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叔河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先生主事岳麓书社期间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曾是我非常爱读的丛书之一。先生散见于报端的文章，也常能发微探幽，读来颇为受益。近读先生《缪荃荪论修史》(见《新民晚报》2005年12月23日)一文，不禁莞尔，遂想说几句。 先生谈修史，由“忽见报纸刊载‘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清史纂修’”引发。看到这句话，第一感觉是，怎么可能?细想，如果几千人参与纂修，三千万字分到个人头上，人均不过万把来字。此等工作量，列位不出月余即可告捷，何必需用十年时间?这速度，要超过大跃进了。想当年，一群北大中文系学生奋战月余时间，不过才写出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那还是在放卫星的年代所干的事情!笔者有朋友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当差，以我对清史工程的粗浅了解，这句话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上网google一下。果然觅得线索。钟先生所引之言大概来自《深圳特区报》(2005年8月29日)。原文称“清史编委会副主任马大正接受采访时表示，清史修纂其有了一百年的研究累积，加上两千多人的专家库，时机已经成熟。”这应该是“几千人”的最初版本了。马先生只是强调专家库有两千多人，未曾说人人都参与纂修啊!经记者倒手，此话变成了“这项修史工程……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这种误解似乎尚有说得通之处。清史编委会下分编译、文献、网络中心、图录、出版、传记、史表、典志等若干组，是清史纂修的组织服务部门。单计编译组拟翻译的三百余册外文著作一项而言，译者就需数百人之众。十年下去，“参与工程”的各类人员必将十分可观，说不好真能达“几千名”。可是他们并不都“参与纂修”啊!钟先生将记者所写“参与工程”解作“参与清史纂修”，并比之于修《宋史》之30人，修《元史》之16人，不惊煞老人家才怪。想想看，要是外国人把参加奥运工程的几十万中国人都当成是准备参加奥运会，会是什么反应? 不禁想起了《吕氏春秋·察传》里的小故事。鲁哀公问孔子：“我听说夔一只脚，有这回事么?”孔子回答到：“夔精通声律，舜说让他当乐正，一个人就足够了。”原来“夔一足”，是“夔一足矣”之意，而不是一只脚。所以说，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数传则黑白难辩，成笑话了。 又及，钟先生引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此人多手杂之故也”语，说缪氏并不认同“人多好办事”，并不主张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来修史。盖先生对“人多手杂”也是很赞同的。不知依先生之见，应该多少人修清史?修成多少字合适?《清史稿》再有缺陷，也是治清史者必备之书啊。基佐的名著《欧洲文明史》，从罗马帝国败落写到法国革命，一千多年的历史只浓缩成十多万字。历史学家写成这种史著当然非常了不起。但如果光有这类史著，历史研究工作今后恐怕也没法做下去了。多有多的用处，少有少的妙处。史著价值岂能以修纂人数多寡判定?三个臭皮匠，尚顶个诸葛亮；说三个诸葛亮不抵一个诸葛亮，如何使人信服? 钟先生还提到工程的招标模式，似亦有些保留意见。确实，凡心渐淡的先生们未必有此热情。笔者征诸朋友，得知纂修工作是招投标制与委托制并举。一方面沿袭传统修史的良好做法，延请声望甚隆的专家承担项目(如章开沅教授、杨国强教授、席泽宗院士就是由戴逸先生盛请参与其事的)。同时按照中央相关文件精神，部分项目向社会广泛招标，据言也颇有成效(如香港树仁学院吕元骢教授中标“大学士表”，新疆社科院院长吴福环教授中标“军机大臣表”)。钟先生担忧司马迁、欧阳修们不来投标，实在是多虑了。 消史纂修工程是民族工程，百姓关心多一些在情理中。作茶余饭后的谈资，随便一些倒无妨。真个作文述意，还是多一些严谨，多一点核实为好。不知钟老先生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