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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逼梁山下关东”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清王朝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严令禁汉人出关，但屡禁不止，流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即山海关)，或北渡渤海”，不顾身家性命，多方冒险“闯关”。“闯关东”即由此而来。1860年(咸丰十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始向流民敞开。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居高不下。1927、1928、1929连续三年超过百万。 以山东为例“解剖麻雀”，或更能深入到流民生活的深处。 山东“地少人稠”，又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中，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每逢大灾之年，总会有“闯关东”的巨浪涌起。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照史书上的话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荒”居首位。 1860年山海关大门敞开后，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往东北。“当时的奉天、锦州二府，荒地很多，稍加开垦，即成膏腴良田。”《胶澳志》记载说，“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载，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由单身到全家，由“候鸟”到移居，这是一种渐进的转化。 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但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 “闯关东”浪潮不仅使东北“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使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区域文化——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了。 “哥哥你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苍凉凄婉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久为人所熟知。“西口”，是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流民走过西口，过了长城，就可以到达蒙古草原及河套一带谋求生计。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走西口”成为华北流民西进求生的代名词。 “走西口”的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这里灾害频发，生存维艰。民谣唱道：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 天无绝人之路。一“墙”之隔的“口外隙地甚多”，无疑是一条生路，这就难怪“直隶、山东、山西小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了(《热河志》)。 通向西口的路并不好“走”，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特别是土匪当道，丢掉性命的人不少，沿途白骨累累。山西北部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代表着所有客死的孤魂，祈望他们能够回乡…… “走西口”的流民在口外，什么活都做，而受雇重新实现与土地的结合，依然是他们愿望。山西就有“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尽的连成(当长工)”之说。 1691年(康熙三十年)后，清朝连续对准噶尔部用兵，为就地解决粮草供应，在蒙古地区“募民田作”。清政府在内蒙古草原上圈占的大片牧场，都亟须汉人去耕作。流民于是有了“用武之地”。康熙、雍正以来实行积极招垦政策，给流民以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机会，有一部分流民从而获得小块土地。《清高宗实录》记载：“古北口至围场一带，从前原无民地，因其处土脉肥腴水泉疏衍，内地之民愿往垦种，而科粮甚轻，故节年开垦升科者三千余顷。”清末民国时期推行放垦，一部分流民交付了“押荒银”，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土地证”，获得了土地的永租权，成为小自耕农。 农业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庞大的“走西口”队伍中，还始终活跃着一批商贩。旅蒙晋商巨擘“大盛魁”就是这样由肩挑小贩起家，直到发展成为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无能力独立经营者则因熟悉路径，深谙口内外行情，常常为大商人、商队、商铺当伙计，运送货物，挣卖命钱。 “走西口”流民潮持续了300年，最初“皆令冬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但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客”，一旦条件允许，“竟将全家搬出口外”，成为内蒙的定居移民。他们入乡随俗，“衣蒙服，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过起了“蒙化”的汉族生活。 “孔雀东南飞” 流民打工谋生，可观的经济收入具有极大诱惑力，特别是东南城市经济起飞阶段。著名思想家陈炽在所著《续富国策》中注意到，“江海通商，食力之民，趋之若鹜，每月工资至少数元，以养妻孥，绰有余裕。”尤其是上海，“较内地丰厚”的“工价”，像磁石样吸引“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而且，城乡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存在的经济位差，也势必对流民的“向心”运动产生影响。农村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一般都由农村到小城市，再由小城市到大城市。使“孔雀东南飞”的流民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流”态势。 城市的“功能”往往决定着流民的职业流向。这在上海表现得淋漓尽致。上海既是大贸易中心又是轻工业中心；同时，上海还是中国主要的文化中心，又有许多中外印刷厂，从大的商务印书馆到各种小印字作坊；此外，服务性的第三产业也在向流民招手。 据《保工汇刊》所载，1926年3月，北京农商部特派专员，视察江、浙两省各工厂，对于工人籍贯，有下列说明： 上海工人籍贯：铁工——上海、浦东、宁波、浙江、广东、无锡。制造玻璃工——上海、宁波、浙江。制造纸烟工——上海、宁波、浦东、江北、浙江。纺织工——上海、江北、浦东、宁波、安徽。面粉工——上海、浦东、江北。印刷工——上海、浦东、宁波。 杭州工人籍贯：织绸工——杭州、绍兴、嘉兴、上海、无锡。铁工——杭州、绍兴、山东、安徽。火柴工——杭州、绍兴、上海、安徽。纺织工——杭州、上海、苏州、常州、绍兴、嘉兴。 无锡工人籍贯：纺织——无锡、上海、苏州、常州、安徽。织绸——无锡、上海、浙江、苏州、常州、安徽。面粉——无锡、江北、安徽、上海、山东。火柴——无锡、山东、江北、安徽、上海。铁工——无锡、江北、山东、安徽。印刷工——上海、浦东、宁波、广东。 上列“粗”表统计，本地人约占30%，近乡人约占27%，他省人约占43%。东南实际上是“大杂烩”，这里汇聚了几乎来自全国各地“打工”流民。 作为必然结果，“孔雀东南飞”造成工人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工人(即被近代工业吸收的流民，但他们很大一部分仍没有完成身份的转变，仍是民工，因职业不固定，随时可能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上待业，或回农村)有80%以上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沿江城市。大量流民、打工者选择东南，也加剧了全国城镇人口分布的不均衡，东部沿海城市人口有愈益集中的趋势。19世纪末期，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为6%，而长江下游地区最高达10.6%。到1947年，沿海地区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比重的65.3%，而内地仅占34.7%。 海外谋生“下南洋” 在海外谋生的流民浪潮中，“下南洋”最为壮观，这是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 “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之去拉美等地，更具有“可选择性”。 “下南洋”成为堪与“闯关东”、“走西口”相媲美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有“推－拉”合力的驱动。推力方面，“经济压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拉力方面，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中，劳动力的需求量旺，供不应求，就业机会正多。而且，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甚至采取了“最吸引人的条件”，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了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植者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这对无业失业的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对流入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华工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数即达25510家。 摘自《中国历代流民生活掠影》 池子华、朱琳著 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 17.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