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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独一无二的纯洁和认真 早在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市一个区做团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见到君宜同志了。她当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她写了一些谈青年人思想修养的文章，写得很好，如《妹妹的故事》等。一些学校的团总支请君宜去做报告，我作为团干部前往旁听，发现她说话又急又有些口吃，和她的干净流畅的文笔相比，她的口才实在不强。 一九五六年，我发表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君宜同志主编的《文艺学习》组织了讨论，赞成与批评的意见都很热烈。她约我到她家里去过，同时见到的还有当时任市委书记的杨述。她(他)们与我交谈，是抱着关心帮助循循善诱的师长的态度的。他们的观点其实非常正统，但他们都十分与人为善。 后来由于毛主席的干预，《组织部……》的风波暂时平安度过。当然，等到反右开始，毛主席说过话也罢，刘少奇打过招呼(见今年第一期《百年潮》上的有关文字)也好，都没能保得住我，我还是在劫难逃地落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情况刚刚好一点，我就收到当时由君宜同志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信，继而，她与黄秋耘同志多次与我见面，他们千方百计地帮我想办法，希望《青春万岁》能顺利出版。君宜还把我的短篇小说稿《眼睛》转给《北京文艺》发表。但后来很快“精神”又变了，他们对我的呵护，也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文革”中她去过一次新疆，我去看望她，她是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似乎不认识我。她吓坏了，她其实是不敢与我交谈。到了一九七六年，我爱人回北京探亲，她受我的委托去看望君宜，君宜也是一句话也没有。我理解，君宜是一个极讲原则讲纪律极听话而且恪守职责的人，她不会两面行事，需要划清界线就真划，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后。同时，我从来没有对她的与人为善失过信心。 进入新时期以来，她是极端认真地拥护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并身体力行之的。她写出反响巨大的《思痛录》来绝非偶然，她用外在的要求克服内心的良知的经验太多了，她必须把这些“痛”告诉读者。 同时她是一个极诚实的人，最利索的人，从不模棱两可，从不虚与委蛇，从不打太极拳。办事，她没有废话，没有客套，没有解释更没有讨好表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你与她打交道也时而觉得太“干”得慌；由于形势的原因，她认为不能与你交谈更不能帮你的忙，那就干脆一句话都没有。她确实是做到了无私，她不承认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世故。她也算是绝了。而最好的情况下，如果她与你的意见不一致，她也绝不照顾关系，哼哼哈哈。例如，八十年代我曾在某个场合说过文学总体上看是人类的业余活动的话，君宜不赞成我的话，她立即也在一定的场合表示异议。 君宜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她写作速度极快，而且能够抓紧一切时间，有一次在机场等飞机时，我也看到她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她退下来后病中写下那么多好东西就是证明。然而，她长期服从党的安排做编辑工作，硬是牺牲了自己的写作，同时她帮助了那么多青年作者脱颖而出。这也表现了无私，这令人肃然起敬。 我常常想，在中国这个古老和讲谋略的国家，在有过那么多战略战术的国家，在经过了那么多沧桑和现代后现代炒作和姿态以后，还有君宜同志这样认真和纯洁的人吗？我不敢多想了。1999年1月 冰心———最本色的中华小老太太 与世纪同龄的冰心比我的父母还要年长十来岁，我的父辈已经是她的读者了。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买了一本旧版的“全一册”《冰心全集》，我至今记得我的父母看到这本书时眼睛里放射出来的兴奋的光芒。 那时我就读了《寄小读者》《英士去国》《到青龙桥去》《繁星》和《春水》，在写母爱、写童心、写大海的同时，冰心同样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思。 五十年代我读过她的一些译作，像泰戈尔，像纪伯伦，我真佩服她的博学。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我才有机会与她老人家有所接触。她永远是那么清楚、那么分明、那么超拔而又幽默。她多年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但是她身上没有一点“洋气”，她是一个最最本色的中华小老太太。她最反感那种数典忘祖的假洋鬼子。她八十年代写的小说《空巢》，表达了她永远不变的对祖国的深情。她关心国家大事，常常有所臧否。她更关心少年儿童，关心女作家的成长，关心散文创作。她既有时人们爱用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心，又深知自己的特色，知道自己适合做一些什么，她不是只知爱惜羽毛的利己者，也不是大言不惭的清谈家。 她常常以四两拨千斤的自信评论是非。她说一件事怎么样做就是“永垂不朽”而换一种做法就是“永朽不垂”。她说她不喜欢的一本刊物“只消改一个字就行了”。她的话令人忍俊不禁。她会当面顶撞一些人，说“你讲的都是重复”。而对她不喜欢的人不自量力地去求字，她就问：“你带了纸来了吗？你带了笔来了吗？你带了墨来了吗？没有这些，怎么写字呢？”她说起她的这种“狡猾”地摆脱纠缠的故事，自己也禁不住得意地大笑。 她更乐于自嘲。她自称自己是“坐以待币(毙)”，她解释说是坐在家里等稿费———人民币。在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去世后，她说她已经能够做到毛泽东倡导的“五不怕”———不怕离婚了，此外她已年逾九十，所以不怕杀头，也无官可罢无党籍可以开除。一九九四年她大病过一场，我去看她，她说：“放心，这次我死不了，孔子活了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四，谢子(指她自己)呢，要活九十五。”如今，九十五早已超过了，这就是“仁者寿”的意思吧。 然而对于国家大事，她是严肃的，她拿出自己积存的不多的稿费捐赠给灾区人民，她又拿出自己的钱办散文评奖。 她近年身体益弱，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连眼睛都睁不开了。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是清醒的。后来，她的身体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有一次我又去看她———她正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我劝她，不必满足一切记者的要求，您累了，闭目养神可也。她回答说：“那不等于下逐客令吗？那怎么好意思呢?” 我过去说过，冰心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文艺生活里一个清明、健康和稳定的因素。现在她去了，那么，回忆她、阅读她，这也是一个清明、健康和稳定的因素吧。在遇到困扰的时候，在焦躁不安的时候，在悲观失望的时候和陷入鄙俗的泥沼的时候，想想冰心，无异一剂良药。那么今后呢？今后还有这样大气和高明、有教养和纯洁的人吗？伟大的古老的中华民族，不是应该多有几个冰心这样的人物吗？ 1999年3月 （摘自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