那就是司马迁凭着他写史时的文学家的想象，告诉了我们文学的历史真实。 《史记》中这样的细节很多，随便举一条就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句话不就是“荷马史诗”吗？今天看美国根据《伊利亚特》拍的电影，不过我没看过，它把希腊众神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通过现代影视表现出来。它从何而来？从《荷马史诗》。假如说我们今天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或者改编成一部小说叫《黄帝蚩尤大战》的话，那也是从司马迁这儿来的。而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还有《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朱熹对此慷慨悲歌谓之：“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里引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项羽被困垓下慷慨悲歌的那四句，我们今天还在传唱。这里的疑问是，当时他已经在那样的境况下了，还有心情作这样的诗吗？即便是作，只有他和虞姬两个人，后来虞姬拔剑自刎了，项羽也自刎江东。这诗是谁给记下来的？如果没有人记，那就是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是什么？文学的历史真实。但是我们在看《史记》的时候，或者以前在看《史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相信项羽一定在那样的时候慷慨悲歌了这四句。对吧？由这个，我再来讲下一个例子。 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做过一件被中国民俗学界视为里程碑的事，他通过研究孟姜女千里寻夫（万喜良）哭倒长城的传说，为他层累造成古史的说法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顾颉刚认为历史是经过层累造成的。透过我刚才讲的那些细节，大家能明白，“荷马史诗”是通过一代代歌手的传唱形成的。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所接受的很多历史，其实都是歌手们传唱下来的“荷马史诗”，也就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经考察，顾颉刚发现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即杞梁的妻子，很明确。这个杞梁有两个写法，一个是稻梁的梁，一个是优良的良。杞良本是杞国战将，在与莒国作战时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志哀，被杞良妻拒绝。为什么？因为按照礼仪，悼念应在家中，而不是在野外进行。这是最早的原型。 顾颉刚发现，这个故事最初并非源自民间，而是来自贵族上层对于礼制、礼仪的看法。也就是，她只是说，你在野外悼念我丈夫不行，你得到我家来。这是孟姜女最早的那个原型。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商业很发达，娱乐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编故事、编歌、编音乐。杞良妻的故事就进入到歌和音乐中来，几经传唱，变成了会唱歌的杞良妻，在哭丈夫的时候哭的就是歌的调子。到了汉代，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又使故事衍变成杞良妻能哭，天地动容，城垣为之崩塌。城中最大的是长城，所以到南北朝时，尤其北齐大兴土木修长城，杞良妻哭倒的城就变为长城了。但这时候还不是秦始皇的长城。大家注意，是北齐的长城。民间这个时候的传唱，是因为要反对北齐的暴政，反对北齐修长城、拉民夫、苛捐杂税。到了唐朝，传唱的人们一想，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这个故事便与秦始皇扯上了关联，然后杞良妻的名字在唐朝正式成为孟姜女。而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美女的代称，并非什么固定的人名。 美女哭长城，慢慢变得有鼻子有眼了。我们从文学上来考察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还是很好的吧？能够催人泪下吧？甚至这样的女性也是很令人敬畏的吧？千里寻夫，就把长城哭倒了，而且对秦始皇这个暴君的那种憎恨，我们也油然而升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神话当中去寻求历史真实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没有顾颉刚先生通过这样的历史考证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想到它的源头是在春秋时候由宫廷礼仪所来的吗？没有。这又是一种文学的历史真实。文学的历史真实常常搅乱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也常常使我们以为，文学中的历史真实就是历史当中曾经发生的真实事情的样子。所以，在读文学作品，或者在读史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辨析的头脑。这个故事说明，后世所谓“孟姜女哭长城”与秦始皇暴政挂在一起的传说，是在最原始的信息上一步步叠加起来的。 因此，无论口头还是文献，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在经历了后人层层叠加进和当时情境相糅合的“记忆”加工以后，成为了新的流传，使传说与历史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便很容易令人产生疑惑，即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有多少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历史的真实”？“歌手”们为后世提供了“荷马”或“孟姜女”这样现成的虚构，而我们又常常把虚构弄成真的历史。 这随手可举出很多例子，以前我也讲过，比如雍正是不是被吕四娘所杀？埋在西陵里的雍正，脑袋是不是金的？这是清朝几大疑案之一，稗官野史说雍正是被吕四娘进宫砍掉脑袋以后埋葬的，埋的时候没有头，装了个金脑袋。这是传说？是史实？还有，“雍正篡位”是改了遗诏吗？以前我们有很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都相信雍正改遗诏的说法。我小时侯就一直对此深信不疑。我父亲在故宫工作，他也跟我这么说，能假吗？而且，说得绘声绘色：雍正让隆科多把那个“正大光明”匾背后的康熙遗诏拿下来，把“传位十四子”的那个“十”添个横，加个勾，雍正就当皇帝啦！多好听的历史故事啊！而我们居然把这个故事当真实。一直到了很大，看书时我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历史的虚构其实很脆弱，一捅就破。现在很多人也都拿这个做例子。首先，康熙要写遗诏，按照习俗，满清的皇子要加上“皇”字，“皇多少子”才合适。如果是“传位皇十四子”，就没法改啦，要改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不对了啊！这个说法便不攻自破了。还有最致命的，满族的大清皇帝写遗诏，像我们去故宫看那些大殿，从来都是汉文和满文对照的吧。如果雍正有本事把那个汉文的遗诏添一横加一勾给改喽，满文怎么改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像这样历史的所谓真实细节特别脆弱！稍加分析，稍加疑问，你就不会再被愚弄了，不会再上历史的当了。而这个当是谁让我们上的呢？稗官野史！常常是作家！常常是“戏说”！ 但是“正说”就不会让我们上当吗？就不会让我们产生疑问吗？下面这个例子，又像探案一样，非常有意思。老舍是否差点儿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下面我们像探案一样来分析一下。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想像顾颉刚探寻孟姜女哭长城的源头一样，一直往上探寻，终于把我所能探寻到的那个源头给找到了。我们来一步一步地看这个源头，来看以“正说”形式说出来的，是神话，还是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