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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贵宾、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在这里召开，千人汇聚，群贤毕至。我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本届大会的东道主，对各位远道而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于荷兰莱登国际亚洲学研究院为本届大会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和真诚合作，表示深切的谢意。你们的到来和参与，为上海增添了深远而广袤的亚洲文化，使上海更加具有国际化大都市的浓郁色彩。 从1990年代以来，上海发生着深刻的巨变，正在迈出历史跨越的步伐。我们走过的、并且继续在走的道路，是一条符合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保持中国特色、又有上海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包涵着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信息化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个不断开放、不断发展、不断学习的过程。2010年上海将举办世界博览会，更是上海融入世界市场、吸收世界文化、建设世界城市的重大标志。我们把这个城市精神归结为“海纳百川”，就是以吸纳、融合世界文化的精华来扩大上海发展的能量，不断接纳和追求新知识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我们承办这次大会的初衷。我们相信，每一位与会学者将在上海留下智慧、留下友情，见证亚洲文化与上海发展的互动。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亚洲的未来”，就是回顾亚洲的历史，观察和分析亚洲的现状，展望亚洲的未来。亚洲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深厚积淀的历史；更有生动多变的现实，引人入胜的未来。大会的250个议题和1200篇论文，展现了从元谋猿人的足迹到全球化的亚洲，从一个村落的文化变迁到国际战略的合纵连横，从人文精神的追求到社会制度的创新，这样的一幅幅画面，既宏观又微观，既豪情又细腻，既具体又抽象，既写实又写意。从这次大会汇集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亚洲的未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像喜马拉雅山脉一样峻峭向上，它像亚洲的大江大河那样奔腾不息。 研究亚洲的未来，必须始于亚洲的悠久历史并尊重亚洲的历史。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片大陆、海洋和岛屿上先后产生过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以及古代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奥斯曼文明、日本文明、朝鲜半岛文明、东南亚文明等等，并孕育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三大宗教。与世界的其他地方相比，历史留给亚洲的是更加多样的文明，亚洲各国带着自己的历史特征走进国际社会。因此，亚洲的现代化模式是多样性的，亚洲的地区合作也呈现出各个次区域之间的差异。 亚洲文明的多样性还体现在亚洲各种文化之间的包容性。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学从中国传到东亚，佛教从南亚传到东亚，伊斯兰教从西亚传到中亚和东南亚。亚洲各种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远远超过对抗冲突。当代的亚洲文化就是各种不同起源的文明相遇、融会的结晶，从其中我们可以读到亚洲精神的平和与宽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亚洲的内在精神中的平和与宽容使我们面对差异和分歧时，保持沟通，促进理解，和平共处，长期合作。 由于这种精神的存在和支持，亚洲特别是东亚和南亚的和平崛起，必定是不同文化、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这种超越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的合作关系来自亚洲，却为世界提供一种和平共处的新经验和新样式。当然，现实的亚洲还存在着历史纠葛、意见分歧和变化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着眼于历史的长河，亚洲的政治家和人民具有智慧和能力，超越分歧和纠葛，形成更为持久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亚洲的未来”，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崛起。这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思考课题，它牵动着全球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战略家们的思绪缠绕而不可超越；它催生着大众网络的议论、新闻媒体的评说、青年人的预期和老年人的想象。古老的亚洲由此而走到时代的前列，由此而青春焕发。 “亚洲的崛起”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这个拥有世界上最众多人口的最广袤大陆，在面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着现代化的深刻变迁；在于亚洲的高速发展引发了各种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加速流动，资本、技术、知识、人力、产品和服务在亚洲聚集和重组。亚洲正在改变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舞台上被动和边缘的地位。二十一世纪亚洲的自我变革和复兴所焕发的活力正在转化为人类进步的强大动力。 经济发展的终极意义在于增加人类的福祉。亚洲拥有人类的一半以上，东亚和南亚的30亿人口改变着全球制造和全球贸易的格局，无论是需求或供应，亚洲都将构成一个庞大的新兴市场。这个市场的存在和不断扩大，对全世界的财富结构和亚洲的社会结构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巨大的历史机遇和空前的挑战。如何解决亚洲的发展难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历史命题。解答这道命题，需要在座各位学者的智慧，它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 十九世纪以来，亚洲融入现代世界的进程充满着曲折。一代又一代的亚洲人为在世界上获得平等地位而期盼着、奋斗着。亚洲是古代世界的先进者，却是现代世界的后来者。它从先进的西欧、北美汲取现代化的养分，同时也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由此形成东西方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在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地位不平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对亚洲的影响是单方面的，亚洲承受着巨大影响的同时承受着巨大压力。当代亚洲的诸多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遗产。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亚洲人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东方与西方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时至今日，东方和西方都在发生空前的变化。亚洲特别是东亚和南亚正在和平发展中崛起。亚洲的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加平衡、更快增长、更多安定。反之，我们也不能否认，亚洲的某些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贫困和战乱。这恰恰证明亚洲需要和平与发展。亚洲的和平崛起是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最大贡献。随着亚洲的财富积累、社会变革和国际地位上升，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真正平等才会到来，各种文化之间冲突和仇视的根源才能消除。一个和平崛起的亚洲，对于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都是美好的。 世界总是存在着“异”和“同”。异中有同，求同存异，是中国哲学的思辨方式。各种不同的元素和谐有序地存在于统一体之中，个体差异和整体统一的不断交替构成了“无序”和“有序”的结合。这就是“和而不同”的世界。如果世界只有一种文化、一种元素，不仅将完全失衡，而且会陷入混乱和崩溃。多样文化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交融，在当代世界就表现为多元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选择。亚洲的发展道路将充分体现多元模式、多样文化、多极格局。因此，亚洲的未来将是极为生动而多彩的。 中国属于亚洲，中国人对亚洲有一种深深的归属感和认同。同亚洲的多数国家一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之间抱有深刻的相互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融入世界的进程，首先是融入亚洲的过程。中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在思考着亚洲的发展，始终是与亚洲的未来相连结的。我们在追求自身的兴盛时不能不追求亚洲的兴盛。如中国的先哲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忧亚洲之忧，乐亚洲之乐。 中国曾饱受战乱、贫困、欺侮之苦，因此更懂得和平与发展之不易之珍贵。正如胡锦涛主席最近指出的：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是我们的治国理念、价值取向、战略目标。其要义就是在于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自己的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的和平。这种和平与发展联为一体的理念，表达了中国人的愿望，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人的责任意识。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重视与邻居和睦相处。面对自己的近邻，我们从和平发展的理念中衍生出“睦邻、安邻、富邻”的亚洲周边关系。所谓“睦邻”，就是与所有的邻国保持长期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在各个层面上发展共同利益；所谓“安邻”，就是与所有的邻国和平相处，用对话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各种争端；所谓“富邻”，就是以中国的发展为邻国的发展提供机遇，推动中国与邻国的相互依存。我们经常把邻里关系比喻为“唇齿相依”，我们正是以这种情感来看待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的。 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理性引导着当代中国人对于时代变迁的回应，也规范着中国在走向世界进程中的行为。孔夫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善待他人才能使自己获得应有的地位，给别人以发展的机会自己才能有所发展；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也不能强加于人。两千多年来，这些教诲已经成为中国人立身治国的行为准则。当代中国在走向世界、融入亚洲时，这些传统理念就自然地渗透在中国的国际行为和国际关系之中，成为和平发展与睦邻、安邻、富邻的深层次内涵。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虚心学习各国的长处，即使将来强大了，同样需要尊重各国、学习各国。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义，一个民族的精神常态，不会因强弱而改，也不会因利害而变。今天，我们谈论亚洲的未来，当然不可回避地要讨论中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未来存有种种猜测，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知的题目。如果了解中国文化，就可以很清晰地描绘出未来中国的精神状态，也就可以回答未来中国对待世界的态度。可以预期，将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更加文明、对亚洲对世界更具有建设性作用的礼仪之邦。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是世界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寄托所在，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亚洲正在发展，然而亚洲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亚洲为世界提供着现代化的动力，然而亚洲又背负着前现代化的种种负担；亚洲的前景是引人入胜的，然而亚洲的道路也充满着曲折与坎坷。这些矛盾都说明了亚洲的和平崛起是伟大而艰难的。亚洲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强盛的，他们通过克服矛盾、战胜艰难而表现出来。这就是创造亚洲历史的过程。 预祝这次大会经过深入、广泛的讨论，为“亚洲的未来”创造更新的概念，形成更大的共识，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再次对各位贵宾、学者、朋友的到来表示欢迎，表示感谢！ (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上海组委会主席王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