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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吴祚来先生对于刘心武先生的红学研究反复责难，甚至不惜用“包二奶”这样耸人听闻的字眼。吴先生的主要观点有三个，一是认为刘心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二是认为做这种考据工作是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一种堕落；三是认为央视是社会公共资源，不应该向大众展示这种没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我从吴文中感觉到了一种霸气。学术研究，具体而言红学研究有没有价值，似乎由吴先生说了算，考据、索隐这种学术研究方式天生要比吴先生语焉不详的“文本分析”矮了一头。 说到研究的价值，想起自己以前读罗素先生的《西方哲学史》时，对希腊人关于世界的构成不厌其烦的探索和讨论印象深刻：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认为“水是最好的”，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则说“万物都是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时觉得这些说法颇为荒诞不经，且一无用处。将人的聪明消耗在这无意义的工作上面，真是浪费。时过境迁，我渐渐明白，对于某些人来讲，对于未知的事物好奇，进而去探求是一种天性，探求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也正是这种毫无功利心的、自得其乐的对纯粹知识的兴趣，使得希腊人的思考超越琐细的日常事务，上升到精微的理性思考，促使了希腊科学研究的产生，几经曲折，又导致了西方近代以来科学的昌明。 由此看来，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和对纯粹知识的兴趣是研究工作最为本源的、最为持久不变的动力。因此学术研究，要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能够体现出这种精神的学术研究并无高下之分，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刘心武的红学研究，正是出于对纯粹知识的兴趣对未知事物的探索，表现出了一种学术精神，是一种堂堂正正的学术研究。 实际上，学术研究的价值主要是由研究水平的高低决定的，而不是像吴先生所言，研究内容决定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吴先生要否定刘心武研究的价值，就应该也从考据入手，用确凿的证据说明刘心武的考据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而不能大而无当地说因为刘心武考据了，所以刘心武的红学研究没有价值。这样的论证方式不应该是一个学者所为，倒有点像扣帽子的做法了。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是应该时刻关注社会，但这与学术研究并无矛盾。学术研究是社会赋予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应该首要做好的事情。《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留给后人太多谜团，红学既已经为“学”，那么尝试去解开这些谜团，就也是红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刘心武作了他的分内事，履行了社会赋予他的职责，难道不是社会责任的表现吗？吴先生自己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难道不从事专业研究？是不是每个学者都变成社会活动家式的人物才算是承担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呢？ 刘心武在央视演讲他的红学，是一个机会问题，而不是资格问题。既然吴先生承认央视是社会公共资源，每一个社会成员就都有资格去央视讲他道理，即便这个人只代表小众的观点。至于讲什么，底线应该由法律来划定，而不是根据某个人的主观好恶。 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并非不能批评，但既然吴先生处处标榜学术立场，就请在批评中多使用学术语言，遵循学术规范，体现学术精神。指责别人的学术研究是“包二奶”显然是不合适的。 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