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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这场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八十多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阔步前进。今天，我们面向未来，反思历史，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对于建设繁荣与和谐 的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切中了时弊。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就是民主和科学。不难想象，专制与迷信在中国社会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长期影响，欲彻底铲除这两颗封建毒瘤，需要胆量与勇气，更需要智慧和策略。 事实上，主宰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必然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公民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如果民主理念永远局限于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天地，那么，不管辩论如何激烈，终究只是少数人的纸上谈兵，很难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民主浪潮。同样，科学的生命力在于符合真理，必需坚持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反复接受检验才能达到这一标准。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封建势力是强大的，再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社会状况极端黑暗和腐败。如果放弃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内的争争吵吵，不思社会变革，就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五四运动其间，“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传遍全国；各种媒体纷纷参与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的讨论。改造社会的主题在思想界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许多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旦这种理念不断地深入人心，它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将中国历史揭开新的篇章。 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让中国人分享世界现代文明的成果：人权(自由、平等、以自身为本位的独立人格)，民主(法治、宪政)，科学(理性)，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因此，清理五四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价它的千秋功过，揭示它的现实意义便构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面前。我认为，不管从任何层面任何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都必须综合性地体现五四文化的发展过程。 于是，在近代中国思想史领域独树一帜的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以当代中国难得的立场明确、思想清晰的启蒙型思想家的眼光，耗时五度春秋，于去年10月，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本55万字的著作：《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这是一本国内目前最完整、最严肃的五四文选；这是一本有作者独特标准和眼光、意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启蒙读物。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深广和已经达到的高度，远远超出时贤的想象。 然而，长期以来，总有一些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全盘反传统”！“科学主义”！“全盘西化”！民主与科学“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面海内外对“五四运动”的种种指摘，作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袁伟时呼吁：请读一读当时的文献! 思想终归要回到现实世界。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一讲到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绕开五四？袁伟时认为，五四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题----科学、民主、人权，而且这一主题至今仍未完成，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要告别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不过是它的一个高潮。只要这场变革的历史任务，国民由臣民转变为有充分权利的现代公民没有完成，它必然以各种形式重复出现。 《告别中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领袖们对民主的内涵，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科学讲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分析问题。科学的认识，应当是不断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可能完全认识终极真理。不能由某一个人说我是代表科学的，我是真理的化身，说反对我就是反对科学。所以说要好好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时至今日，中国民主与科学启蒙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仍须花气力将全世界已经形成共识的脉络理顺清楚。这并非要求我们有所创新，能够掌握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基本思想或基本观点及其现实意义足矣。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部自我更新能力较弱，无法自行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原来指望从传统社会内部自我更新，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设想以失败告终。所以，中国的社会改革必须依靠外来因素的推动。因此，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袁伟时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前后，到甲午战争以前，是萌芽、准备时期。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引进西方的思想理论，中国的王韬、郭松焘、郑观应，外国传教士林乐之，傅兰雅、李提摩大等的文章，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康、梁实际上是外国在华传教士的著作滋润之下成长起来的。 第二阶段，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的。这是第一次的群众性启蒙运动。其思想领袖，包括严复、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到了日本，他成了启蒙运动的主要领袖。 第三阶段从辛亥革命开始。袁伟时在《告别中世纪》中说，唐绍仪、蔡元培等26人北上发表的《社会改良会宣言》和《章程》，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他们意识到共和制度建立起来，思想文化的变革跟不上，需要科学、人权的教育，需要改良原有的思想。后来陈独秀他们继承了这些观点，并有所发扬。 《告别中世纪》全书将整个五四期间的思想文献分成十一个专题，表明作者对五四论题的基本概括，其内容包括政治、法律、民主、科学、新闻、青年、妇女、文学等方面。五四先驱们直言无忌，也没有染上以非学术手段解决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的恶习。 这些文献之所以值得阅读和研究，是因为准确地概括了任何国家告别中世纪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破思想镣铐，让民众成为敢于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现代公民，这就是通常说的"人的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永垂史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敢于蔑视专制主义的传统，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历史任务。本书的前面有一个篇幅较长的绪论，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作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以及编著本书的思路与目的。书中有袁伟时的十四篇文章，约十万字。这十四篇文章，实际上是思想文化辩论的结晶，里面贯穿了袁伟时对思想界、学术界对新文化不同观点的答复与回应。 综上所述，在我看来，袁伟时编著的《告别中世纪》一书，史料丰富，资料尽可能从最初发表的报刊中选取。其论点富有新意，其分析鞭辟入里，为我们解读五四时贤的精神和思想，弘扬民主与科学的优良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