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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政策开始松动 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界成了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1949年7月和1953年秋，先后召开的两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都希望将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国统区的两支左翼文艺队伍团结起来，整合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下，同时改造“五四”新文学传统下非 左翼的老作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新红学”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然而，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文艺和学术问题，造成的后果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缩手缩脚，创造热情锐减；文艺作品数量少，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担心，唯恐‘失足’”。1955年底，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但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然而，1956年春的气氛毕竟不同。受过“五四”洗礼的中国文艺界，历来有成为时代号角和鼓手的使命感，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即将到来，再次激发出文艺家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希望成就文学艺术上的一番事业。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知识界逐渐活跃起来，这种渐次活跃的局面同样发生在文艺界。或者说，文学艺术界的反应更加敏感，行动也更积极。 文艺界开始活跃 为了推动文艺创作，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召开了扩大的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理事和代表二百多人，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了书面发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发展和繁荣文学问题，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和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并发表了会议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文艺报》发表了所有的报告和发言。3月25日，《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这次会议从上到下都对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表示了不满。刘白羽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陈荒煤关于电影剧本创作的报告、康濯关于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的报告，都指出了创作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人民日报》社论则说得更加明白；“我们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是无可讳言的，我们还很少看到真正激动人心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优美艺术形式的文学创作。” 相比之下，作为会议的主要文件，周扬的报告就不那么明朗。他强调的重点是：文学艺术经过“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绩，文艺创作已经出现了“新气象”，“正在走向旺盛与繁荣”。以此证明“文艺创作不但没有像胡风所诬蔑的那样‘萎缩’、‘枯死’下去，而是相反，它们正在茁壮地成长”。周扬虽然也说到“人们经常谈论和慨叹文学艺术落后于生活的现象”，但把文学落后于现实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在周扬看来，文学领域只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 在会上，只有少数发言触及到造成文学落后状态的真正原因。如唐弢的书面发言，尖锐地提出“同庸俗社会学倾向作斗争”，即同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作斗争。茅盾的报告委婉地说道：一个时期“相当盛行的粗暴的文艺批评，也是严正地打击青年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的”。他说，近年来这种粗暴的批评比较少了，但真正有益的评论还是很少见到。罗荪也对文艺批评状况表示了不满。 会议提到的繁荣文学的办法大都是技术性的。茅盾认为，现在的文学队伍太小，作家协会会员只有五百多人，加上一批新生力量，不过一千多人。他和刘白羽都强调，要积极地培养青年作家，扩大文学队伍。刘白羽还提出，要“在人民中发现天才”。为了动员和组织文学新军，3月15日，作家协会主席团和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480多名青年文学创作者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周恩来接见了全体青年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分别作报告，许多老作家与会给以热情辅导。 “双百方针”的提出 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文艺现状也很不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特别是刘少奇，先后两次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谈文艺问题，这在建国以后是少见的。3月5日，刘少奇偕同陈毅接见周扬、刘白羽，有准备地谈了自己对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刘少奇注意到一些作家“没有社会主义热情”的问题，他说：“哪怕是极个别的人，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刘的谈话，中心是讲如何对待“政治上的干涉”问题。他承认“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是干涉错了的”。他提出，“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决定连同自己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刘少奇说：“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负责同志讲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作出决定，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陈毅插话说：“作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风格。”刘少奇说：“很同意。” 对于周扬文章中提出反对公式主义、自然主义的口号，陆定一就提出过不同意见。在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说：“最近开了一次会，我看了周扬的那篇文章，我告诉过他，我说不要搞什么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不要搞反对，而是引导他，让他学习，光反对不行。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政治思想要掌握，一个公式主义，你怎么反对？”“为什么只要去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作品有什么关系？”在陆定一看来，繁荣文艺不是在作家中间反对这反对那，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更为重要。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其实，周扬的内心也是矛盾的。周扬也不愿把文艺界搞得死气沉沉。一位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有一次谈及创作中有种种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时，周扬说：不要搞的真像胡风所说的像中世纪一样。在听了刘少奇3月5日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后，“周扬、刘白羽回来后很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周扬喜形于色。他认为，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我们个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其实，“百花齐放”这句口号就是周扬提供给毛泽东的,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讲到“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时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 戏曲首先“百花齐放” 文艺界的“百花开放”首先在戏曲领域得到了反映，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繁荣戏曲表现出共同的兴趣。中国的传统戏曲极为丰富。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全国共有300多个剧种，私营戏曲剧团在1700个以上，上演着五万个剧目，戏曲是群众娱乐的重要形式。1950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工作的指示》提出：“戏曲应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在单纯强调戏曲的政治功用的思想指导下，戏曲作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本体功能与价值严重地被忽视。清规戒律名目繁多，禁演剧目越来越广，一些古老剧种无力存续，民间剧团国营化的压力很大，许多私营剧团和民间艺人的生存也成了问题。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这种状况都表示出不满。3月8日，刘少奇与文化部负责人的谈话，明确表示不赞成剧团全部国营,也不赞成戏曲改革急于求成。他说：“我们的方计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毛泽东、周恩来也表达了要放宽戏曲政策的意向。3月22日，周恩来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长安》。散场后，他同剧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座谈,针对戏曲界正在争论的能否反映阴暗面问题，周表态说：“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暴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东西也应该演一些。” 正当中共中央酝酿“双百”方针时，浙江排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演出，“轰动上海，也轰动了北京”，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4月19日，周恩来观看浙江省昆剧团的演出后，到后台看望剧团演职人员并发表讲话。他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4月25日，周再次观看《十五贯》。毛泽东也在4月17日和25日看了两次，同样给予高度肯定。在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五贯》应该到处演”。 一出改编的古装戏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怎么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如此赞赏？从周恩来的两次讲话中可以看出，《十五贯》对于贯彻“双百”方针，具有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一是为戏曲界“百花齐放”“树立了一个榜样”；一是具有批评官僚主义的隐喻意义。同时，《十五贯》也为处在自生自灭状态的地方古老剧种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 因为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明确态度，6月1日至15日，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后，各地进行了挖掘传统戏曲剧目工作。据统计，到1957年春，全国共挖掘出51867个剧目，记录了14632个，整理了4723个，上演了1052个。在1956年至1957年春的一段时间内，戏曲演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