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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偲 《春秋》尽管有决狱断案之妙用，却与文吏之舞文弄法、务求严苛有着本质不同，《春秋》在对历史人物评价时主张“原情定罪”、“赦人之罪”，在讲合法合礼的同时，也注重合情合理。  注重合情合理（资料图 图源网络） 所以董仲舒在总结《春秋》义旨之时，历数楚灵王、晋厉公、鲁庄公等“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内恕，求备于人”而导致或不得善终，或身后国乱之后，指出“《春秋》缘人情，赦小过”，并指出这是经中的“君子辞”，所谓“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因行事，赦小过”。 在“许止弑君”这件事上，就体现出了《春秋》赦人之过，不求全责备的意思。许悼公患有疟疾，世子止进药，结果悼公饮药之后暴卒。在过失杀父后，许止没有继承君位，而是让给了兄弟，一年后悲伤去世。《春秋》在权衡此事时，认为许止并无弑君之心，他的罪过在于进药时没有尝药，所在秉笔直书记载“许止弑君”的同时，也原情定罪，在另外一个地方写到“葬许悼公”，没有按照通常的弑君之例书写，算是赦免了许止。根据董仲舒的看法，在评价“赵盾弑君”时，《春秋》也秉持了这种风格。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资料图 图源网络） 《春秋》“赦人之罪”是在深明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一道理之后的深刻之见。其实《诗经》中《伐柯》篇讲得也是这个道理，所谓“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宋儒朱熹从义理的角度对这句诗进行了解释：“‘执柯以伐柯’，不用更别去讨法则，只那手中所执者便是则。然‘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若此个道理，人人具有，才要做底便是，初无彼此之别。”就是说，人性本善，为人人所具有，有的人有过错、有不足，不是其性本恶，而是由于被物欲所染，渐渐远离了其所固有之善。 因此，人改过迁善靠的不是别人强制和灌输，而是依靠自己内心所固有灵明的觉醒；教育因而也不是外在的，而是根植于人的本心。就个人修养来说，也不是拿别人的道理规范自己，而是自己天命之性；就用人之道来说，也不应苛责别人，正如《大学》论“絜矩之道”所言的“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絜矩之道（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地理大发现后几百年以来的国际体系盛行丛林法则，霸道横行，王道不足，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凭着一时气力的充足，奉行双重标准，西方中心主义盛行，同样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就是十恶不赦的，到了自己身上就是纤芥之疾，甚至是优越性的展示。这种思维挟着几百年来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蔓延到全球，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进而导致温情和敬意缺乏，人际关系有趋于丛林化、野蛮化的危险。 当下，很多人反“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之道而行之，重视所得甚于付出，苛求别人胜过严于律己，每一个人都希望子女孝顺懂事，但很少有人时时刻刻去问自己对父母是否尽了孝道；每一个人都希望朋友仗义，却不问自己是否做得不足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春秋》赦人之过，不求全责备，不论对我们与人相处，还是用人都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