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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我写的是一本“四不像”的书

http://www.newdu.com 2018-02-02 国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新京报    (责任编辑:admin)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推出了《再造“病人”》一书。该书探讨了晚清以来,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了“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著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合译《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等。
    《再造“病人”》 杨念群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定价:36.80元
    “四不像”的历史解读
    新京报:书名很有意思,为什么“病人”要打上引号?他们是被“再造”出来的吗?
    杨念群:“病人”被打上了引号,意思就是说,近代中国的“病人”不仅与古代意义上的病人有了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近代“病人”不仅承载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
    在近代以前,我们在传统的视野里本来属于一种正常状态,西医传教士进来以后,原有的正常状态被认为是不卫生和不健康的,需要通过防御和治疗达到一种现代人认可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说,评判的标准被改变了,我们以前被认为是自然的状态成为了一种“病态”。于是,“病人”就被“再造”出来了。与此同时,近代打着治疗“病人”的旗号,积极从事变革的那部分人群,往往在某一特定时刻自己也成为被治疗的对象。
    新京报:据说这本书是你十年磨一剑的产物,与以往著作相比,这本书的研究角度似乎很独特。
    杨念群:上世纪90年代后,我想做一些新的研究,但没想好往哪个方向转。1995年,一位人类学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甘肃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座孔庙,20世纪50年代修水库时给拆除了,80年代一些老人硬是凭着记忆把它修复起来了。修复这个空间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就像是不断通过唤起历史,以抗拒残酷现实的过程,并由此实现了生命的一个完整循环。他还说,“你看看,这庙不就像个‘身体’吗?”
    受此启发,我联想到中国人的“身体”自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病弱不堪,“中医”似乎对此无能为力,西医却能够通过独有的外科切割技术使身体从损毁状态复原。这种治疗方式总被比喻成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个病弱的肌体,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向近代蜕变的过程。遭遇表面和内部的损毁而达到治愈的状态,是外科手术传入中国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性事件”……
    新京报:当时就产生了要写一本专著的想法?
    杨念群:是的。我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学的时候,发现它正好是当年美国训练西医传教士的大本营。这里藏有一些关于协和医学院及其他传教士的档案和书信,我就开始考虑做西医传教士研究,在那里待了八个月。我要做的既不是纯粹的传教史,也不是典型的医疗史,在一般的史学评判框架内肯定是“四不像”,最后目的算是达到了。我就是要打破学科的习惯性分类,改变学术界的认知习惯。
    我的招式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魔教剑法,不是名门正派,但威力同样很大。
    “边角料”的史料收集
    新京报:你很注重史料的收集,文献中有很多县级以下的医疗卫生志,这些材料怎么得到的?
    杨念群:正史比较注重那种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或比较容易见到的史料。我则比较注意一些私人书信和边缘史料的价值,如一般人们不太关注的地方性档案和文献。我在北京档案馆,查到了警察局里面处理产婆等的资料,这些都是以往无人关注的“边角料”。
    我把这些史料拿到手后会有一个重新解读。此外,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到了很多稀有资料。那里收集的地方卫生志很丰富,甚至镇、乡、村的卫生志都有。另外,我还和学生一起到秦岭山区采访赤脚医生的口述史资料等。把这些看上去不相关的史料整合到一起,就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效果。
    新京报:这本书的写作容易让人想起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你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杨念群:我的写作方式多少会受到他的启发,但是又不同。史景迁还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史,他有自己的问题关怀。我则想建立起真正本土风格的写作方式,有人说,《再造“病人”》与史景迁写历史的方式有些相像,但我自认对题材和内容的处理还是有独特个性的。
    新京报:感觉《再造“病人”》与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医疗方式、医疗结构、医疗制度、医疗空间的改变,其背后都有人为操作的痕迹。两者的区别在于,福柯用的是哲学的方法,你用的是史学的方法,是否可以把《再造“病人”》归结为对于行政运作的一种考察?
    杨念群: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解角度,但对行政运作的理解必须是非常具体的历史描述。关于本书的评论,有人从身体政治学的角度来谈,有人从空间来谈,有人从制度来谈……从这些方面进入主题都是可以的。所谓“医疗”过程,实际上仅仅是切入和理解问题的一种方式,比如,在观察行政的过程中,医疗也变成了日常生活运作中的一种因素,这种因素跟其他一些因素发生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现代中国的建构,如民粹主义、传统文化、现代制度的变迁等。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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