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沙河（左）与老友余光中相见甚欢 《可凡倾听》大摆龙门阵讲述两岸诗坛一段情。 流沙河，著名诗人。如果不是他，也许内地的读者无法那么早领略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是他第一个把余先生的诗介绍引入内地。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流沙河，高中时期开始发表作品，而他的第一篇发表在报上的作品居然是“偷”来的。虽然曾被打成右派，并被分配拉了六年的大锯，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因此感到过酸楚，因为他落笔写作时，再痛苦的事情也会变成一种创作的乐趣。18日晚，流沙河将走进东视文艺频道的《可凡倾听》，与观众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余光中是他的“二哥” 成都文人流沙河是第一个把余光中的诗介绍给内地读者的人，节目主持人曹可凡说，去年余光中先生在接受他访问时，曾多次提到流沙河，一直说，如果当时没有他的推荐，自己不可能在祖国拥有那么多读者。流沙河回忆第一次见到余光中先生的情形，说：“第一次见他是在1997年的冬天，四川大学请他来讲课。我和爱人去机场接他，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还拥抱我，用四川话对我说，我们都是‘家门’，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姓，因为我原名叫余勋坦。”在流沙河的印象里，余光中先生的话不多，相比之下，他这个成都人，就比较会摆龙门阵。 说起流沙河和余光中先生缘分，当中还有件趣事，曾经有位老先生在听了流沙河讲解余先生的诗作后，问他，余光远是不是你大哥，流沙河说，是，但是前几年过世了。老先生接着就说，那这个余光中是你的二哥吧。回忆这件趣事，流沙河笑着说：“他认为一个余光远、一个余光中、还有一个余光近！远、中、近排下来。我说我不认识余光中先生，只是介绍他的诗，和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对于近年来一些媒体上的文章，公开指责余光中先生的某一些立场和观点，尤其是李敖，在电视上公开批评余光中先生，流沙河说：“余光中先生写过一首诗，题目是《问梁实秋先生避骂》，其中好像有一句就是，‘不要去理会街那边那一群流鼻涕的孩子。’李敖在凤凰台骂的时候，我看了就非常诧异。他念了余光中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的一首诗，他念了其中的三行，就马上说，‘句子不通！造句都造不通，这算什么诗？是骗子诗！’这是两回事情，如果真是句子造不通，那么是语法的问题，语法跟一个人的品德无关，怎么就会说‘这个就叫骗子诗’？这个就是李敖不讲道理了！后来他在凤凰台里还有不讲道理的事情，他在那里讲《诗经》。‘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他说这个完全写的是男女苟合之事。他解释这个‘观’就是‘欢’，喜欢的欢，‘欢’就是做爱。但是《诗经》上的这个‘观’，观察的观，有十二个解释，没有任何一个解释可以通‘欢’，也没有任何一条理由证明那个‘欢’就是做爱。李敖这一套完全是大言欺人，他欺当今的中国一些听众没有读过《诗经》。但是我读过，我在读《诗经》的时候，李敖还是小学生，连《百家姓》都还没有读。他懂什么。” 作文从做“小偷”开始 流沙河原名叫余勋坦，问起他改名的典故，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典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就改了，当时还是个学生。只是当初在改名时，我还没读《西游记》，如果我早点读了，知道了书中的‘流沙河’里有那么多妖怪，我绝对不敢取这个名字。” 流沙河从小喜欢写作，但是他真正萌发发表作品的欲望是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罗斯福”的文章，他回忆说：“那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老师出了个作文题叫《悼念罗斯福》。当时我十四岁，还不太懂怎么写悼念词，就在报纸上偷了一些句子，组装到作文里，再加一些自己的文言文，弄成一篇文章。没想到，老师说我写得最好，还拿到班上念。”流沙河笑言，大概人在最初写东西的时候，都是从当“小偷”开始的，“我十七岁那年，在报纸上发的第一篇文章中间也有‘偷’的痕迹。那篇文章是写我们的老师，偷的是苏雪林写的，她当中学生时候的趣事。”节目主持人曹可凡笑称，流沙河的第一篇文章是与苏雪林共同创作的，流沙河笑着说：“不是这样，她是老前辈，是她在前面走，掉了一颗扣子下来，我在下面捡到了，赶快拿回家供起来。” 《草木篇》成大毒草 1957年流沙河在成都创办了《星星》诗刊，并发表了他的著名诗篇《草木篇》，但在当时，这首普普通通的诗却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是反党的大毒草，让他在“文革”时期饱受折磨。1966年农历七月初七，流沙河与妻子拜堂成亲，婚房门外把守着全副武装的民兵，而屋里唯一的宾客只有流沙河的老母亲。刚拜完堂，流沙河就又被民兵带走了。当曹可凡问他当时有没有觉得特别酸楚，流沙河说：“我几乎没有感到过酸楚，我这个人在情感方面比较迟钝。1957年最初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我曾经有过短暂的痛苦感受，但是后来就没有了。”“文革”时期，他还拉过六年大锯，那时，他写的《故园六咏》中有一首写给儿子的《哄小儿》，里面说，“莫要跑到门外，去到门外有人骂，都怪父亲连累你，乖乖儿，快用鞭子打。”人们读来总有一种浸透血泪的感觉，但是流沙河却说：“实际上不是这样，当初写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句子我自己觉得造得非常好，念起来很好听。实际上人在进行写作的时候，哪怕写的是很痛苦的事情，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仍然得到一种创作的愉快。”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流沙河重读了《庄子》，“读完后，我心安理得了，一下就觉得我的心可以静下来了，庄子的这部书教了我一种生存的哲学，怎样对待客观环境。庄子的这一部书最具有战斗力。凡是认为庄子这部书很消极的，都是浅薄之人，没有把《庄子》读透。” 对金庸不含恶意 流沙河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耐，最适合他做的事情就是当一个读者，“可惜光是读书又挣不到钱，所以还得要写点文章。我写过一副对联，也是挖苦我自己的，上联是‘凑凑拼拼写些长长短短句’，下联是‘多多少少挣点零零碎碎钱’。” 在读者眼里，流沙河一直是秉承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宽厚待人，但是他对金庸似乎一直并不那么客气，好几次写文章批评他，对此，流沙河解释道：“我的两篇短文都非常客气，没有一个字是损毁金庸先生的，都是就事论事，不含任何恶意。而且对于金庸八十高龄去英国剑桥求学，我也是非常敬佩的。我只是觉得有些媒体，他们在对待文化名人时，有些方式不妥当，实际上就是媒体给一些文化名人戴上高帽子，什么大师啊，这样子不好。金庸算是写武侠小说作家中很突出的一个，但是如果媒体都在捧他，说他是了不起的学者，这就未免太过火了。实际上一些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就在我们成都，也没有看到媒体去给别人宣传宣传。” 流沙河称自己为成都文人，他爱成都，也研究成都。最近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老成都芙蓉秋梦》，他说：“我确实有点偏爱成都这个城市，把我换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愿意。这个城市它的空气、它的面貌都和我的童年、少年历史结合在一起。《庄子》书上说的‘旧国旧都，望之怅然’，一个古老的城市，哪怕都很破烂了，哪怕草木、蓬蒿都把它覆盖了，但是正如庄子所说，我一看见它，我心里就很快活，觉得那个就是我的归宿、我的故乡。”（霍燕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