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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若有可取之处，那它可取之处一般有三：要么观点新颖，要么材料新鲜，要么表达新奇———所谓“义理考据辞章”是也。当然，最好是三者齐备；最糟的是三者皆无。而我看了这本《透视钱钟书》，唯一的感觉是：书中讲得对的地方，我都知道；而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又都几乎有谬误。 就发掘传主新史料方面，这本书乏善可陈，所用材料跟以往钱传如出一辙，顶多也就做了一些轻重选择，此即我所谓“书中讲得对的地方，我都知道”；当然，作者也有他匠心独运的地方，那就是一些对钱先生作品和他为人处世的一些评价———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平生所思织成篇什，不求哗众，但图真实，目的是刮却‘钱学’学者孤意（原文如此———笔者按）地刷在钱先生面孔上的涂料，还钱先生以本真面目！当然钱先生并未因他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而形象跌落，反而更显得有血有肉，丰满栩栩。” 不过，也就是他匠心独运的这一部分，读来让人觉得不知所以不知所终——“观点上，常有错的”，此之谓也。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稍做分析。 首先，关于钱钟书作品的评价，作者似乎既未“入乎其内”地深入体验，也未“出乎其外”地进行分析考察，而只一味称心妄说肆意贬损。 无的放矢而又“理”直气壮，让人读来啼笑皆非。比如，在论及《谈艺录》跟《管锥编》使用文言时有谓“文言文经过五四运动先驱强力火炮的轰击，已近绝响，酷好与人叫板的钱钟书把它们从长沙马王堆女尸体（原文如此——笔者按）扯拉出来，并津津乐道地运用，可见他保护我国粹的神功。”这样的话，怎么读怎么别扭，只能让人想起“轻薄为文哂未休”的古诗——钱钟书用文言文，只是“酷好与人叫板”么？文言文跟“长沙马王堆女尸体” 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将它们拉在一起恶心人？语言，说到底只是一种工具，关键是用它来干什么。钱先生在1934年6月10日“与张君晓峰书”中，曾有这样的说明：“往日之所以输攻墨守，争端大起者（指文白之争——笔者按），以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深闭固拒，挟恐见破，个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价值也。”他同时还指出“抑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不少。”这种海纳百川的气概，到了作者笔下，居然成为“可见他保护我国粹的神功”，可谓匪夷所思！ 其次，对钱钟书及其家人的评价过苛，缺少“同情之理解”。譬如，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通信中常常对儿子有所奖掖，这本是人之常情。可到了作者笔下，这就成了“总之父子俩的行为即为公关广告。”“如果说父子俩在信中一唱一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那么他们宣传自我则为赐予文坛一杯由陈谷米酿造的酸酒（原话如此，‘赐予’当在‘文坛’之后——笔者）。设若钱钟书后来不在学术创作上取得惊人成就，当时对钱氏父辈（原文如此，当为‘父子’——笔者按）嗤之以鼻者或在阴间耻笑。” 最后，这本书错别字病句可谓比比皆是——仅笔者文中所列举文句就斑斑可考，要一一追究，恐怕真可以写一本书。这方面，相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有真实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