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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一生遭绑架一次，四次被捕。遭绑架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四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胡适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在《每周评论》发表《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租界当局逮捕。胡适知道后，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由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经各方人士多方奔走，法租界最终以“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结案，陈独秀获释。胡适第二次营救陈独秀时，陈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同胡适已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可胡适只以友谊为重。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又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胡适在第二天晚上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又找在外交部任职的顾维钧，请他无论如何要为陈案出点力。胡适还软中带硬地暗示法国公使不要惹出思想界的“排法”情绪。胡适声明:“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顾维钧派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400银洋了结。陈独秀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以后，仍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以致国民党当局不惜悬赏万金缉拿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开动所有的官方宣传机器，竭力主张“迅予处决”。胡适不顾压力，一方面联合好友翁文灏、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学者名流，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将陈独秀一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审判，好使案子公开化，请律师申辩。另一方面，他请私交笃契、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沟通联络，并与蔡元培、段锡朋(国民党中央执委，胡、陈在北大的学生)等磋商请有名望的律师为陈出庭辩护。 胡适为了扩大陈案在社会上的影响，引起公众的关注，给国民党造成压力，他利用讲学之机，四处宣传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大讲特讲民主与法治，唤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大声疾呼，这次当局要杀陈独秀，我们定要营救他。 1937年8月，胡适在赴美前夕，给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去信，请汪出面同蒋介石商谈，释放陈独秀。8月19日，汪精卫给胡适回信表示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4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陈在狱中时，胡适多次前去探视。陈感动地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 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回归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赵映林文 摘自《炎黄春秋》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12月09日 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