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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4日，49岁的蔡元培先生乘坐马车缓缓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在接下来的一场极富震撼力的演讲中，他为现代中国的大学精神定了一个恒久的调子：“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对学生如此定位，那也必然牵系着对老师，以及对大学制度的苛求。而惟有“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的风气，才能使得激情昂扬的宣讲不至于沦为流行的空谈。回望往昔，我投向实践家蔡元培先生的敬仰，却要超过那个学识渊博的讲演者———毕竟言说之易与践行之艰是最鲜明的对照，而蔡先生却真正落实了对中国教育的许愿。 对一种精神的缅怀，或许构成了陈远编著《逝去的大学》的最大理由。 一个事实是，国家的危难成了教育的幸运，如清华、燕京等大学的诞生，正依赖于西人的力量。不得不承认，这确实促成了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建构。吊诡的是，幸运的大学又必须承当起国家的不幸，政治与文化上的耻辱，使得博大的校园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最终，“独立于政治”再度化为中国大学的奢望，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代，只会让蔡元培和胡适们惊恐失措。大学精神在短暂的蓬勃之后，又陷入惨重的沙化时期，无法自拔。 近代中国的大学历史，就是一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突围历史。但这突围是失败的。也许今天的部分大学已冲破意识形态的严密罗网，但我们发现，它们所坚守倡导的大学精神，哪里还能映照出1917年蔡元培北大演讲的影子。政治的敌人未尝覆灭，经济的压力又兵临城下，而先人们召唤的大学之魂，却已飞散至九天之外。所以，我愿意———也只能———这样肯定《逝去的大学》一书的价值，在我们为当今大学的贫乏景象失望叹息的时刻，它从陈旧光阴里还原出一张鲜活灵动的大学面孔。而这又不仅仅是一张单纯的脸谱，它的背后，既潜藏着血液的流淌，又有着骨骼的支撑———前者是大学的理念，后者是贯彻这种理念的大学校长与教授们：从燕京大学到光华大学，从司徒雷登、蔡元培到胡适、梅贻琦。这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哀思的时机，一个怀念的理由，一种招魂的可能。 《逝去的大学》 陈远编同心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