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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印度著名诗人，诗集《吉檀迦利》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五四运动前后，他的思想开始对中国文化界产生影响。 1924年泰戈尔的访华对中印两国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抱着沟通两国文化的目的而来，客观上使早就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重新焕发了活力，也使中国人在当时几乎令人绝望的社会环境中看到了另一种具有可比性且可以参照的文化传统。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泰戈尔对这种环境的不了解，最终使这次难得的文化交流变成了不欢而散的聚会，在鲜花和荆棘的双重簇拥下，这位印度诗哲默然离去，至今令人深感惋惜。 诗情在鲜花与掌声中荡漾 1924年4月18日下午3点半，上海文学研究会、江苏省教育会、讲学社、南方大学、大同大学、中华学艺社、青年协会、青年会、基督教教育会、实验剧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徐州同乡会、圣约翰大学、商科大学、中国公学、美术学校、广肇公学、中国心灵研究社、广东中学、浦东中学、《时报》、《新闻报》、《中华新报》、《时事新报》、《公平报》及《申报》代表，以及印度、西方人士共约一千二百余人，借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为泰戈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会场门口用松柏树枝粘连而成“欢迎”两字，内部四壁悬挂着中国古画以及用松柏交叉做成的彩条和彩球，主席台上也用同样的方法织成“欢迎”两字，台前则摆放着十余盆鲜花。泰戈尔到来之前，各团体代表先在会场外合影留念，商务印书馆进行摄像，实验剧社的乐队也到场了。当泰戈尔出现在会场上时，乐队奏起优美的音乐。泰戈尔身穿黑色长袍，戴着红帽，仪态庄严肃穆。欢迎会本来由张君劢主持，但因他这时还未到，故改由沈信卿、聂云台轮流主持。沈在介绍词中盛赞泰戈尔对于人类精神的贡献，说明上海各界为了表示对这位大诗人的热烈欢迎之意，特地举行这次欢迎大会。 泰戈尔在演说中则回顾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精神思想发展过程和中印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和政治交往，并说很理解中国人民目前所面临的危险和痛苦，并且每每为此祈祷。他说：“余之来也，非旅行家，非传教者，实为求道而来，故余所携，惟敬与爱，余居中国，如居古庙，每觉背后有无数牺牲之精神，因得成就如此伟大之文化，惟世界日趋于败坏，故吾人在任何地方均见彼死笨无生气之痕迹，而予吾人以无限之创痛。” 泰戈尔的演说持续了约一个小时，随后大家暂作休息，期间由周映湖演奏中国古琴曲，泰戈尔凝神细听，若有所感，紧接着由徐志摩翻译出泰戈尔的演说，刘湛恩致答谢辞，宾主尽欢而散，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左右了。 与在杭州时的演讲相比，泰戈尔在上海时的演说明显态度从容、镇静得多。其中原因，可能是气氛的不同和身体状况的不同所致。不过有一点与欢迎者预先的准备有出入，那就是泰戈尔以前在西方国家演讲时都是事先准备好讲稿，到中国之前他也曾说自己推迟来华也正好有时间准备到中国来的讲稿，可到中国后的这几次演讲和谈话，他都是即席而讲的。从听众的角度讲，泰戈尔的这种演说当然是更生动、自然，也更能表现出泰戈尔作为一个诗人的灵性，不过这却给负责翻译的徐志摩增加了不小的困难，他本来还计划先让泰戈尔把讲演稿寄到中国让他事先翻译好，这下计划全都得改变，所以这时候他是最忙的了。 中国之行遭遇反对声 1924年5月8日，泰戈尔在北京度过了64岁生日。以徐志摩为主的新月社特别热心，而他们为诗哲所准备的最大的礼物是在泰戈尔生日这天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这个生日使泰戈尔终身难忘。 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即5月9日，上午11点30分至12点35分，应讲学社邀请，泰戈尔在真光影戏院给北京青年作了第一次公开演讲。演讲前，先由梁启超简单介绍，随后才是泰氏用英语演讲，演讲结束后的十几分钟，由徐志摩翻译成汉语。泰戈尔在演讲中简单介绍了自己青年时代在孟加拉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他说：“余虽年老，但是余并非一腐朽时代精神之代表，余之革命的精神，犹如昼夜不息之流水。余不惟不知老之将至，抑且自视为一活泼之幼童焉。”这次泰戈尔之所以在演讲之初就讲了这样一段类似自我表白的话，实际上是大有深意和背景的。 早在泰戈尔在雩坛演讲时，就已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传单，反对泰戈尔在演讲中宣传什么“博爱和和平主义，主张以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主张以静制动，反对以暴力驱逐暴力”。反对者认为泰戈尔这是在宣传投降主义。这次在真光影戏院的演讲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在泰戈尔到达会场之前，已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传单，名为“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其中内容与雩坛相似，无非就是针对泰戈尔在演讲中所宣传的主张进行抨击，认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不是泰戈尔所宣传的，而是正好相反。因此，泰戈尔的到来，对中国的革命实在是一副消极的催化剂，所以有志于中国将来前途者应该尽到自己作为有为中国青年的责任，反对泰戈尔。梁启超在泰戈尔演讲前所作的介绍中也谈到这一点，他替泰戈尔辩解说：“新与旧非年岁问题，乃精神问题，亦非皮相问题，乃骨髓问题，今泰戈尔年岁虽老，而精神则犹是活泼之幼儿。其衣冠虽古，而其思想则足为时代之先驱。彼之取得世界上之地位，乃抉印度千年前之文化而复得之，乃以革命及反抗之精神取得。”这些为泰戈尔正名的话，都表明当时这股反对泰戈尔的力量并不算小。因而泰戈尔这次演讲也就自然带有一种为自己辩解的意味，他通过回忆自己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过程，说明自己实际上并非一个守旧腐朽的代表，而是一直有革命精神的。 他说自己曾经到过欧洲，欧洲人穿短衣，而亚洲人则穿长衣，欧洲人不知道衣之长短与人生之永久和暂时无关，所以就把穿着与他们不一样服装的亚洲人看作野蛮人，当然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所需要的，乃灵魂上的修养，而非肉体上之供给，而欧洲人所谓的文明野蛮，乃以机械之精良与否为标准。他接着反问道：“试问日下之机械专制时代，果适合于吾人之要求乎？吾敢断言之曰：是不然。文明之发展，绝非到此即为止境者，吾且窥见一较深广之世界，已显于吾人之眼历中，此世界即所谓神明的境界，其光明较今兹机械专制之世界，且不能以度量计之。”而要想到达这种境界，必须努力培养牺牲的道德。欧洲人现在只处于人类发展的第二时期，即体力智力征服时代（第一个时期为体力征服时代），尚未到达第三时代，即道德的时代，但他们不但不知道反省，反而以此为满足，真是执迷不悟。 在这里，我们不难理解泰戈尔所谓的革命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在内涵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中国当时所需要的，也是很多有志者所追求的革命，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而泰戈尔所主张的革命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革新或维新，是局部改良，渐进革命，而事实已经证明或正在证明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泰戈尔之受到批评，也就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来自国内的这股反泰力量，泰戈尔本人也感觉到了，也让欢迎者为此感到深深不安。虽然他们竭力在泰戈尔面前掩饰，但却是越描越黑，反而让泰戈尔更加不舒服。 5月10日，泰戈尔仍在真光影戏院进行第二次公开演讲。时间为上午11点7分至12点。与以往的演讲不同的是，泰戈尔以前在演讲时从来不带草稿，而是信口讲来，滔滔不绝，这次却准备了讲演稿。在讲演时态度激昂，尤其是谈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时，更是慷慨陈词，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在题为《巨人统治及扑灭巨人》（TheRuleoftheGiantandtheGiantKiller）的演讲中，他以“巨人”比之西方的物质文明。演讲的大意是：“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于歧途，致演成机械专制之惨剧。吾尝与美国汽车大王福德为五分钟之谈话，谈及英国文明之缺点。福德亦谓代表西方文明之英国，其文明实为缺乏精神生活之文明。此种缺乏精神生活之文明，羽毛虽美，而内容则极为腐败，徒足为人类之害，此观于近代西方之有权者，即可知之。西方之有权者，无一不受此缺乏精神生活之文明之影响，故彼等咸抱一种野心，日惟以如何塑造大机器又如何用此机器以从事侵略为事。彼等对于率机器以食人之残酷行为，初不自知其非，且庞然自大，自以为己乃一大人焉。虽然此种文明，吾东方人士万不可崇拜之，如崇拜之，则必受其害。吾人今须知人类之精神，须如机械之轮之自强不息。吾人分所应为者乃对于一切压迫之奋斗抵抗，以求到达于自由之路，故吾人今对于大人（即西方文明）须以较机械更良之武器征服之，换言之，即吾人今须以精神战胜物质是也。”泰戈尔演讲词的前后两段都是诗歌，都是赞美和平的、自然的生活，音韵之美，几乎令人疑为仙境中之音乐。 遗憾的是，泰戈尔本来计划在真光演讲六次，现在看来似乎难以圆满，原因是泰戈尔近日被中国国内的一些反对声音弄得很是灰心。这次也是一样，在泰戈尔演讲即将结束时，场中有人开始散发传单“送泰戈尔”，一时间会场出现了小小的骚动，有人一边斥责散发传单者，一边把传单撕碎扔到散发者身上，也有一些人借机对泰戈尔进行抨击。泰戈尔神色稍露不快，但还是坚持讲完了。演讲一结束，徐志摩就登台声明：“因泰戈尔先生身体不适，明天即星期天的演讲取消，下星期一的演讲照常，但时间提前一小时，地点不变。”泰戈尔身体不好是真，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泰戈尔情绪不好，取消原定的演讲，也是他这种心情的一种反应。 不了解的欢迎与不了解的驱逐 如今，当我们这些当代人再回首看看这些文坛前辈对一个印度老诗人、一个对中国人抱有好感的印度诗人的批评文字时，不免有点难堪，且不论这些批评文字的艺术性、思想性，单从所用词句的激烈，就觉得不免过分。 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可以说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当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什么《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和学术。当时对泰戈尔的态度也是这样，泰戈尔本是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的友谊而来的。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当然有权利保持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思想方式，理应受到我们最热烈的欢迎，却不料受到如此激烈的攻击，这是泰戈尔始料不及的。 当然，他们（反对或欢迎泰戈尔的人———编者注）这样做是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的，也与他们自身对泰戈尔的理解有关。五四以来的中国东西文化之争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化之争，而是在论争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在一些人看来，泰戈尔作为一位已经亡国的国家的诗人来给尚未亡国的中国人上课，本身就不够资格。当时流行一个名词“象的民族”，就是把东方民族的性质比喻为象，其中主要是指印度。这其中当然并没包含多少侮辱的意思，只不过表明中国人不愿步印度那样的后尘，而是要积极抗争，富国强兵，所以不论是欢迎者还是反对者。此时也就很难以平常心看待泰戈尔的来华。因此，此时出现什么“驱象党”要把泰戈尔赶出去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只不过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时，不禁为这次本该富有成就的文化交流落到这步田地而深觉遗憾。当时的中国在物质、思想和文化方面正是青黄不接的断粮时代，本应该广纳博收，大胆拿来，辨其是非，为我所用，而很多反对者或欢迎者在并没有对自己所反对或欢迎的人的思想和学术进行详慎研究的情况下，就出于主观动机断言其中必含有毒素或救世的良药，不许别人赞成或反对，这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的不理智行为。另外，我们反对或欢迎一种学说，应该就学说本身进行驳斥或赞扬，而不应脱离学说本身而欢迎或反对持这种学说的人，尤其不应带着个人的动机进行欢迎或批评。不论是什么学说，只有我们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公平无私的眼光，经过分析研究，然后举起欢迎或反对的旗帜，才能免除“盲目”。即使某个人的学说毫无可取之处，我们对于这个人的人格，也应当给予相当的尊敬，否则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对泰戈尔持欢迎或反对态度者，不幸就是这样的“醉翁”，他们对泰戈尔的欢迎或驱除，可以说都因为不了解。所以说，泰戈尔这次访华的不成功，可以说就是由于他是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如今看来，只能说是一种时代的误会。 （《泰戈尔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孙学宜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