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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远先生，我谈不上熟识；岂止不熟识，迄今为止我们依然素昧平生呢，有限的交流都是通过网络完成的。即便如此，可能缘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对于陈远个人所从事的研究事业，诸如“个人史”口述访谈所形成的个人文字，诸如对近现代学术史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资料的搜集所形成的《逝去的大学》以及新近出版的《斯人不在》，我一向都给予了比较密切的关注。 毫无疑问，陈远所从事的研究和资料搜集整理是十分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姑且从《斯人不在》中找找答案，看其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在《斯人不在》第146页，收录王昊的文章《雷海宗之死》中有这么一句话，“一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大而无普通人，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人的心灵世界。”我一看到这句话就感到眼前为之一亮，不才近年来对于近现代法律人物的关注，更多也是如钱先生的感喟一样，反法史之“正道”而行之。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触：我们现在所见的大多数所谓法史学术文章，实在是只见制度变，不见人出来，对于法史本身的阐述，更多也是一种颠倒因果关系的事后诸葛亮式高谈阔论，更有反动者依然秉持以阶级斗争观统扩法史学学术研究，一点也看不到陈寅恪所谓“理解之同情”的情怀在里面。法史如此，史学本身又怎样呢？如果说我们的历史是一爿虚空的话，那么类似于陈远编《斯人不在》这种文本的努力，完全可以说是一种于空虚中寻真切的尝试了；套用过去的流行歌曲《雾里看花》中的歌词，这种努力无疑会借给读者一双慧眼，让读者把这历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王小波在《红拂夜奔》自序言，“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该达到的标准。”从可读性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历史本身还是书籍本身，抑或历史类书籍本身，有趣都应该是一项基本的要求。遗憾的是，我们现在通行的所谓学术，不光大众百姓读不懂，即便是学界同人亦用各自的语言系统占山为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互相不读或者读不明白。个中缘由当然很多，有的是在回避无知，有的是在故意卖弄，更多的则是叙述能力的贫乏；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讲故事的技艺。而与此惨淡现状相比，《斯人不在》尽管所述史实本身极为沉重，令人不能不扼腕叹息，但是就可读性来说，亦可以说是一本相当有趣的书了，几乎所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能让你一口气读完。比如该书第195页所收录文洁若《苦雨斋主人的晚年》一文中，文洁若转引张铁铮的文字，“有一年值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年，街道上照例用红纸贴出基层居民的选民姓氏光荣榜。我曾亲见选民榜上八道湾十一号选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则榜上无名。”文洁若就此提及1953年时周作人的政治处境，“周信子和周芳子是分别嫁给周作人和周建人兄弟的一对日本姐妹。当时，周作人的政治身份竟连她们都不如。周作人曾向法院申请恢复他的选举权，但并未获准。”此间微言大义，啼笑皆非之余，折射多少社会真切的生态！ 当然，我之所以发表上述意见，并不能意味着我完全同意陈远的做法。什么做法呢？就是在《斯人不在》一书中收录了自己的三篇文章。我并不是说陈远本人的文字不好，恰恰相反，我对其个人文字甚至更偏爱于其编选作品。我主要是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反对这一点的，须知编辑最大的能耐在于造就有个性的作者，理当秉持客观、中立之立场，竭尽全力把符合编辑理念的好文字选出来。这么做当然牵涉一个编者本人回避的问题，尽管这一点在实际中做起来很难，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文字视若珍宝，而自己的文字无疑又最贴近编辑理念。但是从读者、批评者乃至编者本身的角度而言，在编辑过程中适当的回避要比不回避好很多，尽管回避可能会使得编者产生言不尽意的感觉。正好《斯人不在》中有篇邵建的文章《“勇于不敢”》（92～103页）一文，该文主要解释胡适没有在雷震因为《自由中国》刊物入狱后前往探视而遭各方诟病的原因，提出“勇于不敢”，亦即我们常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观念。不才愿意就此与陈远在编辑过程中共勉，将自己设想成为一个达致理想的中立境界的裁判，学着不编选自己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