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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一个个大学问家的仙逝，学术界频频有人感叹“大师凋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孩子的成才，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师恩哺育，一代大师的诞生，需要前辈言传身教的提携。教师节来临之际，本版特刊出季羡林、李政道、杨福家等几位学术大家追忆自己恩师的文章或报道，希冀与读者一起，去探寻深深感召和影响着后来者的老一代学问家的精神和风范。 李政道：费米老师帮我亲制计算尺 快过80岁生日的李政道，每次站在演讲台上，总要深情地谈到他的老师费米。在这次“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再次郑重地提及这个话题。多年来，李政道不厌其烦地宣讲他的教育理论——要培养基础科学最顶尖的人才，没有捷径，而是需要“一对一”的言传身教。 这位1957年就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老人，在教书育人方面似乎格外“保守”——他坚持认为，培养人才不能只依靠课堂教育和高科技工具。他曾批评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但不要以为联上因特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特网之类的高科技工具确实可以很快地传递“信息”，但“信息”不是简单的“理解”。“许多人都以为只要有了高科技工具，信息就都有了，一点鼠标就出来了，这实际上是误导。” 李政道强调，要培养能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良师的指导和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因为，基础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而这“必须是老师一对一地带着学生一块儿做研究”，才能潜移默化传授的。 李政道的恩师费米，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大师。他在发明核反应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影响了20世纪科技史，他最先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随后又亲自指挥了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没有费米，可能就没有原子弹。费米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时代，很长一段时间，每周他都会和老师费米共度一个下午，面对面地“闲聊”物理问题。有一天，费米提了一个问题：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回答，大概是绝对温度1000万度。费米问，你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文献上都是这个数字。费米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估算，你不能接受别人的东西。 于是，物理学大师费米亲自动手，用两天时间帮李政道做了一把特制的计算尺。李政道后来回忆：这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把专门用来估算太阳温度的大计算尺！这把尺子让他终生受益：“它让我知道不能盲目接受别人的结论，必须要亲自实践，而且必须想新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同样，作为一名教师，李政道沿袭着从自己老师那里继承的传统。多年来，只要是他带的学生，他每周必然花半天时间和他们“一对一”地讨论问题。 事实上，李政道还在多个侧面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科技教育事业。 他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所以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奔走联络美国的53所大学的物理系，设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他最早筹划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成为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关键性一步。他还倡导并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而事实上，李政道，这位科学奇才，可能仅仅是在他的恩师指明的路径上前行。 恩利克·费米，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大师，也是一位杰出的老师。他于1954年去世，而他的学生中有6位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6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