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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在《思想背后的利益》一书中批判了伏尔泰、狄更斯、以赛亚·伯林等一批欧美知名文人，利益不同程度地妨碍了他们思想的连贯和澄明。在大量主“破”的文字之间，一篇写萨义德的文章却颇为难得地“立”起了一个当代学者。陆建德引用福柯的话———“不屈不挠的博学”———为萨义德的形象做注。 萨义德站在忠实的锡安主义者伯林的对立面为巴勒斯坦人民呐喊，正值美英联军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之际，挺身而出为巴勒斯坦同胞说话。然而，萨义德之所以能够赢得“斗士”的美名，却并非完全基于他为本民族的辩护。他在《知识分子论》中引述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的观点：“班达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不再以集体式的热情来思考，而应该集中于超越的价值，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作为知识分子，他的视野要比深深卷入纠纷之中、为一方效劳而反对另一方的同行开阔得多。萨义德明白，在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中，知识分子应该超越于对立双方之上，凭借对整个世界的关怀，贡献可以引导和平的思想。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色，比之忠诚的锡安主义者伯林，两人高下立判。 《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本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书，已经触及了二次大战前后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知识分子也热衷于裹挟其中，成为班达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识地引入政治激情（这是不是我们经常期待的一种写作？），然而，这些激情———阶级激情和民族激情———本身来源于群众的自觉，它们令知识分子的思考不再独立。班达并未免除知识分子关心政治的责任，他反对的毋宁说是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随意让政治激情渗入其写作（“他们本来的职责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人的精神运动及其冲突”），更反对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有意识地让历史为政治服务”。 200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知识分子的背叛》，译者孙传钊，此本不但没有正式版权，且翻译、编辑、校对质量之粗劣程度惊人（如把著名法国汉学家艾田蒲译为“爱迪安勃尔”），语不成句，导致一部如此重要的著作没能引起任何反响，甚至被许多人认为不值一读。今年，一个正版、合格的中译本终于得以面市，班达的警告在新世纪仍然有其魅力，每一个有关怀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反省：自己的头脑在受什么样力量的左右。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 朱利安·班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