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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贝托鲁奇执导中外合拍影片《末代皇帝》 1987年，一扇气势恢弘而又异常沉重的大门在全世界眼前被徐徐推开，展现了一片曾被视为不可亵渎的皇权禁地，以及其中发生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悲凉历史。推开这扇门的是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 《末代皇帝》的背景材料主要来源于溥仪生前所著的《我的前半生》和紫禁城清宫档案史料。由意大利扬科电影公司、英国道奥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摄制。中国背景、中国故事、中国人物，混杂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技法，获得了奥斯卡评奖的胜利，但在中国也受到了“离我们的历史片观念太远太远”的质疑。  住在大房子里的一个小孩子———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末代皇帝。  尊龙与陈冲作为颁奖嘉宾联袂登上奥斯卡舞台的那一刻激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 中外合作从意大利人开始 1979年，当意大利方面带着他们的《马可·波罗》拍摄计划来到中国，国内还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对接的机构。经当时的中央领导批准，才成立了一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 以元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事迹为题材的电视电影《马可·波罗》，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中外合拍片。据说，当时到意大利去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意大利总理交谈时，对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剧组正在你们中国拍戏，请多关照。因为两国高层的重视，所以《马可·波罗》的拍摄非常顺利，这部多集电视电影拍了5年，在中国放映的是电影版。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英若诚出演了忽必烈大帝，他的英文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可·波罗》后来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米奖。 《马可·波罗》成功以后，意大利电影人和资金开始对中国情有独钟，但又不知该拍什么。据《末代皇帝》的一位中方人员徐春青回忆，当时外文出版局刚刚出版了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身》（英文名《从皇帝到平民》），在外文出版局工作的徐春青就把这本书介绍给了意大利朋友。结果中国末代皇帝的传奇人生，迷倒一大片意大利电影人。曾在《马可·波罗》剧组里任制片主任的马里奥，成了《末代皇帝》剧组的总制片人，意大利电影大师贝托鲁奇则受邀担任了导演。 受益最多的国内单位是故宫 当意大利人贝托鲁奇以纯粹的西方人的眼光关注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故事，他会有什么不同的发现呢？1972年当贝托鲁奇筹拍他那部惊世骇俗之作《巴黎最后的探戈》时，他的同胞也是师辈的安东尼奥尼正在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的安东尼奥尼遭遇了中国境内声势浩大的批判。当时贝托鲁奇声援安东尼奥尼，认为“这部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记录片《中国》是真正关于中国人的电影。”那场风波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碰撞，而是当时极左思潮和西方现代思想之间发生的冲突。 十多年后，当贝托鲁奇带着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和20名英国人的摄制组大大方方地来到真实的中国，他在“历史”与“故事”之间，首先选择了“故事”。 从《末代皇帝》受益最多的国内单位是故宫。从片子获奖在全球公映至今，故宫成了到中国的西方旅游者的首选景点。其实，当初《末代皇帝》在故宫开机时，国家刚颁布了有关的保护法规，里面不准进行商业性影视拍摄。考虑到《末代皇帝》中意合拍协议签署期是在法规颁布之前，所以经特别批准，贝托鲁奇才得以在故宫里面大拍一气。据说颇毁坏了些文物，许多人心疼之余摇头叹息。 “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 《末代皇帝》所诠释的溥仪，不单纯是一个皇帝的历史，而是一个作为皇帝的人的故事。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向来严肃谨慎的中国人认为“讲故事和历史完全是两回事，细节的处理应当尊重历史的真实。”贝托鲁奇版《末代皇帝》可能和“史实”和“传说”都无关，他眼中的溥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无法摆脱被囚禁命运的生命个体，成份复杂、面目模糊的一个可以和观众进行心灵沟通的人。 贝托鲁奇在接受法国《首映》杂志记者采访时曾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这些人物虽是可憎的，但他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 整理：本报记者张悦 ■华人群星谱 《末代皇帝》中的重要角色溥仪、婉蓉、文绣和慈禧都由现在在国外发展的华人演员扮演。 溥仪———尊龙 尊龙从小被父母抛弃，在10岁进入香港京剧名伶粉菊花的春秋戏剧学院（著名的香港影星萧芳芳和陈宝珠就是师出粉菊花），1969年到美国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涉足美国舞台剧之后，出演电影《龙年》让尊龙建立了国际影响度。据尊龙的助理说，当年贝托鲁奇在面试男主角时，尊龙是第一个，而且贝氏也的确是一眼就相中了气质独特的他，但是贝氏不相信这个男一号会来得这么容易，所以又在美国以及亚洲地区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尊龙身上。 婉蓉———陈冲 陈冲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以《小花》迷倒无数观众，初出茅庐的她轻而易举地捧走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第一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在《小花》之后，陈冲又相继主演了凡响平平的《海外赤子》和颇有争议的《苏醒》，此后便留学美国寻找她的艺术梦。比起后来居上的邬君梅，陈冲初到美国时发展并不顺利，1987年出演《末代皇帝》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文绣———邬君梅 这部影片对于饰演王妃文绣的邬君梅来说是个通向美国的机遇。1984年上影厂拍摄由黄蜀芹执导的影片《青春万岁》，还在上中学的邬君梅首次参演，那一年她16岁。在《末代皇帝》中演技还显青涩的她当时片酬只有600元人民币。但是拍摄此片后就赴美留学，后来星途坦荡，曾在华裔女导演王颖、英国导演格林纳威的影片中担任女主角。 慈禧———卢燕 《末代皇帝》对于卢燕来说只是电影事业的一步，她早在1947年就移居美国檀香山，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影。60年代回到香港主演唐书璇导演的影片《董夫人》，饰演一位徘徊在贞节牌坊与忠贞爱情之间的寡妇，赢得了第九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后在美国成立卢燕影视公司。 配乐———苏聪 《末代皇帝》夺得了第60届奥斯卡最佳音乐奖，与日本人坂本龙一、英国人戴维·伯恩合作的苏聪成了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中国人。苏聪198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同年入德国慕尼黑高等音乐学院作曲系研究生班，1985年起任教于该院作曲系，后任德国巴登州电影学院教授。（张悦） ■电影笔记 我们需要“妖魔化” 对《末代皇帝》的了解横跨了我人生的三个阶段。在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影迷同学对我滔滔不绝地讲陈冲在拍摄这部片子时的“遭遇”，说是拍婉容和溥仪初夜那场戏，溥仪的动作大了点，陈冲露点了。导演贝托鲁奇说好好好，就这样，但是陈冲表示，我是个中国人，不能这样的！于是把衣襟整好，又拍了一遍。我的同学感叹说老外拍中国片真是不行呀。 后来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偶尔在家看了一眼电视，发现上面出现了一根爬满龙的柱子，镜头摇上去，出现一个老太太坐在宝座上，看来是慈禧。这个镜头把我镇了，我从来没见过把故宫拍得这么有质感，镜头移动这么“煞有介事”的片子———这就是传说中的《末代皇帝》。 第三次是现在，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重温了一遍《末代皇帝》，发现片子里对中国的描写有太多不对头的地方。在溥仪第一次进紫禁城的时候，城门前竟然有三个戴“连枷”刑具的人在乞讨；溥仪的乳母是典型的越南人，而他和太监们玩耍的地方是日本风格；大臣在参加登基大典时竟然会带着会叫的蝈蝈；最不可思议的是，溥仪见慈禧的时候，那个威严的老太太竟然跟他讲说诸如“他们都是太监”、“你这样的小男人也不能在宫里过夜”之类的话，明显是在向观众交待环境，突然她说“他们都等着我死哩”，然后就死了，有人往她嘴里放了一颗大珠子！ 现在终于可以把这些印象串起来了：我在漫长的生命中收集的关于《末代皇帝》的点滴印象，竟然全部指向这部电影最受争议的一个方面———外国人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是不是会走样儿？《末代皇帝》证明了这种情况完全会发生，尤其是当非常有个性的导演“大师”执掌导筒的时候。于是围绕着这部片子形成了一个“妖魔化”的大卖场，导演“妖魔化”中国，而一些中国人反过来“妖魔化”导演。 话说回来，在我本人看来，贝托鲁奇这次“妖魔化”得很对头，在这部电影之前，我从来没看过在视觉上味道如此“肥厚”的表现中国的电影，这种“肥厚”让我大呼过瘾。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大喊“妖魔化”的同时，也在暗自赞叹导演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对题材的把握方式。 无论如何，《末代皇帝》取得了巨大成功，它刺激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想像。这部片子，加上《大红灯笼高高挂》和《霸王别姬》的影响，外国对于中国的印象定格在红艳艳的厚重油彩上。我猜到了2008年，展现在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上的还会是红、艳和油彩。其实中国的色彩还有汉朝的冷峻大气、唐朝的华贵堂皇和宋朝的清淡素雅，这种丰富的五色如何通过电影展现在世界面前呢？莫非还需要几个外国导演再把中国“妖魔化”几个来回？ □刘铮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