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任何预兆，“国学大师”突然成为了近期文化圈争论热烈的一个关键词。先是学者葛剑雄撰文称，将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季羡林先生界定为“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恰如其分，而以往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并不妥当。此文一出，舆论哗然，很快有人提出质疑：季先生关于中华文明、东方文化的一系列学术论点，都在海内外学界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像季先生这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难道还称不上重大学术贡献，配不上一个“大师”的称号？紧接着又有人出面捍卫葛剑雄先生的观点，一时好不热闹。 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实在有些无谓。无他，季羡林先生虽然是值得尊重的学人，但他当然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国学大师”这一概念应该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只有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学问功底，并在研究中国传统学问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其学术成果永久嘉惠后世，这种学者才有资格荣膺“国学大师”的称号。准此，怎么能称以研究印度学为主的季先生为国学大师？至于季先生那些所谓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关于中华文明、东方文化的一系列学术论点，其实只是即兴式感想而已，既缺乏严谨的论证，也没有被实践所检验，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成果，而且至今也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遑论“永久嘉惠后世”？ 季羡林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的问题不值得争论。但从这场争论中，我们却可以窥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就是在传统文化被冷落的当下(即使热也是“虚热”)，整个社会都表现出一种焦躁的情绪，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都渴望拥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国学大师”，渴望有这么几位标志性人物引领潮流，使传统文化不致沦落。这也许是最近几年文化圈热衷赠送“国学大师”“当代大儒”等帽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愿望是极好的，可惜现实是冷冰冰的。如果我们肯于直面现实，就不得不承认，在“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之后，不会再有国学大师了。 为什么不会再有国学大师了？这是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在前面所说的这场争论中，有人说国学大师不是书橱，这固然不错，但是，要成为国学大师，成为书橱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你要在传统中国学问研究方面取得第一流的成就，就必须对浩如烟海的传统典籍了如指掌，占有丰富的资料。试问前辈国学大师中，梁启超、陈寅恪、钱穆、顾颉刚等等，哪一个不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其资质非后人可比，而是他们从小就在传统典籍中浸淫，靠一种日积月累的功夫有以致之。关于国学大师的传记中，说某人“二十四史读过多少多少遍”云云，这并非神话，而当代人中，即使有这种资质和愿望，也很难有那种与传统典籍朝夕相伴、随手取而诵之的条件。更重要的，对前辈学人来说，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他们生活、生命的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点点滴滴已经自然融入了他们的血液，这种人与文化的亲和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决定一个人终生的趣向、选择乃至研究的高度的。一个当代人，可以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刻苦背诵经籍，钻研传统学问，但却很难自然生出那种对传统文化的亲和力。这可以说是当代难以产生国学大师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如私家藏书传统的断裂、前辈大师的凋谢等等，都在制约着当代产生国学大师。 “不会再有国学大师了”，这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我没有为此惋叹的意思。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