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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史上，年谱之学一向被奉为“大道”，年谱“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不仅可以补充“国史”、“家传”之不足并订正其讹误，而且因“最得知人论世之义”（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而为学界所重。一部优秀的年谱著作，无疑要以丰富准确的资 料为基础，以供人参考使用为职能，因此“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其人著作之全部，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要成此“佳谱”却非易事，它需要“极勤苦极忠实的考证”，是对著者学养学风的严峻考验。青年学者周相录所著《元稹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以下简称《新编》）就是一部能得此“精神与脉络”，故“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梁启超语）的佳谱。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是唐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作家，在诗歌、散文、辞赋、传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成就突出。然而，与其挚友白居易相比，这位生前声名显赫的“元才子”在后世的遭际要寂寞得多，殁世不久即颇受讥弹，现代以来亦备受冷落。20世纪有关元稹研究的论文不足二百篇（参李丹、尚永亮《元稹百年研究综述》，《学术交流》2004年第4期），在数量上和质量均远逊于白居易研究。50年代后，随着学界对《莺莺传》的关注，才有了对元稹其人其文的探讨。孙望《〈莺莺传〉事迹考》一文后附有《元稹事迹简谱》，汪辟疆在其校录的《唐人小说》中附有《微之年谱》一卷，苏仲翔在其编选的《元白诗选》后亦附有《元白简谱》。这些成果对元稹其人其文做了初步梳理，但大多粗疏简略，许多问题仍碍而不明。真正系统深入探究元稹一生行迹的是卞孝萱先生的《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以下简称卞谱），爬罗梳理，探幽烛微，清晰地勾勒出元稹的生平履历及其创作情况，订正了不少文献讹误，对元稹研究厥功甚伟。但限于当时元稹研究十分薄弱的现状，卞著中也存在不少参差舛错之处。吴伟斌在《元稹诗文编年新探──《元稹年谱》疏误商榷》一文中就指出：“《年谱》诗文编年中发生误编、漏编、重编以及编年不确等各类差错约500处。”（《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虽未为确论，但卞谱中令人遗憾之处确实所在多多。在元稹研究不仅萧条冷落，而且问题颇多的情况下，人们一直希冀看到一部更为完备、翔实、科学的新年谱，以推动元稹研究的发展与深入，《新编》的问世可谓适当其时。相录君致力于元稹研究多年，尤其是在生平考辨、作品校勘辑佚方面，多发人所未发，成就突出。现在，通过遍览两《唐书》、《通鉴》等正史大书，于方志碑帖、类书笔记、族乘家谱、总集别集乃至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中勾稽剔抉，在充分吸收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录将集多年孜孜矻矻努力所得的大著推到了学界同仁面前。我怀着急切的心情，阅读了这部新著，颇有眼前一亮之感，深为其后出转精、翔实博洽、骊珠多有所感佩。笔者认为，《新编》的“亮点”，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元稹事迹补正：年谱最得清儒学风之长，需要于浩如烟海的各类古籍中徜徉游历，沙中淘金，方有所获。然而仅此还不够，一部年谱的质量更取决于对文献做出审慎的辨析与考证而创为新说。《新编》于谱主身世、人际交游既“补”又“正”，多有发明，使很多问题得以澄清与解决。所谓“补”，就是在前人所不及之处细加考订，使许多细微而湮没不闻之史实凸显出来。如著者对元和四年元稹使东川之行程之考订；如元稹分司东台时所弹劾事中之内园司、孟升进柩、飞龙使养子、“主计者”误命牛车诸事均与宦官有关，从而使元稹元和五年敷水驿遭宦官报复得到更合理、更有力之支持；如对元稹元和十年自京赴通州之行程与路线之考订，使元稹迟至通州之原因及元稹与裴淑结婚之时间地点得到确证。所谓“正”，就是对前人研究之失误进行订正。如元稹贞元十九年任秘书省校书郎前曾有赴河中之行，卞谱据元稹《赠别杨员外巨源》：“忆昔西河县下时，青衫憔悴宦名卑”，认为是做河中府西河县地方小吏，著者经过缜密考辨，认为此时仕于西河县者为杨巨源而非元稹，微之河中之行属于守选期间的漫游而非仕宦。又如学界多据《唐诗纪事》卷八一所载《毛仙翁赠行诗》及《云溪友议》卷下《艳阳词》认定长庆二年元稹拜相前居安仁坊，实际上二者均误。《新谱》据两《唐书?元载传》、《唐两京城坊考》卷二所引《唐实录》及相关资料相比勘，认为 “居安仁者、授‘天禄畿尉’者均为元载而非元稹”。这样通过细心比勘，互相印证，使前人的失误和以讹传讹得到纠正。 二、补正元稹作品系年：对元稹诗文之系统系年，始于卞谱。卞先生筚路蓝缕，细致考辨，对元稹绝大多数诗文进行了系年。但由于当时研究基础比较薄弱，可资借鉴者少，因此，有些地方难免不尽如人意。《新编》本着慎思、明辨、精审的态度，对存疑歧异或误断之处细加考辨，予以匡正，使元稹诗文之系年更加详尽审慎。譬如《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见元集卷十三，卞谱系此诗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实误。元稹长庆元年十月后已解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之任，与题下自注时“予任翰林学士”相抵牾。《新编》经过缜密考证，认为乐天原唱作于加朝散大夫之前。白氏有《祭李侍郎文》，署衔为“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是长庆元年五月十日仍未官至五品。白氏又有《新秋早起有怀元少尹（宗简）》：“光阴纵惜留难住，官职虽荣得已迟”，此“新秋”为长庆元年新秋，而白氏自元和十五年末至长庆元年十月十九日职官未变，“官职虽荣”显指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一事。故白氏原唱必作于长庆元年五六月间，元氏酬和亦当在此时，题下注“时乐天为中书舍人”，指白氏为主客郎中、知制诰，而非实授中书舍人。再如《新编》系于大和二年（828）初的《除夜酬乐天》，因乐天原唱作于长庆三年（823），卞谱据以系元诗于是年，越州作，实误。元诗尾联云：“莫道明朝始添岁，今年春在岁前三。”白诗末句云“明年半百又加三”。由于是除夜，“明年”实即“明朝”。查长庆三年至大和二年立春在“岁前三”者，只有大和二年。元诗又云：“虚涨火尘龟浦北，无由阿伞凤城南。”“凤城”指长安，而大和二年元稹正在长安为官，与诗意相符。因此，《新编》认为元氏此诗当为大和二年初“异时追和”之作，是令人信服的。《新编》此类精审的辨析所在多有，多达50余处。另外，除对元稹唱和诗及有关诗作系年外，《新编》还尽可能地检出与其有关之唱诗或和诗，并一一注明其唱和类型（一般、用韵、依韵、次韵）。从文献的细微末节处追寻蛛丝马迹，从作家生平考察和作品的解读中探幽发微，明察善断，著者目光之犀利，判断之准确，不能不让人佩服。 三、辨订伪作，辑录佚作。对谱主作品之辨伪辑佚是年谱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白居易《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元稹有文集百卷，但北宋时已散佚严重，建安刘麟父子辑录刊刻之时，已有一些伪作存乎其中，其后马元调等人所补，亦未能尽善。中华书局1982年版《元稹集》，以明杨循吉影宋抄本为底本，汇校诸本，多有续补，颇有功于元稹研究，但也存在着诸多校勘不精、误收误补等缺憾。伪作、佚作之存在，难以对元稹进行全面真实的研究，还作品作者之本来面目实为必要且急迫。辨伪、辑佚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既需要在浩渺的典籍中竭泽而渔、爬罗剔抉的功夫，又要有心细如发、目光如炬的识力。《新编》于此用功甚深，多有创获。如《自述》一诗，《全唐诗》卷四二三收于元稹名下，卷三○二王建《宫词一百首》其七又录此诗，题下注：“一作元稹诗。”卞谱据范摅《云溪友议?琅琊忤》所述定为元稹诗，并认为 “宋人已误以元诗入王集”。《新编》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认为宋人姚宽《西溪丛语》卷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三一、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四均列此诗于王建名下，不误。其理由一是范氏所言与元稹仕历不尽符，二是语意模糊不明，自相矛盾。细绎诗意，所谓“延英引对碧衣郎，红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自问，宫人手里过茶汤”云云，似乎皇帝于延英殿召见应制举人，且亲自主持考试。元稹应制举在元和元年四月，据《登科记考》卷十六，是年宪宗新即位，“以制举人皆先朝所征”，而命宰臣以下监试应制举，未尝亲自主持考试，故不可能是元稹“自述”亲历 ，此诗作者为王建无疑。另如《与卫淮南石琴荐启》，见中华书局版元集外集卷八续补二，而实为柳宗元所作；《授杨巨源郭同玄河中兴元少尹制》，卞谱失载，吴伟斌《元稹诗文编年别解》一文认为是元和十五年十月至长庆元年十月间元稹知制诰时所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而杨氏长庆三年春犹官国子司业，四年方迁河中少尹，元稹时已在越州刺史任上，断无草制之可能，故为伪作。如此等等，这种求真务实的学风，对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大有裨益。 对元稹诗文的辑佚，南宋有洪适，明代有马元调，20世纪又有孙望、陈尚君、冀勤诸位学者勾冗辑录，历时千余年，似已无可为之余地，但经相录君的细心翻检仍大有所获。如扬州诗局本《全唐诗》第七函第十册载《正月十五夜呈幕中诸公》原题徐凝，同书同函同册又载同人《奉酬元相公上元》。著者细绎诗意，两相比较，认为： (1)二诗内容密切相关。前诗写自己“正月十五夜”“独坐重城”，不得如“二万七千人”一样“步月游山”，慨叹时光流逝，而后诗则劝慰他人官高权重，阅历丰富，“曾经沧海”，不必羡慕他人元宵(“上元”)游赏。二诗前唱后和，主从分明。(2)二诗为次韵唱和，均依次押“人”、“身、”“春”三韵字。(3)徐凝占籍浙东睦州，长庆三年曾至杭州谒白居易，白氏首荐之，不第。大和四年复至洛阳谒白居易；徐凝与元稹亦有交往。元稹观察浙东时，徐凝作有《奉酬元相公上元》、《酬相公再游云门寺》、《春陪相公看花宴会二首》。元稹节度武昌时，徐凝作有《自鄂渚至河南将归江外留辞侍郎》，故徐凝自言“一生所遇唯元白”。徐凝以布衣终，与前诗作者身份不符。而元稹长庆二年以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相后出为同州刺史，转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与前诗作者身份极为相符。(4)唱诗与和诗是组诗中不宜断然分开的两个部分，唐人在编辑唱和诗时往往兼收唱诗与和诗，在流传过程中如果一方唱诗或和诗的署名遗落，后人就自然而然地把唱诗与和诗混为一人之作。署名徐凝的前首诗应为元稹唱诗，诸本《元稹集》及《全唐诗补编》均无，应补遗。此发现令人兴奋不已。王充《论衡?案书篇》云：“相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正此之谓也。《新编》中补遗不下十数条，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信服。相录君目前正承担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元稹集校注》，以此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必能廓清榛莽，推出一部更臻详备而可靠的元稹研究文本，而大有功于元稹研究乃至唐代文史研究。 年谱的编纂本非易事，出自一位青年学者之手更令人叹服。《新编》当然也难免存在着一些可以讨论与商榷之处。比如，贞元十六年谱文：“在普救寺，春，与‘崔莺莺’恋爱”，贞元十七年谱文：“春，……与崔莺莺通信”。这实际上是以“小说”为实录，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之嫌。《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历来有元稹“自寓”、“自传”之说，也得到了不少著名学者的支持，但即便从考证的角度上说，也总有一些纰漏无法自圆其说。普救寺，不过是小说中的一处场景罢了。元稹有诗《梦游春七十韵》，一般认为是《莺莺传》的“姊妹篇”，是论证张生即元稹本人的最主要证据，此诗所遇之仙，即“会真”之意。可是“会真”之地，就不在普救寺，而在桃源洞府：“昔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梦入深洞中，遂果平生趣。”故若元稹确有此一“绯闻”事件，则普救寺与山洞云云，都是假托之地，相信故事发生在普救寺，而不信它发生在桃源洞府，又有何凭据？从事理上说，崔莺莺若是世族高门女子，张生就没必要抛弃她另娶高门韦氏女；若崔是妓女，唐人风俗跟妓女“始乱终弃”，也无伤大雅，元稹无须托名“张生”，张生（元稹）也不须造一番“忍情说”来自我辩护。“小说”毕竟不同于史实，不应该泥指，故说张生形象中有元稹的影子犹可，说影子就等于本人则非，以此来勾勒作家生平，编入年谱，笺校作品，尤当谨慎。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点粗浅看法，未敢必是，特提出以求教于相录君和学界方家。另外个别地方的语言表述不大合年谱“达”、“雅”之要求。如元和二年下列元稹弹奏剑南节度使事，云：“弹劾取得部分胜利”、“此举得到百姓好评”，用语似乎过于“现代”，而“谈恋爱”、“结婚”云云，又太过“摩登”，“春节”之称也是晚近以来才有的说法。当然，相对于本书的学术水准与成就而言，这些不过是白璧微瑕，相信相录君在进一步拓展其研究计划时会不断完善自己的课题，从而带给学界更为令人瞩目的成果。笔者衷心祝愿并翘首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