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本追求轻逸的书。历史太沉重，用鲁迅的话，上面写满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涂饰太厚，废话太多，让观者看不清底细，喘不过气。于是，赵柏田像薄伽丘小说《十日谈》中的佛罗伦萨诗人吉多?卡瓦尔康蒂那样，“一只手扶着一块大墓石，轻快灵便地一跳”，便躲开历史之神巍然的阻隔，跳回他自我营构的私人空间。在那里，他与随身携带的十一位亡魂（邵洵美、蒋梦麟、翁文灏、柔石、苏青……）展开生与死的对决——这些活色生香的生命体，一度壮丽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风景，最终却被残酷的历史机器挤压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张张僵硬的、符号化的脸，虽生犹死；赵柏田的任务，就是重构他们的生命景象，将他们从死魂灵的碎影之中拯救出来。西谚道，一本或一篇优异的人物传记，足以让传主复活一回——大抵如此。 赵开出什么样的妙手回春的药方呢？如这本书的副题之关键词所示：“日常生活”。“如果说生活就是与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现在我叙说他们，我也把它看作是与我们居住的年代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我喜欢这种时空暌隔的联系，隐秘而久远，像一场天荒地老的爱情。而爱情总是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于是这些人和事是否有趣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样来叙述他们。”在富于江南质地的言辞的打磨之下，故事被小心翼翼地铺展，游魂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这里，叙事不仅是智慧，还是生命，意味着一段百感交集的温暖旅程。在传统意识形态止息的地方，关于生活的民间叙事悠然起步。那些为七重封印监禁的灵魂，犹疑着探出萧瑟的脑袋，而口中已经响起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歌谣。 这本书就是一曲主题为知识分子之旧日生活的咏叹调。“变化年代中的家族史”（蒋梦麟）、“一个文艺青年1923年的行状”（应修人）、“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柔石）、“一本家世的流水帐”（殷夫）、“一个新女性的婚姻生活”（苏青）、“文章与病与经济之关系”（陈布雷）……这些夏花一样绽放着金属般的青色光泽的小标题构成了它的轻柔旋律。它高昂，充满欢乐的憧憬，尾音却无比悲怆。我注意到这样的细节，赵柏田笔下的十来个知识人，他们一生之结局，无论滞留于20岁还是80岁，几乎都是悲剧。作者的笔法似乎受到了这类伤寒的感染，隐然有一种“从时间深处一点点渗出的凉意”。青衫落拓贫非病，破书依旧寄生涯。到底是什么，使得生活比知识还要沉重？日常世界比观念世界还要让知识分子困苦不堪？ “书生有病”，写陈布雷的一章极具代表性。陈氏所患之病是一种“灵魂病”。这种病，源自肉身，却传染至政治，然后在两者的相互催化之中步入沉疴。作为典范的陈布雷自杀殉国，身前与身后还跟随着应修人、柔石、殷夫等直接死于政治刀锋的鬼魂，他们的差异仅仅在于选取了不同的谋主。而翁文灏、沈从文、巴人等——我竟然找不到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物！——物理生命或许能在政治革命的秋风之中苟延残喘下去，文化生命却因此而终结（当然，还有人在坚持笔的力量，可沈从文只能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巴人只能写《印度尼西亚历史》……）。他们涉入政治之河过于深沉，终究无法自拔，那河流汹涌趟过，顺带席卷或淹没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一个泛政治化的世纪，生活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生活。还怎能轻逸了得？ 所以，以日常生活为题、祈望脱离正统意识形态束缚的《历史碎影》完全可以视为政治史的隐晦一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祈望追求轻逸的书堪为“失败之书”：不是作者的失败，而是论主的失败——沉浮于政治的漩涡，生命真正成为他们不能承受之重。我们过多的拥有受“爱国者之血”激荡的“红色少年”，我们太缺乏卡瓦尔康蒂那样“一跃而逃脱，真是一个身轻如燕”的诗人——他被卡尔维诺看中，从而作为新世纪的吉利形象之代表正有其道理，最起码，是对“书生有病”的拨乱反正。我们应该学会超脱世界——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之沉重，学会机敏的骤然跳跃：尽管负有一定的体重，却必须晓得轻逸的秘密。 （《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 赵柏田著 中华书局2006年8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